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考古遗址博物馆中的金中都地图 供图/视觉中国

我们现在所看到的社稷坛，位于天安门西侧，这里曾是辽、金城郊的兴国寺；建设元大都时纳入城内，改名为万寿兴国寺；明永乐帝迁都北京时，紫禁城东西两侧建设了太庙和社稷坛，社稷坛始建于明永乐十八年（1420年），此后一直作为明、清两代祭祀社稷神的祭坛。现为中山公园。

其实，北京地区较早的社稷坛，当属金代所建的社稷坛，但由于年代久远，又没有留存下来，所以鲜为人知。

最初，女真人完颜阿骨打统一女真各部落后起兵反辽，建立金国，建元“收国”，完颜阿骨打被尊为金太祖。到了金天德三年（1151年），金国第四任帝王海陵王下诏迁都燕京，就是此前的辽南京。为了迁都，他“广燕城，建宫室”；天德四年（1152年）十月，“使奉迁太庙神主”，贞元元年（1153年）三月，海陵王为迁都而诏告天下，改燕京为中都。

金中都作为金国帝京，设立郊坛必不可少。据史料记载，当时所设的郊坛有：南郊坛即天坛，在中都南门丰宜门外，也就是丰台名字的来处。围垣三重，四面各有三门，中有圆坛，坛、垣皆以赤土覆盖，是金帝祭天的地方；北郊方丘即地坛，在中都北门通玄门外，围垣三重，四面也是各三门。朝日坛即日坛，曰大明，在中都东北门施仁门东南，其制如地坛；夕月坛即月坛，曰夜明，在中都西北门彰义门的西南。金帝冬至日祭于南郊坛，夏至日祭于北郊方丘，春分日祭于朝日坛，秋分日祭于夕月坛。

贞元元年（1153年）十二月，海陵王“定社稷制度”，并在中都皇城建设了社稷坛，这是非常重要的祭坛，其建设规模和规制都十分讲究。

我国古代有“社稷祭祀”制度，祭祀土地神的地方被称作“社”，祭祀谷物神的地方被称为“稷”。社稷是“太社”与“太稷”的合称。据《白虎通·社稷篇》载：“王者所以有社稷何？为天下求福报功。人非土不立，非谷不食。土地广博，不可遍敬也；五谷众多，不可一一祭也。故封土立社，示有土也；稷，五谷之长，故立稷而祭之也。”

在明代徐一夔等修撰的《明集礼》中，记载了前代社稷坛的规制：“天子之社稷广五丈，土五色。东方青色、南方赤色、西方白色、北方黑色，覆以黄土，象王者覆被四方。后世并用五色土……唐社稷坛广五丈，稷坛如社之制，四面宫垣华饰，各依方色。面各一屋，三门，每门二十四戟，四隅皆连饰浮思，在南无屋。”唐后各个朝代，基本沿袭了唐代社稷坛的规制。

在迁都燕京之前，金代的第三任皇帝金熙宗曾于皇统三年（1143年）在上京“初立太庙、社稷”，使“宗社朝会之礼亦次第举行”。

据《金史·礼志》记载，礼官奏议：“自古辨祀，以南北郊、太社、太稷、太庙为序。若太庙神主造毕，即合题尊谥，择日奉安，恐在郊社之前于礼未伦。候筑郊兆毕，择日奏告昊天上帝、皇地祇，次奉安社稷神主及奏告，其次恭造太庙神主，题号奉安入室，以此为序。”金熙宗采纳了这个建议，建设了上京社稷坛。这个社稷坛，后来被海陵王所毁，意为断了金朝大臣再有返回上京的念头。

而金中都的社稷坛，在海陵王时期建成后，又于金世宗大定七年（1167年）进行了改建增修，使之功能更为完善。

在社稷坛的建设祭祀使用上，金代延续了唐代社稷制度。据《金史》记载：“社为制，其外四周为垣，南向开一神门，门三间。内又四周为垣，东西南北各开一神门，门三间，各列二十四戟。四隅连饰罘罳，无屋，于中稍南为坛位，令三方广阔，一级四陛。以五色土各饰其方，中央覆以黄土，其广五丈，高五尺。其主用白石，下广二尺，剡其上，形如钟，埋其半，坛南，栽栗以表之。近西为稷坛，如社坛之制而无石主。四壝门各五间，两塾三门，门列十二戟。壝有角楼，楼之面皆随方色饰之。”

社稷坛上铺以五色土，土色随其方位，符合古代金、木、水、火、土的五行之说：东方属木，为青色；西方属金，为白色；南方属火，为赤色；北方属水，为黑色；中央属土，为黄色。按“五行”的五色方位来铺筑社稷坛坛面，以此借喻“普天之下，莫非王土”。

金国社稷祭礼分为常规之祀和非常规之祀。金明昌五年（1194年）金章宗君臣议礼时，礼官曾奏“我国家自祖庙禘袷五享外，惟社稷、岳镇海渎定为常祀”，说明常祀是定制。从明昌五年二月“始以春、秋二仲月上戊日祭社稷”，即开始了常规之祀中的仲春祈谷、仲秋报谢。春祭旨在春播之前祈求社稷神保佑农业丰收，秋祭旨在收获硕果之后报答社稷神的福佑，即“春求秋报”。皇帝受尊号、更御名、受命宝、誓师出征、旱灾、雨足等大事出现时，都要奏告或祭祀社稷、山川之神，这就是非常祀。

每到祭日，“未明五刻，郊社令升设太社太稷神座，各于坛上近南，北向。设后土氏神座于太社神座之左，后稷氏神座于太稷神座之左，俱东向。席皆以莞，加裀褥如币之色。神位版各于座首”，执事官各行其是。

除了上述祭祀活动外，每逢大旱不雨也要祭社稷祈雨。关于金代社稷坛祈雨的记载很多，据《金史》记载：“泰和四年（1204年）四月癸丑，祈雨于社稷。”《金史》还记载了大定四年（1164年）五月的一次祈雨程序：“先命礼部尚书王竞祈雨北岳；又卜日于都门北郊，望祀岳镇海渎；后七日不雨，祈太社、太稷；又七日祈宗庙；仍从岳镇海渎如初祈；后十日不雨，乃徙市，禁屠杀，断伞扇，造土龙以祈。雨足则报祀，送龙水中。”

金朝末年，北方的蒙古人崛起。金贞祐二年（1214年），金宣宗为避开蒙古兵锋，迁都汴京。至此，“庙社诸祀并委中都，自抹捻尽忠弃城南奔，时谒之礼尽废”。就是说，从此金中都社稷坛的祭祀活动就废除了。

金贞祐四年（1216年），金宣宗迁都汴京两年多了，没再举行过祭祀活动，礼官就进奏说：“庙社国之大事，今主上驻跸陪京，列圣神主已迁于此，宜重修太庙社稷，以奉岁时之祭。”金宣宗这才命礼部尚书张行信负责修奉社稷。据《金史·地理志》记载，金汴京皇宫布局“遵御路而北横街也。东曰太庙，西曰郊社”。在《大金国志·汴京制度》中记载：“出太庙向西行，向南一门，即社稷坛，周围皆墙。外四门，遇祭则开，迎四方之气。”显然，汴京社稷坛的规制也是按照古制皇宫“左祖右社”格局设置的。

到了末世皇帝金哀宗即位，国将倾覆，他没有心情去社稷坛祭祀，而且决心“与社稷共存亡”，他这里的“社稷”等同于“国家”的概念。金哀宗曾对近侍说：“自古无不亡之国，亡国之君往往为人囚执，或献俘宗庙，或跽辱阶庭，或饿死空闺，或移置边地，朕皆不为也。汝等观之，朕意决矣。”这位末代帝王能有“死社稷之心”也算是难能可贵的。金王朝最终被元所灭，临时都城汴京也失陷了，金代的社稷坛以及相关的祭祀活动也随之终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