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口传到互联网：技术怎样改变了人类认知与教育》 郭文茗 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数字技术改变了人们的生活、学习和工作方式，人工智能技术的突破性进展正在改变社会各界对人才的需求。教育必须变革，才能顺应时代发展的要求。

近年来，高等教育的数字化、智能化变革是一个世界性的热点话题，世界一流大学纷纷召开各种论坛，讨论高等教育变革问题。在这些讨论中，对当下技术发展的关注比较多，但是，从哲学认识论的角度深入探讨技术与人类认知的关系，对教育技术变革的历史“长时段”梳理还比较欠缺。郭文茗教授这本专著补上了这一块短板。本书从哲学认识论的角度对技术影响人类认知发展的剖析，从“长时段”的视角对教育变革历史的系统梳理，对认知和应对当下的教育数字化变革，提供了系统的基本理论和历史参照。

两次重大教育跃迁，都处于技术变革时期

人类历史上文化和教育的两次重大跃迁，都处于媒介技术变革时期。第一次是从口语传播到手工抄写的技术变革过程中，诞生了古希腊文明。口语的“开口即逝”和文字书写可以“反复阅读”，为知识的生产和人的教育提供了两种不同技术手段，催生了历史上第一次文明的大发展和教育的兴起。第二次是15至17世纪，在手工抄写向印刷技术的变革过程中，催生了文艺复兴、现代科学革命和工业革命，人类开始走进了现代社会。

这两次重大的知识和教育变革都涉及知识体系、教育教学方式的整体、系统性变革，这种系统性变革离不开新媒介技术营造的全新传播生态环境。本书对新旧媒介技术特征的比较，对新媒介带来的系统变革过程的详细论述，值得关注教育数字化变革的教育管理者、研究者和实践者仔细阅读，从中领会技术影响教育变革的历史规律。

人类复杂知识体系的形成与知识危机

在现代学科分类体系下，认知、智能总是与脑和脑认知联系在一起，忽视了记录、表征技术在人类知识增长中的作用。本书回到人类认知的源头，从人类认知的两个约束条件出发，建立了一个媒介技术影响人类认知的认识论框架，清晰地解释了技术与人类知识增长之间的关系。

人类对世界的认知存在两个约束条件：一是认知客体都是不能言说的，无论物理、化学还是生物的研究对象，都是“不言说”的对象；二是人依赖自己的感知运动系统对外部世界的直接感知，范围有限，因此，具有表征、交流作用的媒介技术，就在人类认知和知识发展中发挥了重要而不可忽视的作用。

本书对每一种媒介技术作为认知工具的特征进行了详细的分析，也借此展现了大学中不同学科知识的形成过程。给我留下深刻印象是本书第四章对印刷技术时代，数学、几何学、地图学、解剖图等科学语言发展的详细梳理，以及图文并茂的技术小册子对推动近现代技术发展所起到的作用。例如，17世纪，《对数表》的批量印刷和机械计算尺的出现，成倍增加了欧洲天文学家的“算力”，这是科学革命的重要条件。

本书第六章分析了人类复杂的知识体系中蕴藏的危机。大学作为传承、保存人类文明的机构，其内部知识体系的构成非常庞杂。大学各学科各专业出现在不同历史时期、建立在不同媒介生态环境下，在学术传统、学科范式、知识认同标准等方面存在很大的差异。今天，这个日益庞杂的知识体系与人有限的时间和经历、学术的专业化分工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凸显。

人工智能是会进一步加剧知识不断增长与个体有限的时间之间的矛盾，还是为识别和梳理现有知识体系的问题、重构人类知识版图提供了一种新工具？这是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站在新起点，创造数字化教育的未来

对儿童和青少年的教育日益成为家庭和社会的一个焦虑的根源。站在当下这个人类历史的时间切面上来看，社会学家和教育学家提出了剧场效应、内卷等各类带有批判色彩的理论解释。如果把当代教育问题放到历史的长河中来观察，可能更容易看清楚其中的系统性原因。

人类知识的总量、知识在社会中发挥的作用、受教育人口规模，一直随着技术的变革而不断提高。在口传时代，知识依赖“记忆”保存，总量少，学习者依赖听和说获取知识和信息。在手工抄写时代，由于图书供应不足，中世纪大学的学生需要掌握速记和背诵的能力。印刷机发明以后，随着标准化教材的大量使用，读、写、算成为一个人具有文化素养的主要标志，由于人类知识总量的增长，分科的专业化教学逐渐发展起来，在19世纪基本形成了今天大学的专业学科门类。19至20世纪电子通信技术的发展又进一步推动了知识门类的不断增加。

今天，随着数字和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人类迎来了又一次“知识爆炸”，不断增长的知识与个人的有限经验之间的矛盾越来越激化，这是今天的教育改革必须正视的问题，也可以说，今天所有的社会问题和教育问题，都是复杂的系统性问题。解开这一团“乱麻”的途径，还是要回溯历史，从认知论和教学论相结合的角度，思考教育变革的问题。

在数字时代，面临数字化变革，教育的几个基本问题都有了新的含义。

第一，数字素养。从口传时代的口语素养，印刷时代的读写素养到今天的数字素养，人类表达、交流和获取知识的方式一直在发生变化。从这个角度看，人工智能进入通识教育是必然的趋势。

第二，教什么。即对可信知识和课程体系的裁剪和重构。人类知识体系的增长与人的有限经验、学术部落化之间的矛盾日益加剧。历史上，古希腊的“诗与哲学”之争、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哲学对中世纪经院哲学的批判是两次新技术对旧知识体系的重构。数字技术带来了新的知识表征、组织和传播工具，可能对大学原有的知识分类体系带来重新梳理。本书第七章对人类现有知识分类的反思，值得思考。近年来，西方一些大学关停某些专业的做法，可能预示着人类的知识版图正在经历一轮数字化重构。

第三，怎么教。在这个知识爆炸的时代，遍历性地把“知识之树”的每一个“叶片”、每一个知识点都教给学生显然已经不可能了。学校教育的目标应该从“授人以鱼”向“授人以渔”转变。教育需要回归认知论（也称知识论）的源头，从对事实的观察与表征（建模）、数据采集与分析，以及知识表达和组织等方面，培养学生探究“技艺”，让学生具有穿越知识丛林的能力，并使其勇于开拓人类知识的边界。

总之，在教育面临数字化变革的时候，这本书的出版恰逢其时。书中对媒介技术与人类认知关系的深入思考，对教育技术变革历史的细致梳理，为理解和应对这一场变革提供了全面、系统和深入的思考，值得每一位教育管理者、研究者和实践者认真阅读和深入思考。

（作者为北京大学未来教育管理研究中心创始主任，北京大学原校长、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