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过许多书友写自己淘旧书的经历，都好像是无师自通，形同本能。在我则不然，如果没有认识老故，我想我不可能步入这条“歧”路。

高中毕业那年的暑假，我第一次去老故家，就被他的房间和杂物间内两壁书墙给惊呆了，尤其是最上面肃然整齐码放着的那套汉译世界学术名著。天可怜见，我们虽然看似同类，都在各自的学校里以舞文弄墨、不蹈常规而小有名气，但以我当时的眼界，万万想不到一个中学生的书架上居然已经摆满《罗马史》《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这样的皇皇巨著。在我们生活的那个偏僻的西北小城，平时就是想见这些只在历史课本里听说过的书目也不容易呀！

后来我才知道，他早就摸到了访书的门道。据他讲，金陵河口有家很小的新华书店，门面破旧，却长年半价销售滞销书。每隔几日，他就蹬着自行车去踅摸一番，像商务印书馆的很多书都是从那里淘来的。学生哪有钱呢！只能买半价书，都是用他不吃早餐攒下来的钱。毛病养成了，直到今天他也不爱吃早餐。

顺便说一句，老故是他的绰号，因为班上有同学认为他肚子里的学问像故宫展品一样又老又多，故得此名。另外，他又比我们多复读了几年，形貌与行文颇有几分老成、老派的样子——其实也只是样子而已，这就足以在小城活成一个“传奇”。

命运使然，后来我们竟一同去西安，混在同一座学府念书，课业之余，也就开启了一同淘旧书的日子。记得出了大学校门向西一拐是太白北路，那里每晚都有夜市，数十家摊位沿街铺开，有卖烧烤、小吃和扎啤的，亦有卖饰品、皮带、小电器、钥匙扣之类的，此外就是随处可见的旧书摊。每逢周日，旧书摊下午三点多钟就开张了，我随老故在一堆堆的大中学教辅书、新旧工具书、期刊、小说和文史哲艺书籍当中扒来扒去，主要目标是后二者，往往一扎进去就忘了时间，直到地摊上的电石灯依次点亮。我们在确信不会有更多的发现之后，这才两手乌黑，挟着几本旧书施施然回学校去。

自从随老故一起淘书，我才晓得买书要挑版本，挑出版社，外国小说更要挑译者。经常是我才抽出一本书来，旁边的老故用余光一扫，就轻声下了判语：“《雪国》不要买叶渭渠这个译本，要买就买韩侍桁的译本。”“《爱的荒漠》，桂裕芳的译本啊，拿下拿下，一定拿下！”有一次，老故忽然找到一本丹尼尔·笛福的《摩尔·弗兰德斯》，如获至宝地说：“这可是梁遇春的译本啊，才华横溢，英年早逝啊！比他译的《鲁滨逊漂流记》还好，如果笛福用中文写作，也不能比它更好了！”

淘旧书其实很能见出人的性格。像我看上某本书，大多是因为正对自己的“脾胃”，于我想写的东西有帮助，且信奉老子的“多闻数穷，不如守冲”，买书读书，只宜量力而行，量入为出。老故的做派则是“率性之谓道”，而他的本性又特为驳杂，凡遇到自认为有价值，或者经权威钦定的必读书目，无论眼下能否消化，一律收下，这就不能不与现实发生冲突，当时学生一个月的生活费也就百十来元钱，他还要抽烟，买的书太多，饭费就不够，转而向我来告借。我买一本书要掂量再三，他老兄一旦相中了一本书，是谁也拦不住的。书摊上除了中文书籍，间或还有一些德文、日本的小说，大多数是看不懂的，但他能从个别词汇猜出是哪位名家的作品，就执意要据为己有。我说：“你买它有什么用？回去又看不了！”他说：“你看这装帧多么精致，扔在这里是多么可惜！”于是，他拣起来又让我劈手夺了丢回去，拣起来又丢回去，如是者再三，两人都生气，最终还是让他遂了心意。

在认识老故之前，我常喜欢买些诗集，他发现了我的偏嗜，现出不以为然的神态：“我就很少买诗集，诗又不长，你可以借回来抄嘛！”这倒是我以前没有想过的事情。后来看施蛰存先生回忆，他在之江大学念书的时候也有抄书的习惯，曾在图书馆抄完了一部《英国诗选》，并一直为此得意。所谓“贫儿暴富喜难说”，大概就近乎这种心情吧！忽一日，我从旧书摊上捡回一本《台湾女诗人五十家》（湖南文艺出版社，1991年版），老故见了两眼灼灼放光，只恨自己错失“佳人”。那年头引进的台湾诗集很有限，他对才女、特别是对彼岸的才女又心存旁人无法想象的追慕，于是连午饭也不吃了，直接借过去抄。印象中他趴在宿舍桌子上抄了总有一周吧，一本作业本几乎都用完了。那本《台湾女诗人五十家》跟着我几经辗转，至今还插在我的书架上，鹅黄色的封面上似乎还留有宿舍餐桌上的油渍。

（作者为纪录片导演，文艺评论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