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孟元老著有一部《东京梦华录》，细致地描绘了北宋故都开封城的大事小情，书写着对繁华都市的独家记忆。此刻，我手边的新书《北京繁华录》，恍惚间也给人以相似之感——那种对某个城市深入肌理的情感，透过知识与回忆，凝练于一篇篇文章之中。

作者侯磊说：“为了留住北京这个城市的身影，我写作了《北京烟树》；为了追溯这个城市历史文化的细微之处，我写作了《北京繁华录》。”他将自己对文物、文献、文人的关注，形容为“三重门，三重爱”。在我看来，侯磊对故乡北京的爱，不仅是一种回忆式的亲近，更是充满智性的观察与思索。本书描摹北京但不囿于北京，更是对传统文化、传统生活的书写。

侯磊关注旧京民众的生活细节，更关注其中透露出的“人情味”。他在分析北京代表作家老舍时，认为老舍有一种平民主义的倾向，也就是对于普罗大众的关怀。虽说老舍笔下的穷苦人，大都有性格缺点与认知局限，但我们读到这些作品时，并不是一味地同情或抱怨，而是更加理解人物为什么会变成那样。侯磊评价道：“中国古代小说，都是读书人写市井；老舍是市井人变成读书人来写市井。他以旁观者的身份，表现出对底层人的悲悯情怀。他始终用平视的视角看市井人。”相比于鲁迅的“哀其不幸、怒其不争”，老舍的视角更倾向于理解众人，而不是启蒙众人。

其实，随着时代发展，新、旧价值观之间，势必存在隔膜，这是老舍在一百年前面对的问题，也是我们在一百年后同样要回答的命题。与其质疑，不如多一分“同情之理解”。

传统文化中的人情世故，有一层含蓄和体面笼罩其间。比如过去挑担摆摊的小贩，在街面上找地方经营，修鞋匠、剃头匠、卖面人恰好都选在药铺门口，那么，药铺伙计便可以找他们修鞋、剃头、吃面，逢年过节，三家摊位要给药铺送礼，药铺还礼轻，意味着摊子可以继续摆，若是还礼重，则是传递“另找他处”之意。

再比如老字号买卖的伙东制，东家出钱请一位掌柜，类似于现在的职业经理人，东家对掌柜没有量化考核，整个家族连同掌柜，都依靠这桩买卖“吃饭”，分钱时也并非白纸黑字，很多时候掺杂着人情因素。

侯磊还关注民间文化的发展，或者说传统艺术的渊源与流传。比如昆曲，是古代文人雅士创造的艺术形式，带有“书卷气”，保留了许多近古音韵。侯磊认为：既然庆幸昆曲“存古”的功劳，那就更不应肆意地“创新”、糟改昆曲了。昆曲不适合通俗化、流行化。

过往传统还体现在京剧上，比如京剧舞台由男性扮演旦角（女性角色），为什么会这样呢？首先，早期剧场只允许男性进入，女性无法看戏，更无法演戏；其次，演员学戏初期，不分男女行当，学到一定程度后，才确定自己最擅长的行当，也就是说，其实演员基本都能胜任生、旦、净、丑的各类角色，只是有一门主攻。从表演角度看，男性身高有优势，舞台呈现更好，且演戏是一项非常辛苦的事，全身行头相当重，男性的体力也能更好支撑。当然，最核心的还是唱腔优势，男性唱高音醇厚优美，女性音调更高，控制不好就比较尖锐。

再如相声，侯磊认为：相声是一门表演艺术，语言和知识只是其中的组成方面。他举例说刘宝瑞有段相声把清代帝王顺序讲错，但实际上并无影响演出效果。早期相声演员，为生存而“撂地”演出，所谓“刮风减半，下雨全完”，所有的艺术技巧，都是为了吸引观众，比如开场小唱、白沙撒字、数来宝、太平歌词、贯口等等，远非简化理解的说、学、逗、唱。

侯磊也关注城市的精神气质，比如谈到王世襄时，他引出了“玩儿”的概念——“这是北京人的生活态度和方式。玩到极致，可称为‘玩家’。玩家不是玩物丧志，而是玩出学问，玩出境界，过上一种更为开阔的人生。当玩家最大的花费不是钱，而是时间和用心，因而常常能看到经济不够好的人，最终玩出大成就。”王世襄的《秋虫六忆》，就详细地描写了捉虫、养虫的经历，其中不乏艰辛，但更多的是乐在其中的投入。

在现代社会中，人们习惯以功利主义、工具理性思考问题，万事万物难免落于计算当中。其实，这种集体性的精神状况，极易将生活扁平化、同质化，缺乏个性的追求、纯粹的热爱。“玩儿”的价值观刚好可以作为一种调和，让我们看清人生的本质，不仅是追求人所共知的富裕生活，也有对生命体验的热忱与享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