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20世纪的中国，哪个读书人非常厉害，我个人认为冀朝鼎是一个，为什么？就凭他一本薄薄的小书——《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与水利事业的发展》。这部著作1929年在纽约出版，美国国家科学院外籍院士、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李约瑟曾经评论说，这是迄今为止，一切西文中关于中国历史发展方面最卓越的著作之一。

博士论文带来巨大学术声誉

冀朝鼎，生于1903年，山西汾阳人，他出身名门，父亲冀贡泉先后担任过山西司法厅长和教育厅长。1916年，年仅13岁的冀朝鼎考入清华学校。1919年，热血少年冀朝鼎参加了五四运动，后被捕。被捕学生中，清华最小的是冀朝鼎，16岁。北大最小的是刘仁静，17岁。1924年，21岁的冀朝鼎以优异成绩被芝加哥大学历史系录取，赴美留学。在去美国之前，他专门去北大拜访了李大钊。

1926年，冀朝鼎在哥伦比亚大学获博士学位，而博士论文就是《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与水利事业的发展》，这篇论文震惊了美国政界与学界，那一年，冀朝鼎只有23岁。那个时候，冀朝鼎的研究关心战争与税收问题，在他看来，西方的资本积累，主要依赖榨取殖民地，而不是剥削其国内的工人阶级。工业革命之后，大英帝国的基本经济区也在殖民地，而不是在其国内。这是当今世界结构的要害。

1927年，冀朝鼎去欧洲参加了世界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同盟大会。在欧洲，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8年，他去了莫斯科，担任中国驻赤色职工国际代表邓中夏的翻译和秘书。早在五四运动期间，冀朝鼎就已经与邓中夏结为好友，邓的父亲邓典谟，与冀朝鼎的父亲冀贡泉，都是民国政府的高官。

1929年，《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与水利事业的发展》在纽约出版，给冀朝鼎带来了巨大学术声誉。

“中国基本经济区”的意义

一个广土众民的大的共同体的基础是什么？为了回答这个问题，冀朝鼎提出了“中国基本经济区”的范畴，他指出：在传统中国那样一种零散的小农经济的条件下，统一的基础、中央集权的基础，就在于中央能够建设并有效控制基本经济区。所谓基本经济区建设，又主要是靠水利与交通的建设达成的，古代中国的统一与中央集权问题，被看成控制这样一种经济区的问题。

所谓分裂与割据，一方面在于基本经济区的争夺，另一方面则在于地方建设造成的基本经济区的扩大与转移，占优势的经济区一旦确立，控制了基本经济区的首领，就获得了优越的物质利益而胜过与之竞争的其他集团，最后把国家统一起来。

从中国历史发展来看，秦汉时期，中国的基本经济区在黄河中下游；三国、南北朝时期，四川与长江下游逐渐得以开发；隋唐时期，长江流域取得了基本经济区的地位，大运河纵向沟通了南北；元明清三代，除了继承上述基本经济区外，由于首都离基本经济区太远，遂有开发海河流域、京津冀地区的设想——但这个设想并没有真正得以实施。

古代中国的所谓国家能力，其实就是控制与建设上述基本经济区的能力。所谓“统一”与“分裂”的根源，大抵也在于此。

基本经济区的存在，导致了土地制度与赋税方法的地理差异，影响了中国地区发展的不平衡，也造成了生产方式上的区别，在此基础上，土地制度、赋税与商业以及高利贷资本发展程度的差异得以形成。

揭示传统中国治乱兴衰要害

冀朝鼎的这部杰作，是对马克思“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的进一步完善。其核心观点深刻揭示出：战国时代，中国交通的要害在于秦楚之间，争夺要害在陇南；汉代以降，中国交通的要害在河西走廊，这是丝绸之路的咽喉；隋唐继之，屏蔽关中者，为上郡（陕北），联系关中与巴蜀者，为陇南，扼守丝绸之路者，为河西走廊，这就决定了——今天所谓“陕甘宁”地区在中国历史上的独特地位。

唐宋以来，这种形势因运河开通而改变；中国的发展趋势，由西北而东南。自此之后，中国治理体系之要害，就在于长江流域基本经济区的建设与控制，与西北不同，江南非用武之地，从这样的角度看去，从王安石到顾炎武，一切改革之要旨，皆在增强官员（官僚体系）治理这一区域的能力。

同时，冀朝鼎的这部著作里面，还包含着一个更大的问题，这个问题就是元代以降，中国的版图极大地扩大，这是中国治理发生的又一重大变化。北方草原文明被纳入进来，元代的治理体系，是从治理草原地区的经验发展而来；明代则进一步有了“海国”的问题。而到了清代，中国的治理体系终于包纳了居国、行国、海国三个方面。这样一来，元代以降，中国的治理问题，当然就不仅仅是增加对于江南基本经济区的治理能力的问题，王安石以降那个以发展经济为核心的问题，则进一步成为魏源所谓如何统合居国、行国、海国之间动态平衡之问题。

换句话说，中国的治理问题不再限于立足于基本经济区发展经济的问题，更是一个维护包纳以上三种生产方式的治理体系的内部复杂平衡的问题。简而言之，维持这样庞大复杂的治理体系的运行，与增强基本经济区的治理能力，并不是一回事。今天我们说所谓“治理能力”与“治理体系”不是一回事，若追本求源，大致而言就在于此。

冀朝鼎的论断，深刻揭示了传统中国治乱兴衰的要害。从战国到唐安史之乱，中国交通的要害一在秦楚之间，二在陕西与西域之间（丝绸之路决定了河西走廊的重要性），这都决定了陕甘宁地区的战略地位。运河开通之后，南北交通之要害在淮河与黄河之间，这就决定了鄂豫皖、鲁西地区作为枢纽的战略地位。

陕甘宁、鄂豫皖和鲁西地位的下降，是宋代以来江南基本经济区开放的结果，而这个问题，到近代则发生变化——因为帝国主义要控制的，恰恰也是上述中国的基本经济区，而且是从海洋方向进行控制；反过来说，就是清王朝控制海国的失败，导致了与海国密切联系的基本经济区治理的失败。正是帝国主义的侵略，造成了上述基本经济区的瓦解，导致了中国国家能力的衰败和中央集权的崩溃。因此，在帝国主义时代，任何企图重新控制中国基本经济区的政权，都不能不受帝国主义势力的控制，欲以此为基础建立中国政权，要么必须与帝国主义结盟，要么必须与地主阶级、官僚资产阶级结盟，这就只能走半封建半殖民地道路——除此之外，便没有出路。

（作者为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