粟特的地理区域大致是今天的塔吉克斯坦的西部和乌兹别克斯坦的东部。自2—3世纪始，直至8世纪，粟特人在中亚和中国的丝绸之路贸易中就居于重要地位，他们的贸易伙伴不仅有中国，还有波斯、印度、突厥。

丝路货物抵达汉唐时期的中国和印度的最后一程都由粟特人把控，所以他们非常注意维护与周边四邻的关系。尽管丝路贸易对粟特商人是重中之重，但粟特社会还是个定居的农耕社会，为北方的游牧民族提供丰富的农产品、手工匠人、文化产品。此外，粟特作为一个中亚松散的“联盟小国”，既无称霸实力，也无称霸野心，波斯帝国和汉唐王朝也就高枕无忧。

但是，粟特为丝绸之路沿线国家的交流提供了桥梁。汉朝和罗马的第一次相遇就源于粟特商人的牵线搭桥。545年，西魏起用既懂汉语又懂突厥语的粟特商人安诺槃陀出访突厥。当时的突厥是草原帝国柔然的锻奴，西魏试图联合突厥共同抵抗柔然。粟特在丝路交流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可以从以下一些文物和壁画中体现出来。

第一，出土的汉白玉石棺屏风反映出粟特商人的“外交天分”。尽管没有同时期的实物或材料能够表明粟特商人的高超处事手法，但其他的考古发掘可以反映这点。近些年发现的一件汉白玉石棺屏风，是550—579年间进入汉地的粟特人墓中出土的，由多块石板组成，描述的是粟特人、突厥人、白匈奴人一起生活的场景。粟特人的图像是墓主人与他身穿汉服的妻子（粟特人娶的多数是粟特人，但当时习俗认为着汉服显得更高雅）饮酒；只有粟特人参加的哭灵场景；牛车载着女眷从葬礼返回；娜娜女神神庙；拜火教祭司。白匈奴人的图像是骑马狩猎和白匈奴王骑乘大象出行。突厥人的图像是骑马狩猎和突厥可汗华盖出行。画面显示，突厥人出席粟特葬礼，还献上了用骆驼载来的礼物。突厥人和粟特人的关系显然更近。《新唐书》也有记载，何国（粟特的王国之一）王子每天都要祭拜一个亭子，“城左有重楼，北绘中华古帝，东突厥、婆罗门，西波斯、拂菻等诸王，其君旦诣拜则退”。

在处理对外关系上，粟特人善用巧劲，力图使各方都满意。南北朝时期，白匈奴人同汉地打交道靠的也是粟特商人。他们表面上和安诺槃陀一样是匈奴使节，但更重要的身份是商人。尽管被白匈奴派为使节，出访南北朝，但正逢突厥和匈奴不睦，粟特商人在穿越突厥控制地时，还是巧妙地伪装自己，不会明称自己是匈奴使节。在蓝突厥和白匈奴共存的时期内，粟特人都保持了这样的行事风格。

第二，撒马尔罕和片治肯特遗址的壁画中粟特人与大唐的往来。关于粟特商人的史料，粟特本土的文书留存较少，其主要的文书是宗教文献。对于粟特人的研究，更主要的是依靠考古发掘和发现，如墓志铭、信札、壁画、浮雕、佛像等出土文物。粟特本土——撒马尔罕和片治肯特遗址的壁画，为我们揭示了粟特本土商人的社会地位。

名气最大的是撒马尔罕被称为“大使出行图”的壁画，位于发掘出土的一个贵族客厅遗址里，东南西北四面墙是不同的内容。整幅壁画以粟特为中心，南方为上，粟特画面居于南面墙上，是国王的新年庆典。与唐朝皇帝庆典的不同之处在于，粟特庆典祭祀的祭礼、神祇不同，这与粟特人信奉琐罗亚斯德教（祆教）有关。北墙描绘的是唐朝皇帝率领的猎豹武士和乘坐游船的唐朝皇后及仕女。东墙是关于印度史诗的画面，西墙描述的是各国来朝贡的使者聚集在一起。

东、北、西的方位是根据丝绸之路的路线确定的。要到中国的大唐，要先往东北方向去，要到印度，就要通过东南向的印度河。西侧则是波斯和大食帝国。画面的表达与600—750年的历史是相吻合的。但据研究者推断，这些壁画中，商人都让位给外交和使者，因此壁画更多的是画者的想象，并没有真正反映出商业交流带回的他国信息。片治肯特遗址的壁画也没有过多的商业内容。

其原因在于粟特本土贵族的势力依然强大，商业贸易主要发生在他国，如在中国买入，到拜占庭、罗马或突厥汗国卖出。敦煌莫高窟及新疆克孜尔石窟的壁画中倒是更多地反映了粟特商人在西域的活跃程度。

第三，敦煌莫高窟及新疆克孜尔石窟壁画中的粟特商人。粟特商人早在公元4世纪就出现在新疆克孜尔的石窟壁画上，考古发掘的粟特文古信札也表明，此时正是粟特商团在塔里木盆地、河西走廊、中原内地这样一个广大的区域内十分活跃的阶段。这些壁画也应该是当地画师根据现实生活中的情景描绘的。壁画上的商人无论其本身是哪里人，形象都是粟特人。这一时期，粟特人成群结队地往来于粟特、中原王朝、印度、北方游牧民族之间，几乎垄断了陆上丝绸之路的贸易。

莫高窟第420窟，隋代的《观世音菩萨普门品》图，从右向左，依次是萨保出行前，跪地求观世音保佑一路平安；商队启程，赶着一队驮着货物的骆驼、毛驴翻山越岭；当商队在山谷休息时，一队穿戴盔甲的强盗骑马冲来；商人猝不及防，仓促应战，寡不敌众，全部被俘；观世音显灵，商人得救，强盗也合十而立。虽然这是佛教画，但画中的内容，描绘的是粟特商人在丝路上进行贸易而遭到的袭击。

莫高窟第45窟的《观音经变》中的“商人遇盗图”，画面是山间一伙强盗截住一群胡商，商人把一些货物卸在地上，向强盗求饶。胡商的形象是深目高鼻、卷发浓鬓。商队首领戴高顶毡帽，着绿色长衫，其余胡商有的头戴毡帽，有的不戴，有的是长巾缠头，着圆领长衫。穿红袍的商人，牵着两头驮满货物的驴。商人双手合十，向观音求助。尽管圆领长衫，不见得是胡人服饰，但根据外貌特征可以判定其中不乏粟特商人。

莫高窟中，印度商人也被描摹成了粟特商人的模样。莫高窟第103窟，显示的依然是丝绸之路上的商队，但与以上两窟的石像不同的是，该窟明确有大象的出现。大象是印度常见而西域不常见的，由此可以大致判定为印度商队。城池是西域风格的。商队中还有着唐装妇女。西域、印度、中原要素的糅合，主要的人物体现——商人，依然是粟特人的模样，由此可见粟特商人在西域社会出现的频次之高。

第四，太原和长安的粟特人墓的浮雕中呈现的文化交融。太原和长安的粟特人墓的浮雕中大部分都显示主人的祖先是丝路上来到中国的商旅，是长期定居的。这与撒马尔罕和片治肯特遗址的壁画中少有商业相关内容截然不同。

山西境内有大量的粟特人居住。粟特人的经商传统使得他们定居的事实被掩盖，而无论是在其本土中亚，还是在大唐，他们都是有定居点或聚落的，聚落的首领被称为“萨保”，同时也是商队的领袖。

在唐代，“太原府”和高昌国一样，是每年向朝廷上贡葡萄和葡萄酒的地区，直至安史之乱后，这一上贡的政令才被废止。在中国历史上，葡萄酒常和“外国人”联系在一起。伊朗地区是较早种植葡萄的。在出土的粟特人墓葬中，葡萄藤及葡萄酒的主题俯拾皆是。

山西作为葡萄酒的酿造地，与它所处的地理位置也有密切关系，地处黄河岸边，连接凉州（今武威）和长城沿线，是自甘肃来的众多粟特人移民路线中的必经之路。拓跋珪统治初期，就在长城沿线进行屯田。北魏也从凉州移民至此，凉州在丝绸之路上的位置，吸引了大量的粟特人，形成了大规模的粟特聚落。而凉州自大夏时，就已经种植果树了，主导种植的是赫连勃勃。唐贞观年间也有大规模的粟特人来到中国，居住在长城沿线一带。

中亚种植葡萄的历史、粟特人对突厥人的影响、西域地区的交往交流、唐征服吐鲁番之后盛行饮葡萄酒、436年前后就已经有粟特人在吐鲁番种植葡萄，可见粟特人种植葡萄及酿造葡萄酒，并在长期的互动交流中，传播了葡萄的种植技术及葡萄酒的酿造技术。

很多人脑海里的“粟特人”可能只是一个符号或者标签，但他们切切实实地存在于曾经辉煌的丝路贸易和丝路交流之中，与汉唐边境及内地的人民有着密切的往来，互相影响。考古发掘、出土文物及壁画证明了丝绸之路上的交往、交流、交融及文明互鉴。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副编审）

作者：宋旭景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24年6月26日第292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