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里的长城

《我与长城的故事》征文选登

与北京日报社颇有渊源，上世纪80年代，在同事的鼓励下，我参加了《北京晚报》举办的一次摄影比赛，幸获小奖，从此便得无穷动力，走上了摄影的不归路。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我在创作之路上凭“两条腿”稳步前进：以镜头记录“别样的故宫”和“诗意的长城”。

无论是在我心中，还是在艺术创作中，长城都占据极为重要的位置，是我取用不尽的灵感源泉，也值得我用心血呈现其美。长城是祖先为我们垒筑的奇迹，在时间的长河里，它历尽沧桑，凝结着厚重的历史和自然伟力。我已经拍了三十多年，但我认为穷尽今生之力，仍无法尽然展现长城的魅力。

我与长城的渊源，是“先结婚，后恋爱”。记得第一次登上八达岭长城时，和所有的游人一样，对长城只有停留在口头的赞叹，而缺乏更为深刻的认知和感悟。后来，我逐渐从已成为景区的长城段走远，专门去荒山野岭，在不知名的残破城墙上才找到了创作的欲望。

相比拍摄其他古代工建，拍长城难度更大。拍摄故宫还可以利用错觉，利用光影效果，而长城却无法用那些简单的符号如细化、琐碎的点去诠释。所以，在我眼里，拍长城是一个巨大的工程，要用自己的生命去调度时间和空间：时间上，我讲求不等不靠，不刻意借助云雾的掩饰和装点，而是立意拍实实在在的长城；空间上，一步步拉宽作为摄影师的探索范围，走遍长城沿线。

多年来，我拍摄长城，也尊重长城、敬畏长城，既避免将长城拍成一般化的风景，也不刻意追求奇特气候对长城的修饰和润色。既不把长城当作影像资料，只求拍得多而全，也不把长城当成玩光弄影的小摆设，而是立足于一个“走”字，在东张西望中，从长城身上找寻一种不期而至、充满诗意的感动。

年少时，我曾经也做过诗人梦，但人生转向，踏上摄影之路。不过，我仍然可以用“写诗”的方法去拍摄长城。我记得拍摄我的摄影集《长城野韵》中的那些照片时，我尽力去还原长城的两重诗意：第一重就是英雄主义史诗。长城由砖、石、土与砂砾筑成，带有一种男性的野性力量，凝聚了中华民族太多的冀望。第二重就是生活的诗意。从我的镜头中，可以看到在颓圮的长城墙体下面，牛羊悠然走过；劳作间歇的老农，靠墙小憩；收割后的庄稼地，开满油菜花、荞麦花……这就是如陶渊明田园诗一样的农耕民族独有的生活气息，带着浓厚的诗意。在我看来，当防御的意义逐渐弱化，长城留给后人的，应该是烽烟散尽后的平和与淡泊。

长城的历史纵深感，的确会让每一个看到他的人产生敬意和虔诚，尤其是其内含的英雄主义会让摄影师误入歧途。我在拍摄长城时，也注意保持冷静和克制，把所谓主义和风格放一边，追求“有灵魂的摄影”。这就要求摄影师把自己融入进去。我之所以秉持“看不见的长城”概念，就是要摒弃“游客视角”。因为，长城深藏无限，必须耐心寻找；长城曲折无尽，很难一眼望穿；长城沉默无言，只有用真心去感受，它才会对人开口……许多年以来，我带着相机，沿着长城，从东走向西，从西爬向东，忘掉了那些概念、象征、意义，而是凭着自己的血肉与长城零距离接触时的感觉，去重新发现那个寡言的、那个深藏的、那个真实的，也就是那个我们所谓的“看不见的长城”。只有去雕饰、求本色，放弃“匠心”，坚持自然，才能让长城自己“说话”。当把所有“技术论”抛弃一边，我想，我可以越发逼近“大巧若拙”的境界。

拍摄长城，也是在阅读、研究长城，经过三十多年的积淀，在我的“心理版图”上也形成了三条长城：一条是空间上的风光长城，一条是时间上的历史长城，还有一条是与人有关的人文长城。恰是这三条“长城”融汇于我的心胸，也共同组成了我所有的长城影像。

每次去拍摄长城前，我都希望把心灵腾空，不带设想、不带概念，不受缚于过往经验或他人案例。为了开掘别人忽视或很难发现的视角，我和夜中的、雨中的、雪中的、雾中的、种种特殊气候中的长城交上了朋友。多少次翻山越岭，多少次顶风冒雨，多少次摔倒爬起，多少次彻夜不眠……这样的辛劳筋骨，与先人们修筑长城的艰辛相比，本不值一提，但心性上的磨砺让我受益良多。在几十年拍摄长城的经历中，有这么一段记忆让我难忘：在慕田峪长城附近，我迎难而上，从一段人迹罕至的长城残垣跋涉到了正北楼，猛然回首“箭扣”时，收获了一种豁然开朗之感。在那一刹，我仿佛洞悉了生命的含义，人生中受到的磨难似乎也烟消云散了。

长城本身就是一首伟大的诗，很荣幸，在千千万万为之写诗的影像诗人中，我是其中一员！

（作者曾任中国摄影家协会艺术委员会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