“我觉得生命就是一个剧本，出生时剧作开场，结尾是骨灰盒，中间所有曲折、高潮……所有情节安排由你决定。你是你最好的编剧、最好的导演、最完美的演员。大家要珍惜时间。”5月27日晚，作家、编剧刘恒来到北京电影学院“北影大讲堂”，为学子们带来了一场饱含理想与激情的创作分享。活动最后，70岁的他笑着对同学们说，不要把他的话太当回事，“每个人的道路是自己走出来的”，尽显长者之风。

刘恒最早凭借小说《狗日的粮食》在文坛一炮而红，转战影视编剧后，文坛、影坛“两开花”。他参与编剧的电影包括《本命年》《菊豆》《秋菊打官司》《集结号》《张思德》《金陵十三钗》等，与谢飞、张艺谋、冯小刚、尹力等导演有过合作。

谈及合作过三次的导演张艺谋，刘恒坦言，他非常佩服张艺谋对外部世界观察的细致入微，还有惊人的行动力。他回忆，当年张艺谋有一个电影项目已开机，不知什么原因中途停机了，张艺谋在报刊亭一本刊物上看到一个短篇小说《万家诉讼》，当机立断让制片主任飞到北京找刘恒，说要改这个作品，这就是后来的《秋菊打官司》。

刘恒评价，张艺谋对自己的职业特性始终有清醒的认识。“有人因为环境不符合内心期许，停止了职业上的进取，要等待最好的时机再干；有的人拍了一部不太受欢迎的作品后跟观众斤斤计较，想筹备一个完美的作品来打你的耳光，一筹备四五年，风向早变了，作品拿出来又落伍了。张艺谋在各种议论中始终往前走，骂就骂，失败就失败，跌倒了爬起来，接着往前走，不停做事。”刘恒告诫年轻人，在任何情况下，行动对创作者来说都至关重要，如果等一切客观条件都完美了，可能时间已经流走了。“在行动中纠正自己艺术追求上的偏差，追求自己的目的和利益。鱼和熊掌不能兼得，兼得当然更好，实在不行，那我们得一个也行。

编剧的地位和作用常常在影视行业中被轻视和忽视，刘恒坦言，他自己比较幸运，对此现象没有太明显的感觉。他认为，不能追求电影界对编剧额外照顾，真正的江湖得靠自己去拼。“我相信所有对编剧的忽视和歧视都会被反噬，最后回旋镖会打到电影本身，质量会下降。”

沉浸式写作，或者说忘我的写作状态，作为刘恒的工作习惯，一直为人称道。开始写作时，他会躲到一个安静的地方，极其投入、甚至有些神经质地创作。《张思德》最后四分之一的剧本，他在喝了一瓶葡萄酒后，一晚上写完。刘恒说，创作虽然艰苦，但也非常过瘾。“灵感是对创作过程中受苦受难的人最大奖赏。写作中那种被逼急了把自己命搭上去的感觉，是一种完美的自我救赎。作品完成之后，极其欣慰、快乐。”他希望创作者都能享受这种灵感和激情。

刘恒作品中的人物语言以准确鲜活著称。谈及编剧的台词功力，刘恒觉得可以从保持听觉敏锐开始做起。他说自己训练助手，是让他们在公交车、地铁、菜市场等公共场所听不同的人说话，仔细观察其节奏、口吻。后来，他还让助手们每天写100句台词，自己设想人物关系，比如法官和犯人、妈妈和女儿等，锻炼台词功力。“只有在生活里积累了丰富经验，对人有充分认识，对语言及语言后所隐藏的复杂内容有清晰理解和积累的人，才可能在剧作上，尤其在台词上有完美的收获。”

从《本命年》《秋菊打官司》里的市井小人物，到《张思德》《集结号》中的平民英雄，再到电视剧《少年天子》里的帝王将相，刘恒笔下的人物形态各异，但在他心中却一脉相承，死亡是他始终凝视的主题，而电视剧《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中里的乐观主义，则代表了刘恒的另一种创作姿态和人生姿态。对此，他回忆起疫情期间自己与妻子足不出户、朝夕相处，妻子反而觉得特别幸福。“我突然意识到，给予亲人温暖和关怀，是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比较容易做到的事情。推而广之，我们在生活里跟合作者相处，我们碰上这些人是多大的缘分？善待身边的人，原谅他们的弱点，看到他们的优点，向他们学习，不要计较合作中谁分的多一点谁分的少一点。让身边人感到温暖，哪怕点滴幸福，也很有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