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代沟与数字反哺》周裕琼 林枫 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面对人口老龄化和媒介数字化之间的矛盾，中国必须从传统文化智慧中汲取力量，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老年数字融入之路，并以此为契机重新认识社会转型期的中国代际问题。我们提出，老年传播问题研究视角应从狭义的“老年传播”转向广义的“老龄化传播”，把“老龄化”视作一种宏观的基础结构和一个持续的动态过程，深入考察不同年龄群体如何借助各种媒介形态和传播方式，形成关于“老”的社会与文化共识。

老年人的数字融入，无论是在政策实践还是在学术讨论中，都不应该是老年人的“孤军奋战”，而是应该把全社会不同年龄群体（老年、中年、青年、少年、儿童）纳入其中。围绕数字媒体的使用，代际对比所引发的“数字代沟”最为触目惊心：年长世代与年轻世代在数字媒体的接入、使用等方面存在巨大差距，并因此引发新型代际矛盾和冲突，导致全社会系统性的数字排斥。但与此同时，在儒家文化及“孝道”价值观的影响下，代际对话所触发的“数字反哺”实践时刻温暖人心：年轻世代在数字设备、技能和素养等方面反哺年长世代，并因此重建家庭内部和社会群体之间的和谐关系，使老年数字融入成为可能。应该跳出“老年歧视”的现代化陷阱，将年长世代与年轻世代结合起来，采用“对比-对话”的双重视角考察当前中国老年数字融入问题，从微观（个体）、中观（家庭）、宏观（国家）三个层面另辟蹊径，提出数字适老的“中国式解决方案”。

在微观层面，我们关注老年个体在新媒体采纳与使用中客观障碍与主观意愿之间的角力。我们提出“数字弱势群体”这个概念，用以替代“数字难民”这个缺乏学术中立性和严谨性的通俗词语。弱势并不意味着可怜，而是蕴藏希望与力量。多次问卷调查反复证明，老年人在新媒体（以微信为代表）采纳与使用的深度、广度和强度等方面都呈现“崛起”的态势，老年人的数字化生活比我们想象的精彩。数据分析还显示，微信的采纳和使用与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之间存在显著的正向关系，即越幸福越用微信，越用微信越幸福。我们进一步探究促进/阻碍老年人数字融入的因素，多次得到较为一致的结论：主观意愿的影响显著大于客观因素。年龄的增长必然导致客观障碍的增加，但只要老年人在主观上对新媒体持有积极正面的认知，就有可能实现“逆袭”，老年女性数字融入程度反超老年男性就是一个重要的证据。结合访谈及工作坊数据，我们认为这种性别反超体现的是两大性别群体“积极老龄化”和“消极老龄化”的心态差异，以及与之相关的社会参与和人际（特别是同辈及家庭内部）沟通的行为差异。所以，在个体层面，应该帮助老年人打破从身体排斥到心理排斥再到数字排斥的作用机制，找到从获取数字设备到掌握数字技能再到提升数字素养的融入路径。总之，过往的研究往往把老年人化约为一个模糊的集合，而我们的研究显示，中国老年人的数字化生活充满多样性和异质性，应该激发他们的主观能动性，从而实现积极自主的数字融入。

在中观层面，我们从家庭传播的视角，聚焦中国祖孙三代在数字化生活中的对比与对话。在生物和社会属性以外，我们从中国国情出发，明确了“代”的家庭属性和媒介属性，指出祖代、亲代、孙代角色的扮演必然影响老中青不同年龄层在数字媒介接触、使用和效果方面的差异，集中表现为数字代沟。我们从数字接入、数字使用、数字素养三个维度，对数字代沟进行概念化，并在全国948个家庭3282个样本的量化数据基础上实现了可操作化，给出“中国数字代沟指数”的计算公式。我们也分析了数字代沟的影响因素，其中，亲子两代的受教育程度以及所居住城市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最为显著。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数字接入代沟逐渐缩小，但是“能”上网并不意味着“会”上网，数字使用代沟和数字素养代沟仍然在很大程度上加剧了人群分化与内容区隔，造成“表面统一，内部分化”的隐形数字排斥。为了实现更广泛意义上的数字融入与数字公平，我们提倡换一种角度理解数字代沟，即将之视作水平方向的“差异”，而非垂直方向的“差距”。

在宏观层面，我们提出，数字代沟与数字反哺两者之间的互相依存与制约，是后工业化时代的显著特征，在全世界范围内普遍存在。这个命题不仅与人类社会的进化路径和文化传承有关，对于急遽变迁的中国社会来说，更有其独特的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随着中国空巢化家庭越来越多，原本应由家庭发挥的功能逐渐被抛向社会，数字反哺的发生情境也势必由家庭转向社区。因此，我们亟须从国家政策、社会保障、行业平台等多方面共同努力，找到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全民数字融入路径。

（周裕琼为深圳大学教授，林枫为深圳大学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