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联书店，在读者心目中一直占有特殊的地位，也是北京著名的文化地标之一。如今，这家书店已经走过近百年，它不仅出版学术著作，也强调阅读的乐趣、推出经典大众读物，还以“深夜书房”促进全民阅读，是深受读书人喜爱的文化乐园。

赓续学术出版传统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前身是20世纪30年代在上海创立的生活书店、读书出版社和新知书店。1948年10月，三家书店全面合并，在香港成立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总管理处。1949年5月，总管理处迁至北京。（2022年10月7日《北京晚报》14版，《忆往昔九十载风雨出版路》）

1951年，三联书店并入人民出版社，保留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的出版名义。1954年，在中央指示下，人民出版社内单独设立了三联书店编辑部，下设中国历史、外国历史、地理等六个编辑组，以出版各种社会科学古典著作的译本为主。

此后，北京多家出版社为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开始出版各种不同风格、不同学派的著作。1954年下半年至1957年上半年，三联书店出版了黑格尔的《小逻辑》《历史哲学》、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陈寅恪的《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张荫麟的《中国史纲(上古篇)》、夏曾佑的《中国古代史》、陈登原的《国史旧闻》等一大批有价值的学术著作。在其后的几十年间，这些著作一再重印，在新中国学术史上占据了一席之地。（1957年4月30日《北京日报》2版，《各种学派、风格的著作开始出版》）

“大作家的小作品”受欢迎

很多读者认识三联书店，最早是从1981年8月出版的《傅雷家书》开始的。这是一本对历经劫难而不失气节的读书人形象最有力也最有情的文字记录。（1982年1月31日《北京晚报》4版，《〈傅雷家书〉将与读者见面》）这本书成为当时通俗读物中的畅销图书，初版收集了1954年起傅雷写给儿子傅聪和傅敏的120多封家书，后几经增补再版，从最初14万字的小册子变成27万余字的大书，热销持续至20世纪末，1999年被评选为20世纪“百年百种优秀中国文学图书”。截至2000年时，《傅雷家书》发行已超百万册。（2021年1月8日《北京晚报》22版，《深入阅读〈傅雷家书〉的阶梯》）

随着《傅雷家书》的出版，这一时期尚是人民出版社一个编辑部的三联书店，相继推出了一系列“大作家的小作品”，如杨绛的《干校六记》、巴金的《随想录》以及多卷杂文家专集等作品，广受读者喜爱。作家王军最难忘三联书店陪他度过的大学生涯。“那时，我捧上了一本《傅雷家书》，在图书馆里起早贪黑地看，这本书使我找到了一双发现自己的眼睛。”而到了大二、大三的时候，他又遇到一次人生的坎儿。只记得整天抱着书，一个字也看不下去。“我觉得这一生是看不到希望了，后来，《随想录》救了我，巴金用自己的忏悔告诉我：你这辈子能够拯救的，不是别人，也不是这个世界，而是你自己。”（2008年10月23日《北京日报》13版，《三联的书，来来回回看的书》）

1986年，三联书店恢复独立建制，成为一家以出版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图书为主的综合出版社。一批新的中青年著译者还为三联带来了两套重要的丛书：《现代西方学术文库》和《新知文库》，在出版界和学术界都引起极大反响。直至今日，这些已经泛黄的丛书，以其优良的内容和出版质量依然在学术界发挥着光热。（1987年2月19日《北京晚报》1版，《三联书店推出一批新丛书》）

开创性引进大众读物

进入上世纪90年代，大众文化和消费文化崛起，整个社会阅读风向也更为多元。如何在文化责任和商业利益的矛盾统一中前行是摆在整个出版行业的难题。

这个阶段的三联书店，在以学术文化图书出版为主干的同时，较早地启动了从人文学科向社会科学方向的拓展。像“乡土中国系列”“二十讲系列”“经济学家手札”“大众经济学丛书”“近距离看美国系列”“考古人手记”“科学人文系列”等图书，以学者专家深入浅出的笔触，为普通读者解读人文、艺术、社会、经济、科学等诸多领域的知识。

在不断推出面向中高层读者图书的同时，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三联书店还推出了一系列面向大众的读物，其中影响最大的当数《蔡志忠中国古籍漫画系列》。1988年，三联书店与蔡志忠签订了25种漫画书的出版合同，三年后已出版9种，总销量突破了200万册。（1991年1月19日《北京日报》5版，《书市上的“蔡旋风”》）

而在大众读物上，最受瞩目的是《金庸作品集》的引进。

当时，金庸武侠类小说很受读者欢迎，但缺乏正规的出版渠道，图书市场一度充斥着大量盗版作品。在一次采访中，金庸谈及此事时说，有些受骗上当的读者甚至经常拿盗版书请他签名。这一现象逐渐引起出版界的重视，其中就包括三联书店。1991年，北京三联书店前总经理董秀玉（此前在香港三联书店任职）签下了金庸15部武侠小说的内地出版权，合同期限十年。1994年5月，三联书店将36册一套的金庸作品集以极其精美的形式包装出版捆绑销售，甫一亮相，便赢得一片好评，金庸作品开始风靡全国。第一次印刷5万套，很快售罄；重印2次，又很快卖完。1999年，近20家电视台播放《天龙八部》，观众达到几亿人次，电视剧的热播加持了金庸作品的热销。三联书店根据市场需要及时推出了“口袋本”《金庸作品集》，又告成功，在短短半年时间里印数就达到56000套。开本小巧、携带方便是“口袋本”热销的主要原因，许多读者反映，纸张、印刷、装帧漂亮考究，阅读感也好，很适宜作为时尚礼品馈赠亲友。（1999年7月16日《北京晚报》19版，《金庸剧热播口袋本走俏》）

据三联书店的一位负责人介绍，三联的金庸武侠小说全集一套688元，之后出版的一套“口袋本”每套420元。价格不便宜，但最好的时候每年能销出5万套，一般也在3万套。平均每年码洋在2000万元左右。它在三联图书中地位很重要，是单一图书中销量最大的。合约到期后，金庸提出了三个条件：一是版税由原来的15％提高至18％；二是出版社每年必须完成一定数量的最低销售；三是作品集的销售每年要以10％的速度递增。这三个条件，三联书店难以接受，双方合作终止。（2001年12月1日《北京晚报》12版，《昨天，金庸与三联说再见》）

这一阶段，三联书店的出版风格日趋成熟，不论是严肃的学术图书还是大众读物，均注重思想性、启发性，强调阅读的乐趣。

“深夜书房”为全民阅读升温

三联不仅出版高品位的书，还为读书人开辟了一个选书交流的家园。1996年11月，在坚守人文学术的出版主业基础上，三联韬奋图书中心（即现在的三联韬奋书店）在美术馆东街面世，有时代新意也有读书情怀，很快就成为北京的人文地标。2000多平方米的经营面积，室内宽敞明亮，处处流动着典雅的气息。不像是书店，而更似图书馆。（1997年3月19日《北京日报》5版，《“三联”——现代文化乐园》）

从那时起的十余年，走进三联书店总会看到这样一景：通往书店地下一层的楼梯上，整整20级台阶两侧散坐着十几位顾客，他们每人手中捧着一本书，旁若无人地沉浸在美妙的文字世界。对于这些只看不买的“台阶书虫”，书店的工作人员从没拿他们当外人，刚入冬时天冷地凉，还特地为“台阶书虫”们准备了20多个海绵坐垫，这件事曾在读者中传为佳话。26岁的小杨是一位资深“台阶书虫”，从上大学开始，几乎每个周末都要坐一个多小时的公交车到三联书店，读到快打烊才离开。毕业后工作繁忙，来书店的次数也少了，但收获可不小，一年时间就在书店里读了近百本书。（2011年12月7日《北京日报》15版，《“台阶书虫”坐读书店成风景》）

当越来越多的人习惯从网上购书，实体书店如何能更好地服务读者，让爱书人永葆对于书籍的热爱呢？“深夜书房”是很多读书人心中的一个梦。2014年4月23日，国内首家24小时书店——三联韬奋24小时书店正式营业。（2014年4月24日《北京日报》2版，《三联韬奋24小时书店正式挂牌》）为此，时任国务院总理李克强给书店回信，称其创建的24小时不打烊书店为读者提供“深夜书房”，很有创意。他在信中称：“希望你们把24小时不打烊书店打造成为城市的精神地标，让不眠灯光陪护守夜读者潜心前行。”（2014年4月23日《北京晚报》29版，《李克强回信赞三联24小时书店》）

据统计，三联书店试行24小时营业一年间，书店销售收入2360万元，其中利润达330万元，比上一年增长了170％。正是因为这个喜人的数据，此后几年，三联书店在三里屯商街等地又开了多家分店。24小时书店的拓展和升级，被许多人视为全民阅读升温的一个标志性事件。（2015年4月24日《北京日报》9版，《五年内三联再增10家24小时书店》）

2018年初，连续运营22年的三联书店决定暂时停业，启动升级改造。没有选择咖啡飘香，也没有定位为网红打卡地，经过反复思考斟酌，三联书店总店仍然选择“保持传统，回归初心，构建以图书为中心的公共文化空间”，最终实施方案保留了三联独有的图书分类格局、书架构造和导购路线，甚至更为简单朴素；尽量删繁就简，在充分保证卖场空间舒适度的同时，扩大图书的陈列空间，让读者能够看到尽可能多的优质图书。2019年底，三联书店总店重张迎客，通过书来表明店的态度，通过选品来表明店的品位，让每一位到店的读者都能感受到“知识被尊重、读者被款待”。（2019年12月30日《北京晚报》24版，《三联书店总店今早重张迎客》）

今年3月，三联书店酝酿多时的“三联领读计划”正式启动。第一期是由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韩昇带来的题为“阅读《史记》，理解中国”讲座。读者们纷纷表示，这样的活动让自己对《史记》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也盼望参加将来的活动。（2024年3月27日《北京日报》10版 ，《“三联领读计划”首期阅读〈史记〉》）

时代在发展，图书甚至书店形态也在不断变化，但三联书店始终努力为爱书的人们提供舒适的阅读空间，享受“悦读”的乐趣。

资料来源

京报集团图文数据库、三联韬奋书店微信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