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在最高检新闻发布会上，“小过重罚”问题再次被重点提及。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张雪樵指出，实践中对一些小摊小贩、小微企业的行政处罚违反“过罚相当”原则，处以高额罚款，既不符合法律精神，也不符合公平正义的要求，检察机关应当依法开展法律监督。

这些年，“小过重罚”案例屡屡引发关注。农民贩卖的芹菜查出农残超标，赚了14元被罚10万元；采耳店被认定无证诊疗，收入2000元被罚22万元……诸如此类的案例，较少获利与大额罚款的落差，难免与人们朴素的价值判断相悖，给人处罚过重的观感。这也是为什么，罚款明明有法律依据，在舆论场上却争议很大。

行政执法工作面广量大，一头连着政府，一头连着群众。市场监管部门借助行政处罚维护市场秩序，也是依法办事的体现。食品安全法等对相关违法情形均有具体的罚款规定，很多处罚也没有超出规定范围。但执法不是单纯“执罚”，不能只强调处罚力度，而忽略执法温度。行政处罚法总则规定：设定和实施行政处罚必须以事实为依据，与违法行为的事实、性质、情节以及社会危害程度相当。此外，行政处罚法还明确“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的”等情形不予处罚。因此，对于轻微违法、初次违法的市场主体机械性、一刀切式罚款，并不符合“过罚相当”的总原则，有违情理，也有悖法理。

“小过重罚”禁而不止，除了“机械执法”，罚没创收的冲动也值得警惕。尤其在一些特定场景下，从严执法也被简单扭曲成“从重罚款”。此前，为了遏制所谓“罚款经济”，罚缴分离、严格规范执法程序等一系列改革措施落地，“乱收费、乱罚款、乱摊派”等得到显著改善，但尚未完全根治。比如，针对某地交通违章罚款过多，国务院督查组曾暗访发现，部分交警为完成创收任务，对过往货车司机随意罚款，更有地方搞了所谓“包月罚款”，提前交了钱就可以随便违章。这不仅严重背离立法本意，更扰乱了营商环境，破坏性不可小觑。

彻底清理“小过重罚”，还需多方发力。一方面，要严肃罚款的设定与实施。今年3月国务院发布指导意见，首次对行政法规、规章中罚款的设定与实施作出规范，哪种行为可不罚或轻罚，哪种应当重罚，更清晰、更有谱。另一方面，检察机关也要积极作为，对“小过重罚”果断纠偏。以最高检介绍的一起典型案例为例，74岁个体经营户曾某因销售一瓶78元过期葡萄酒被罚款5万元，经法院一审、二审、再审，曾某6年诉讼未果、申诉无门，最后最高检出手才予以纠正。可见，加大对行政执法的监督势在必行。

一张罚单，丈量着法律的公道与良心。秉公执法、规范执法、柔性执法，于一个个实践细节中营造起稳定、透明、规范、可预期的发展环境和法治保障，守护民生福祉与世道人心，正是法治的本心与意义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