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家访：我的二本学生2》 黄灯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黄灯老师的“家访”堪称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在网络交流无比便捷的当下，黄灯依然信奉面对面，信奉交谈的力量，以自己的行动重建与学生、家长、村落、溪流、山谷和大海的广阔连接。她用自己的脚丈量学生的来路，用自己的眼睛观察学生家乡的物候，用自己的心体悟学生的家教与成长，用自己的笔记录沿途的风景：交通工具、农作物、乡村的风光、宗祠建筑……从云南腾冲到最东的潮汕，黄灯横跨了广阔的南中国，她参考了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方略，将二本学生作为一个整体概念送上热搜；但并不像人类学家那样渴求得到确切的数据、表格、概率和结论，而是以文学记传式将二本群体还原为一个个活泼并困惑的青年，呈现他们内部的参差与对照。每个人都犹如一颗种子，哪怕无名的小花也能在微醺的春风中开放，盛大的牡丹并不能取代米小的苔花。熟语说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反过来同样成立：鸿鹄安知燕雀之心？细小、仁慈亦是独特的价值。在同一所学校，受教于同一群老师，每粒种子依然长成自己的模样。这是生命本来的神奇。

恰逢寒假，细细阅读黄灯的“家访”。“正敏通过与家人的重新链接，不但学会抛开个人的情绪，重新理解了爸爸和哥哥，也重新理解了背后的家庭在整个社会结构中的位置，看到了社会剧烈转型过程中，每个家庭成员正在遭受的流动性命运。”是的，我们都在流动性中，全球化带来高频的流动，高铁、高速、数字化加剧了流动。每年、每天、每刻……巨大的不确定性包裹着我们，犹如空气。需要很多的心力来应对这种虚空与无力。正敏通过课题组的调查和写作，不仅理解了母亲的越南身份，也理解了自身家庭的独特性，感受到书写与“看见”的神奇，获得坦然接纳自我的力量，并认识到“赤诚地接纳自己，是人一生必经的功课”。“去家访”像一张票根，让我在空无中找到一种实存，从共同体中看到自己命运的镜像。

美国人类学家罗伯特·雷德菲尔德在《农民社会与文化》（1956年）中提出“大传统”与“小传统”：“其一是一个由为数很少的一些善于思考的人们创造出的一种大传统，其二是一个由为数很大的、但基本上是不会思考的人们创造出的一种小传统。大传统是在学堂或庙堂之内培育出来的，而小传统则是自发地萌发出来的，然后它就在它诞生的那些乡村社区的无知的群众的生活里摸爬滚打挣扎着持续下去。”藉由这个大、小的区分，我们会更容易看见黄灯的用心：二本学生是在探索“大传统”，家访则是在追溯“小传统”，二者共同形塑了当代青年的精神世界。二本学生乃青年中的多数，大多野蛮生长，他们所承载的问题和生机乃当代中国的精神症候。事实上，家访呈现了诸多丰富的细节。二本学生的家长职业杂多，五花八门，有木雕工艺人、卖豆腐的、做包子的、修理工、种茶的、赶海的等等，还有很多是职业不一、居无定所的打工族，他们一直忙于生计，几乎不曾进入稳定期，对孩子未来的规划更是无从提起。对有些偏僻的地方，这个二本孩子是村子里第一个大学生。不同的地域差距实在是云泥之别。

《我的二本学生》及《去家访：我的二本学生2》是“有我”的写作，与黄灯的成名作《一个农村儿媳眼中的乡村图景》具有呼应关系，城市化、流动性、城乡关系、社会结构，以及女性的敏感、及物、具象始终是她这样一位70后学者展开思考和写作的原点。她永远将自己放进去，身为儿媳妇、身为教师、身为母亲、身为学者、作家……诸多身份的融合形成了黄灯写作的特点，最重要的依然是她的个性——天真无惧。黄灯的家访率性，说走就走，并没有固定的抽样计划、采访提纲，交谈伴随不同的家庭生活随意而自然地展开。生活大于剧本，枝蔓引向旁逸斜出的风景。字里行间亦不掩饰她的笑与希望、她的泪与叹息、她的悲悯以及对城乡关系、当代教育的再思考。

于我，黄灯的非虚构写作至少有下面几点意义：

一、《我的二本学生》和《去家访：我的二本学生2》两书呈现了阔大的南中国，从乡土到城镇、都市，每个移动的人，每道流动的风景，都与时代同频共振。在中国，一个二本学生背后不仅有父母、家族，甚至有整个村庄的重量。他们从小村子来到大都市，对于整个故乡是一种能量的流动。家访既让她切身感受到尊师重教的文化传统，她的到来亦为乡村赋能。

二、“二本”见证了大、小传统的互渗，传统本来就处在不断更新和不断积淀的交织中。“大传统”以教育对社会进行分层，“家访”则进入学生家乡不同的“小传统”：腾冲的手工艺培育了章韬的耐心与怜惜心；天台上的独处时光滋养了源盛的写作梦；对母亲身份的困惑使正敏勇敢地“把自己作为方法”，进行非虚构写作实践；潮汕强大拜老爷的传统和强大的经商观念让曾在深圳打过工的晓静妈妈很快融入地方文化，书中描述了晓静妈妈摩托飙车的速度与激情，这些细节在无形中熏染着晓静的独立自强。城乡差异、地域差异、家庭差别让社会分层无处不在，家庭教育从根本上塑造了个体，奠定了他们理解人生、应对世界的基本方式。黄灯笔下的黎章韬、早亮、正敏等孩子身上，都呈现了上一代父母的精神基底，这些孩子顽强的坚持、不屈不挠的奋斗更多地来自家庭的熏染，来自父母和祖辈的身教，来自鲁迅归纳的“埋头苦干、拼命硬干”的民族精神。黄灯没有简单处理劳动和苦难，她时时意识到用以谋生的乡村劳动像双刃剑：一方面文学作品歌颂劳动者，赞美苦难对人意志的塑造；另一方面我们也认识到重复劳动对生命的耗损，还有苦难本身包含的残酷。田园牧歌来自距离和想象，黄灯决然放弃，如实秉笔。

三、我常常感喟于黄灯的女性视角，女性往往更容易从边缘处感受时代的变化。坐在书斋里的你怎么能够想到：是一个没有身份的、买来的越南母亲，徒手在镇上起房子，毅然离家打工供女儿上学，女儿还要经常被迫接济不争气的哥哥？你如何能够想象：是继母坚持让寄养在乡下奶奶家的文瑜回来读书，才让姐弟都上了大学，与其他亲戚家拉开了差距。我们的文化以妇人之仁贬抑女性，殊不知，正是沉默的部分支撑着历史的演进。普通人的故事同样可歌可传，她们汇聚成河，清晰地倒映着鲜活的时代图景。

家访增添了当代生活的能见度与弹力，呈现那些不曾被高考纳入的素质、适应生活的多种能力：蛋炒饭、帮弟弟洗澡、扶助老人等等。成功学垄断的单一阐释让我们对人生的理解极为偏狭，决定着个体的幸福感与丰盈度的从来不是一场考试！关于二本学生的写作像四通八达的蛛网，代际更替的历史视野与同代人意识构成网节，时代的重大问题经由叙事的经线通向每个具体的家庭和个人；我们分享同一个时代、同一套“大传统”，又以个体的努力建构“小传统”，两种传统共同形塑古老中国的坚韧、广阔与新活力。

我常常从这些微茫的个体中读出我自己、我的母亲和漫漫的人生来路。有时候我会陷入深深的沉思，意识到自己作为教育工作者的责任，忍不住给黄灯点赞，为这群二本孩子加油。借希腊诗人卡瓦菲斯的诗句与广大学生共勉：愿你的道路漫长，充满奇迹，充满发现。

（作者为暨南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