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马王堆汉墓完成考古发掘50周年。湖南博物院接连“放大招”——首次公开发布辛追夫人3D数字人形象、首次展出仅重48克的曲裾式素纱襌(dān)衣、时隔多年重新展出T形帛画原件……唤醒人们对这座惊世大墓的记忆。

1972年至1974年发掘的马王堆汉墓，是西汉长沙国丞相、轪侯利苍一家三口的墓葬，也是我国考古学史上第一次完整发掘到的列侯级墓葬。墓中出土了3000多件珍贵文物，包括精美绝伦的丝织品与漆器，世界上现存最早的天文学著作、实测地图，我国目前发现最早的医书，以及一具两千年不腐、肌肤有弹性的女尸。马王堆汉墓，无疑是20世纪中国乃至世界重大的考古发现之一。

不太为人所知的是，这场“文革”时期的考古发掘，背后交织着诸多意外……

1972年，马王堆一号墓发掘现场。

北京请“救兵”

白荣金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文物修复专家，参与过马王堆汉墓考古发掘，至今对女尸身上“那股怪味”印象深刻，“熏到手上、身上，一个多月都洗不掉。”

尽管有过这样的“小烦恼”，但时隔50多年，88岁的白荣金向记者追忆那段经历时，依旧难掩兴奋。“干考古的能赶上马王堆，机会很难得。我是幸运的。”

1972年4月12日，白荣金和同事王㜿（xù)接到一个通知——长沙马王堆正在发掘一座古墓，人力不足，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1977年改属中国社会科学院，以下简称社科院考古所）决定派他们俩前去支援。

“当时，听说是西汉长沙王刘发的墓，可能有金缕玉衣出土。”白荣金和王㜿参与过1968年满城汉墓考古发掘，成功修复了中山靖王刘胜及妻子窦绾的两件金缕玉衣。1970年，他们也都参与了修复阿尔巴尼亚国宝羊皮书的任务，有丰富的文物修复经验。

“接到任务后，我俩都很高兴。”白荣金说，“那时候天天搞‘革命’，但我们只想干老本行。”考古所为他们订了第二天去长沙的特快车票，俩人回家收拾了几件行李和随手的发掘用具，匆忙启程。

到长沙后，湖南省博物馆（今湖南博物院，以下简称湘博）革委会副主任侯良和几位同志在站台相接。“他们把我们送到湖南宾馆。”路上，白荣金和王㜿听了发现马王堆汉墓的经过——

1971年年末，侯良突然接到一个电话，对方报告说：“解放军366医院挖防空洞发现了‘鬼火’，你们派人去看一看。”挂了电话，侯良立即叫馆里文物修复专家张欣如一起骑车去现场。

为备战备荒，解放军366医院计划在院内两座大土堆下建地下病房，东西各挖一个巷道。不料，东巷道挖了没几米，出现了严重塌方，无法继续施工。

工人们拿铁棍往里面捅，突然冒出呛人的气体；舀水往里面灌，强大的气压把水喷了出来；点火一试，蓝色的火苗噌地就冒了出来。工人们搞不清楚什么原因，有人说这是“鬼火”。

侯良和张欣如到防空洞时，有人正借“鬼火”抽烟。张欣如走进去看了看，对侯良说，这是“火洞子”，也叫“火坑墓”。墓里的物质腐烂后产生沼气，遇火燃烧。

张欣如还说，在“十墓九空”的长沙，“火洞子”十分罕见。“火洞子”能够出现，说明墓室在此之前处于完全密封状态，也就意味着从未遭遇盗墓或其它破坏，里面的文物应该保存得都很好。

医院里为什么会有“火洞子”？解放军366医院从哈尔滨搬到长沙不久，对两个大土堆的“身世”并不了解。

马王堆旧貌

在长沙当地，那两座大土堆被称为“马王堆”，传说是五代时期楚王马殷的家族墓。不过，也有人说，“王”在长沙话中与“鞍”谐音，“马王”是“马鞍”讹传。两座土堆形似马鞍，葬的是长沙王刘发和他的母亲。

早在1951年，社科院考古所副所长夏鼐亲自带队，在长沙考察、发掘了一批战国和西汉时期的墓。到马王堆时，夏鼐根据堆土和地上的陶片分析，这里不是五代时期的墓，应是一处汉墓群。但因为种种原因，当时的考古部门并没有发掘马王堆。墓主究竟是不是长沙王刘发和他的母亲，谜团待解。

马王堆在1956年就被湖南定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旁边竖了一块牌子。后来，这里建起了一处干部疗养院。到了“文革”，疗养院被认为是“封、资、修”的温床，很快解散。殃及池鱼，马王堆那块省保牌子也被砸烂。解放军366医院从哈尔滨搬到这里时，马王堆就是两个无人在意、也没什么用处的土堆，所以才成了防空洞的选址。

为使古墓不再遭破坏，湖南省博物馆建议医院立即停止挖防空洞。同时，侯良给正在北京故宫筹备“文化大革命”出土文物展的馆员高至喜打电话，请他尽快报告国家文物局（当时称国务院图博口），请示能否考古发掘。

可巧，那天国家文物局局长王冶秋到故宫察看展览筹备情况，高至喜负责陪同。高至喜借机向王冶秋请示此事，据他回忆：“王冶秋很干脆地同意发掘。那个时候，考古发掘报批手续不严格，也没有要求我们申请报批。”

于是，湘博很快做了预算：买60把锄头、60条扁担、20盒胶卷、包装材料等，加上补助费、民工工资，大概12000元。上报省革委会后，一位领导问：你们馆42个人，为什么买60把锄头？并说：“给你们6000元，也不能让你们乱浪费。”

6000元经费，除了买材料，请不了太多工人，湘博只能全员出动。当时，大部分干部和业务人员都已下放农村，留馆人员中一半是刚工作不久、十七八岁的女讲解员，懂考古的只有川大毕业的熊传薪和几位老技工。

1972年1月14日，早上七点，大家扛着锄头、挑着扁担和箢箕，从单位整队出发、走十里路到马王堆后，开始挖土、挑土。马王堆汉墓考古发掘，没有任何启动仪式，就这样无声无息地开始了。

一天能挖多少土？当时在现场的欧金林，每倒一担土就摘一片竹叶放到口袋里。收工后数了一下，一共207片。按照每担土70多斤计算，207担就是14000多斤。如果遇上雨天，一担土就变80多斤了。

挖了将近半个月，清理完东侧的封土堆，熊传薪和几位老技工找到了墓坑范围——南北长19.5米，东西长17.8米，深约20米，是一座大型古墓。汉代墓葬从上到下逐渐内收，呈漏斗形。据此估算，墓坑里的填土大概还有一万多立方米。

为了加快进度，湘博到各学校求援。长沙市将近1500名高中生、大专生，陆续参与到挖土中。长沙“春无三日晴”，当时连日细雨绵绵，许多学生淋得像落汤鸡。装土的箢箕粘上泥土，打不脱、倒不掉，有些学生用手抠，结果被竹签刺得鲜血直流。

人海战术奋战了60天，4月上旬，墓坑中的填土终于被挖完。此时，露出一种又黏又软、白中透青的土，学名叫微晶高岭土，俗称“白膏泥”。在中国南方墓葬中，白膏泥常常用来保护墓葬，有很好的密封性。

大家像铲糯米糍粑一样，一铲一铲挖。墓坑六面都有一层白膏泥，最厚有1.3米。清理完白膏泥，又露出一片黑乎乎的木炭。木炭防潮，古代墓葬常用木炭包裹墓室。这些木炭数量惊人，整整装了4辆卡车，至少有一万斤。

木炭下面，是一片青黄色、崭新的竹席，有26张分4排平铺。可惜竹席很快变成黄褐色，考古人员小心揭取后，出现了一个庞然大物——长6.72米、宽4.88米、高2.8米的巨大木椁。看到这么完整的木椁，在场的人都惊喜若狂，猜想里面一定有丰富的文物。

侯良立即通过高至喜，向国家文物局汇报了相关情况。考虑到长沙考古力量薄弱，他紧急从农村调回湘博考古组成员周世荣，同时请国家文物局派几位专家支援。

白荣金和王㜿就是从北京请来的“救兵”。此外，文化部文物博物馆研究所（今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也派了两位修复专家——胡继高和王丹华，赶往长沙。

马王堆，即将迎来一场“大战”。

长沙“打硬仗”

到马王堆工地后，白荣金和王㜿发现，这座古墓规模很大，墓坑口有四层台阶，保存得很完整。在墓坑东南角有一个盗洞，距离椁顶只有1.3米，“万幸没有盗开”。

他们建议，尽快打开木椁。因为古墓在地下两千多年，恒湿恒温，一旦重见天日，周围多种不利因素会使其非常脆弱。“发掘古墓就像打仗，不能慢。”

4月15日，大队人马开赴工地。摆在他们面前的，是一场硬仗。木椁由四根粗壮的大木料构成一个边框，四个把角都栽有木橛，并用竹索摽紧。中间是五块横着的大板子，板与板之间严丝合缝。

大家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撬开边框、揭开盖板，发现里面还有一层，而且很难取出椁板。长沙汽车电器厂的吊装工人被请来帮忙，花了三天时间，用人工起重设备吊出重达数十吨的木材，其中最重的一块有1.5吨。

拆掉第二层椁板，一个“井”字形椁室映入大家眼帘——中间是大型的黑漆素棺；四周有四个边厢，堆满一尘不染的随葬品，有彩绘屏风、彩绘漆几、绣花枕头、竹笥、木俑等，俨然一座地下宝库。可见，墓主人生前过着锦衣玉食的生活，会是谁呢？

一号墓“井”字形椁室，中间为T形帛画出土时的状态。

只能在墓中寻找线索。考古人员研究决定，照相、登记、编号、包装，分工合作，先逐一清理四个边厢，最后清理中央的主棺室。边厢里的文物堆得有一人高，厢底有几十厘米水，只能由老技工任全生趴在旁边的盖板上俯身拿取。

1972年4月，一号墓发掘现场，老技工任全生趴在旁边的盖板上提取边厢文物。

清理东边厢时，任师傅打开一个漆鼎盖子，里面有一些水，上面漂着一层白色的藕片。他不由惊叹：“呀，两千年前的藕片！”大家惊奇地围上去，王㜿赶紧跑过去拍照。任师傅轻轻把鼎捧出，不料，这一晃，藕片散开变成泥浆，只留下几个不完整的藕片。王㜿抓拍了一张并不理想的照片。后来，这张照片为研究长沙地震提供了重要信息。地震局专家查阅相关资料发现，从汉代开始，两千一百多年来，长沙基本上没发生过强烈地震。

盛有藕片的漆鼎

胡继高注意到一个被很多人忽略的细节。他看到一个大漆案上，有一盘红烧鱼、一盘红烧肉。红烧鱼上面的肉烂了，剩余部分有很浓的鱼腥味。红烧肉的形状还在，他把一块瘦肉剥开，“里面是新鲜猪肉烧红的颜色，像刚煮好的”。

边厢中，出土了大量泥质冥币，有泥半两钱、泥郢称。考古人员推测，与汉文帝提倡薄葬有关，这座墓的年代应该是西汉早期。在一些陶罐、竹笥（sī)上，出现“轪侯家丞”字样的封泥。不过，这些发现尚不能确认墓主人就是轪侯，也有可能是轪侯送给墓主人的随葬品。

墓中还出土了一枚印章，由于长时间浸泡“像豆腐一样软”，上面用阴文篆书“妾辛追”3个字。“妾”是古代妇女的谦称，“辛追”应该是墓主人的名字。但史书上并没有关于她的记载。辛追是谁？和轪侯有什么关系？

考古人员把目光聚焦在椁室中央的黑漆素棺上。结果，大家像“拆盲盒”一样，拆了四层棺盖——第一层黑漆素地棺，第二层黑地彩绘棺，第三层朱地彩绘棺，第四层是贴着羽毛和刺绣装饰的内棺。

按照周礼，天子五层棺，诸公四层棺，诸侯三层棺。辛追的四层套棺，比肩诸侯王了。根据考古学家俞伟超研究，周朝的用棺制度在汉代已经发生变化，西汉诸侯王和列侯使用的套棺有三至五层不等。所以，很难说辛追到底是什么身份等级，但地位肯定不低。

谜团越来越多。考古人员当时没注意到，部分答案隐藏在内棺盖上那幅T字形帛画。

帛画是绘在丝织品上的画，在古代被用作铭旌、招魂幡。古人送葬时，死者的亲属会举着招魂幡“引路”，下葬后则把它盖在内棺上，使魂得以升天、魄能入地为安。帛画所绘是一条通往天堂之路，从上到下分天上、人间和地下三部分。其中人间部分，绘有一个穿着华贵、体态臃肿、佝偻着背的老太太，拄着一根拐杖。她就是墓主辛追。

一号墓出土的T形帛画

“帛画出土时，有不少地方与内棺盖粘连，图案看不太清楚。”如何揭取，让考古人员一筹莫展。白荣金急中生智，想起秋后在窗纱上装纸卷帘的办法：找几根竹棍、宣纸和一块大板子。用竹棍卷上宣纸，取一点往里卷一点，最后把帛画用宣纸托起来，然后放到板上，用塑料薄膜封起来盖好。这样才把帛画完整取下来。

取下帛画后，大家迫不及待地打开内棺，只见里面盛满红褐色的棺液，上面漂浮着一些丝织品，“跟泥一样软”，用手取不出。最后经研究决定，由长沙汽车电器厂的师傅将棺木整体吊出墓坑，运回湘博后再清理。工地的清理工作，由此告一段落。

经过十几天的紧张忙碌，大家都感到困乏至极。白荣金对王㜿说：“今晚，咱们该睡个好觉了。”谁料，刚吃完晚饭，湘博来人通知他们：今晚10点，首长请你们去馆里开棺。

惊现千年女尸

白荣金和王㜿未及休整，赶到湘博后，迈进大厅，好像进了一个剧场——中间放着内棺，旁边扇面形围着两三排人，都是领导和家属，前面的坐着、后面的人站着，急切地想看棺材里有什么。

看到这阵势，俩人硬着头皮打开内棺盖。强烈的怪味扑面而来，旁边围观的人纷纷掏出手帕，一只手捂住鼻子，一只手扇个不停。考古人员把棺液用塑料管抽出来，装在大玻璃瓶里以备化验；内棺上漂浮的丝织品，蒙上塑料薄膜，轻轻裹卷托到棺外。

这时，一个大尸包露出来。尸包用九条带子捆绑着，带子和上面的部分已经糟朽。白荣金和王㜿商量，“咱先从头部开一个‘天窗’，看看里头是什么情况。”

按古代葬俗，死者多是头朝北脚朝南。从工地吊棺时，白荣金在内棺北部标了记号。他用医院借来的一把最长的手术刀，在尸包头部位置，开了一个30厘米见方的切口。

一边往下切，一边往外取。取了大概18层，白荣金发现了一层麻布，小心用手抻了抻，竟然没破。麻布下面还有层布衣，他用手往下轻轻摁了摁，“有皮肉的感觉，估计是墓主人的前额”。

白荣金非常震惊。自1956年参加考古工作以来，他清理过不少各个时代的人骨架和腐朽成泥的残骨，但万万没想到，彼时会亲手接触一个汉代未腐烂、皮肉尚有弹性的尸体。他轻声把情况告诉身旁的王㜿，“他也很吃惊，认为是个奇迹。”

为了在无干扰的条件下清理，王㜿向大家宣布，“下面情况复杂，一时难以处理，今天就到此为止吧”。当时已经是清晨4点多，折腾了一宿。在场的观众看他们磨磨蹭蹭地干，早有些不耐烦了，加上疲乏困倦，最后扫兴而去。

第二天，考古人员准备了一个平台靠在棺旁，上面铺一层棉絮、罩上塑料薄膜，然后把木棺向台面一侧倾斜，慢慢把尸包“滚”到大平台上。王㜿把上面的九道绑带结扣解开，但尸包水分太大，没办法逐层揭开，只能先多层、分块揭开，后期再逐层拼对。

被子、袍子、单衣……王㜿花了整整一个星期，总共揭了20多层，墓主辛追才露出真容。只见她面色灰白，头上真发稀疏、戴着黑色假发，脸上皮肉丰满，两只眼球暴出，舌头吐出唇外。全身皮肤光润、有弹性，看上去如同刚刚死去。更令人惊奇的是，“眼睑的睫毛清晰可辨，就连脚趾的指纹和皮肤的毛孔也清晰可见。”

后来经过测定，辛追年龄50岁左右，身长153.2厘米，体重34.25公斤。从背部皮肤有很多皱褶来看，生前比较肥胖。在平均年龄并不长的汉代，50岁算高龄。所以大家都叫她“老太太”。

老太太沉睡地下两千多年，创造了世界尸体保存纪录中的奇迹。在当时，却面临“要不要保留”的尴尬处境。有人提出，尸体不是文物，没有多少价值。也有人说，古尸千年不腐，有很大研究价值，应好好保护。

侯良请示国家文物局，王冶秋指示说：“两千年的古尸，这是世界的奇迹，尸体和丝织品要一并保存好。”随后，侯良给北京、上海、广州等地相关科研部门打电话，请教古尸保护技术，得到的回复都是：没有保护经验。

只能摸着石头过河。

5月初，长沙的天气逐渐热起来。学过木工的白荣金，设计了一个木架子，罩在尸体上，然后把人造冰敲成小块、装到塑料袋里，码在木架四周、顶上。时间长了冰块融化，再反复更换新冰。这只是缓兵之计。

紧要关头，湖南医学院（今中南大学湘雅医学院）给老太太配制了药方——尸体泡在有酒精和福尔马林混合液的玻璃棺内，并用甘油、酒精、福尔马林和水按比例混合，往尸体内注射。此后，每隔一天，白荣金、熊传薪和周世荣等轮流给尸体打针。“针头刺进皮肉时涩涩的，像扎橡皮的感觉。”

当时，每晚都有省里领导们带着家属，轮流来看老太太。因为温差，有机玻璃盖上蒙着水蒸气，看不清楚里面。有人要求揭开玻璃盖，于是被福尔马林呛得泪流满面。大家开玩笑说：“这老太太有福气，死了两千年了，还有人来给她哭。”

社会上要求看老太太的呼声也愈来愈高，尤其是一些曾经支援过发掘的单位。省委政工组的一位军代表说：“长沙一共才80万人口，排起队来看，半年就看完了。”他指示湘博，要尽快陈列，迎接开放。

5月22日，发掘不到一个月，湘博将老太太和其他一些文物临时对外展出。一时间，三湘四水的人蜂拥而至。据说，长沙一下子增加了5万流动人口，每天有一万多人在湘博门口排队，队伍绵延几里。

湘博安排五六名壮汉在门外把守，用碗口粗的木杆拦人，每30人一批往里放。当时做讲解员的游振群记得，老太太放在二楼的一间陈列室，只用一个围栏围起来，观众在围栏外参观。讲解员根本没法讲解，就是治安维护员，每次闭馆清场，都会在展厅门口捡到鞋、手表、帽子、手套等。

不过，这样疯狂的场景，只持续了不到半个月。

周总理多次批示

1972年6月，王冶秋空降长沙，目睹湘博人山人海的混乱局面，为保护女尸而忧心不已。回北京后，他将此情况紧急上报国务院。

周恩来总理立即叫停展览，并做了严肃批评，指出这样下去“出土古尸和衣着，还有其他文物，非变质不可”。他指示：“立即采取办法，将古尸转移到冰室消毒、防腐，加以化工处理”。

湖南省党政领导接到指示后，深感事态严重，要求湘博连夜用汽车把老太太秘密转移到湖南医学院。这场“灾难性”的参观热潮，终于退去。

如何长期保存女尸，成为当务之急。周总理指示：“古人都保存几千年了，我们起码要保存200年。”对此，湖南医学院人体解剖教研室主任王鹏程教授建议：“要保存好古尸，首先要做病理解剖，将内脏都拿出来。”

1972年年底，王冶秋邀请社科院考古所夏鼐、王仲殊，与40多位来自湖南、北京、上海、广州等地的医学专家云集长沙，研讨古尸解剖问题。湖南医学院病理教研室主任彭隆祥记得，当时参会的专家都赞成解剖，认为既对保存有好处，又能更多研究，最大的问题是：“谁来主刀？”

“当时‘文革’没有结束，在座的老教授、老专家可能有很多疑虑，谦虚得很，互相推让。”时年40岁的彭隆祥主动请缨：“我来主刀如何？”全场鼓掌通过。

彭隆祥后来解释自己的“底气”，一方面他已经从事病理解剖学16年，主刀解剖过200多例尸体，有丰富的经验；另一方面，“不只靠我一个人的智慧，后面有很多老师撑腰。”

会议结束后，彭隆祥收到夏鼐递来的纸条，上面写的是古病理学文献目录。“看样子，夏先生是有备而来，小纸条在北京就写好了。”彭隆祥对此心存感激，称“夏先生是我的引路人”。

解剖定在12月14日，在湘博一楼南面展厅。湖南医学院神经外科曹美鸿教授先将老太太的头部解剖，脑组织保存的不好，“像豆腐渣一样”。接着，彭隆祥将其腹壁切开，没想到，腹腔内脏不仅完整，而且都在原位。他将内脏和盘托出，和其他研究人员一起逐个做切片，分析老太太的病理。

彭隆祥发现，“老太太病不少”，有胆结石、日本血吸虫病、冠心病和腰椎间盘突出等。在她体内某些组织中，含有大量铅、汞、砷等元素，可能跟生前服用“仙丹”有关。她的胃、肠道和食管里，有138粒半甜瓜子，说明死于江南瓜果飘香的夏季，而且食物还存留在胃里，说明她是吃了甜瓜后两三个小时内猝死的。

湖南医学院心血管专家王肇勋教授看了老太太解剖材料，在一个处方签上，给彭隆祥写了一个纸条：“这个老太太既有胆石症，又有冠心病，那就要将这两病联系考虑问题。”后面列了一些文献目录。

这个建议，给彭隆祥很大启发。经过研究分析，胆结石卡在胆管出口容易引起胆绞痛产生神经反射，反射心脏的血管痉挛收缩后引发缺血及心律紊乱，“老太太可能因为心脏病突发去世的”。

老太太为何保存两千多年？彭隆祥认为，“我们老祖宗深谙防腐之道”。他们利用当时的条件，在棺内创造了一个密封、无氧、无菌的环境。同时，用丝绸裹包尸身与棺内环境隔离，椁外则用木炭、白膏泥和厚厚的堆土隔离，层层保护，从而使尸身千年不腐。

发掘二、三号墓

发掘女尸的过程中，一位老技工意外发现，墓坑南侧还有一些白膏泥和木炭。他继续往里掏，结果看到了另一个墓的木椁。

人们这才意识到，马王堆两个大土堆下，应该有3座墓。出土女尸的被编为一号墓，其西侧为二号墓，其南侧为三号墓。由于当时三号墓木椁已经暴露，为了抢救文物，1973年9月，湖南省委向国务院提交《关于发掘马王堆二、三号汉墓的请示报告》。

报告很快得到批准。国务院随即组织成立发掘领导小组，周总理亲自点将，指定湖南省委副书记李振军为组长，副组长是王冶秋、夏鼐和中国医学科学院副院长黄家驷。规格之高，这在中国考古史上绝无仅有。

此外，全国十几个科学研究单位都派人到现场收集试样和数据。白荣金、王㜿重回长沙。国家文物局增派罗哲文和王露，负责发掘过程和出土文物拍照。湘博考古组的人员，陆续结束下放重归岗位。

11月19日，三号墓发掘正式启动。白荣金告诉记者，与一号墓相比，三号墓规模略小，墓口有三层台阶。三号墓椁室和一号墓基本相同，清理过程也一样，都是日夜兼程、速战速决。不同的是，三号墓内棺上的帛画，中间画的墓主人是：一名头戴刘氏冠、身着红袍、腰间配长剑的年轻男子。

发掘现场，工作人员吊出沉重的椁板。

内棺被运回湘博清理。开棺那晚，现场来了很多人，围着几十架相机。考古人员打开棺盖，里面也有很多积水，但没有难闻的气味。王㜿用竹棍小心地往里探，戳到棺底也没碰到什么。接着，王鹏程教授戴上橡胶手套，下手摸了摸，拿出一块黑褐色的东西，看了一眼说：“骨头”。

“声音虽然不大，但在场的人都被震住了。”白荣金告诉记者，发掘前，大家对三号墓再现古尸抱很大期望，做了非常周密的计划和准备，打算把三号墓的尸体连同木棺，装到一个高压氮舱内，直接运到上海去做研究。

中央拨给湘博250万元，建设亚洲最好的文物库房，恒温恒湿、防地震，以保存马王堆出土的文物和古尸。据熊传薪回忆，最早准备建两个存放尸体的地方，一个放一号墓女尸，另一个放三号墓古尸。

可以想象，当时大家大失所望。白荣金记得，拍电影的师傅当场就说，“完了完了，咱们走吧。”他拦着讲，“尸体是一个重要标本，但考古不只是挖尸体，还有很多文物可以拍。”

事实上，三号墓出土了大量有学术价值的文物。

在一个黑色漆盒中，考古人员发现了一叠“泥砖”一样的帛书。由于当时湘博没有条件整理，帛书被装在充满氮气的塑料袋中，运往北京故宫博物院揭裱。经多位专家整理研究发现，这批帛书达30多种超12万字，包括世界上最早的天文著作《天文气象杂占》、最古老的医书《黄帝四经》等，大部分是失传一两千年的佚书，堪与殷墟甲骨、西陲简牍和敦煌卷子相媲美。

马王堆三号墓发掘现场

在装有帛书的漆盒中，还发现了地形图、驻军图。随葬品中，有兵器架和38件兵器，另有一张被后人称为《车马仪仗图》的帛画。通过这些线索，考古人员推测，三号墓主可能曾担任过长沙国的武官，是一个文武兼备的人。其遗骸检测显示，他死时刚过而立之年。

1973年，马王堆三号墓漆器兵器架出土瞬间。

但三号墓主与一号墓主是什么关系，仍没有明确线索。考古人员把希望寄托在距离一号墓西侧仅23米的二号墓上。

12月18日，二号墓正式发掘。考古人员冒着风雪挖了几天，发现墓室已经被盗、垮塌，只留下三层已经腐朽的椁底板，与泥水混在一起。

为了不放弃任何线索，大家在泥水中到处摸，“像插秧时除草一样”。忽然，有人兴奋地大叫起来，原来是在墓坑北端的淤泥里摸到两枚印章，一枚刻着“利苍”，另一枚刻着“轪侯之印”。

有人提出，根据史料记载，还应该有一方“长沙丞相”的官印。于是，大家把椁底板下的淤泥用箩筐运回馆里，用筛子一点点筛，果然筛出一枚“长沙丞相”的龟钮铜印。

这三枚印章的出土，为马王堆汉墓之谜揭去了最后一层面纱。

“只敲开了冰山一角”

通过三枚印章和三座墓葬的形制规划，考古人员判断出，一号墓和二号墓是不同穴的夫妻合葬墓，一号墓主人是轪侯夫人辛追，二号墓主人是轪侯利苍；三号墓为祔葬，墓主人应该是利苍的儿子。但究竟是利苍的哪个儿子，目前尚无定论，普遍认为是第二代轪侯利豨。

二号墓出土的三枚印章，左侧为私印“利苍”、中间为官印“长沙丞相”、右侧为爵印“轪侯之印”。

遗憾的是，我们无法通过历史文献进一步考证。轪侯利苍在史书上无传，只在《史记》和《汉书》功臣表中，留下寥寥数语。

根据姓氏推断，利苍可能是楚国贵族的后裔。春秋时期，楚国公子封于利。当时贵族以封地为姓，利苍可能为其后。他有两个身份，一个是官位，即长沙国丞相；一个是分封的侯位，即轪侯。他先做的丞相，后被封侯。

刘邦建立汉王朝之初，分封了九大诸侯国，长沙国便是其一。丞相是诸侯国里级别最高的官员，仅次于诸王的第二号人物。西汉初年，诸王丞相虽由中央任命，但有些诸王权力很大，自己委任官吏。利苍是何时、怎样成为长沙国丞相的，史书并无记载。所以，他有可能是中央派往长沙国的人，也有可能是长沙王吴氏的私人亲信。

利苍为何被封轪侯？原湖南省博物馆副馆长傅举有认为，利苍可能是追随刘邦打天下的功臣。在马王堆二号墓，也就是利苍的墓中，出土了一件错金铜弩机，上刻铭文：“廿三年私工室”。他从文字风格和铭刻款式判断，弩机应是秦始皇二十三年（前224年）制造，应该是利苍生前所用，“可能陪伴利苍随刘邦打天下”。

历史学家马雍则认为，利苍受封为轪侯，是因为他担任了长沙国丞相。汉高祖先后封功臣137人为列侯，轪侯不在其内。可见利苍在反秦起义、楚汉战争和汉高祖时期的各次战役中，不曾立过显著的“战功”。按照汉初惯例，官阶到了相当高的等级，就需要赐以特殊的爵位来表明身份。所以利苍在汉高后时期被封轪侯。汉高后在位期间，将所有列侯排序，共180多人，轪侯排120位。

轪侯位次不高，封户只有700户，但仍是煊赫一时的贵族。利苍所封的轪国，在今湖北浠水（另一说在今河南光山县与罗山县之间）。西汉诸王列侯有“不就国”的习惯，轪侯利苍在长沙做官，因此和家属生活在长沙。马雍根据《汉书》推算，利苍担任长沙国丞相至少8年，至多不超过17年。高后二年（前186年），利苍在任职期间去世。

利苍的儿子利豨，并未任长沙丞相，可能仍住长沙。利豨死后，他的儿子、第三代轪侯离开了长沙，到汉朝首都长安做官。第四代轪侯担任过武官，因擅自调兵被判死刑，后被赦免贬为庶民。轪侯家族的记载就此终结。

利苍的妻子辛追，隐身在历史舞台的后面，在两千多年后却比丈夫和儿子更引人注目。考古人员发现，一号墓在构建时，分别打破了二号墓和三号墓的封土。可见，她的埋葬时间比丈夫和儿子都晚些。根据利苍的死期推算，他过世时辛追还不到30岁。

轪侯家族虽然在历史长河中只是一朵小浪花，却给后世留下一座浩如烟海的文物宝库。

1972年至1974年在马王堆先后发掘的三座西汉墓，出土了3000多件珍贵文物，包括帛书、帛画、丝织品、简牍、漆器等，不仅让我们看到了轪侯一家钟鸣鼎食的精致生活，也瞥见了西汉时代的璀璨文明。历史学家李学勤曾评价说，马王堆汉墓的发现、整理和研究，“改变了我们对历史上一个时代、一个民族或者一种文化的认识，不是所有的墓都能做到这一点。”

如何保护、研究这些珍贵文物，也给考古人员带来诸多挑战。社科院考古所研究员王世民说：“能否妥善处理糟朽易损的文物，是田野发掘和室内清理中的最大难题。”

1951年夏鼐带队在长沙发掘战国墓，取出的很多丝织品被放在木盒中保存，当再打开时，发现已经完全脱水，一碰就化成灰了。发掘十三陵定陵时也曾出土过一批精美的丝织品，当时请一位留学德国的化学专家使用专用药水保存，结果涂上药水的部分都坏了。

这些惨痛教训，让考古人员在处理马王堆糟朽如泥的丝织品时格外小心。王㜿将残破的织物，用传统的托裱方式保存；相对完整的袍服、罗绮等，用药物熏蒸灭菌后，放在特制的木匣里保存。白荣金与熊传薪则尝试将纱衣在不干不湿的时候揭展，放在竹帘子上，置于阴凉处吹晾。有一些泡在水里的奁包裹着丝织物，很难打开，他们决定泡在水里打开。

“王㜿、白荣金等成功揭取大幅彩绘帛画，妥善处理各种性状的丝织衣物，取得极其宝贵的丰富经验。这是马王堆汉墓发掘在考古技术上的重要贡献。”王世民说。值得庆幸的是，当年处理的这些丝织品，经过50年时间的考验，至今仍完好如初。

2021年，湖南博物院马王堆汉墓及藏品研究展示中心主任喻燕姣带领团队，对马王堆汉墓出土文物进行系统性清库，重新归类、集合，整理一份完整的文物档案。整理过程中，新增了1.9万余片纺织品残片、1700余件漆木器。

其中，在三号墓出土的菱纹绮里，喻燕姣和团队发现了“安乐如意 长寿无极”的吉祥语。这是目前已出土丝织品中发现最早的成句文字，填补了相关研究领域的空白。喻燕姣感叹，尽管已经出土半个世纪，但马王堆似乎还暗藏着不少秘密。

50年来，国内外学术界孜孜不倦地研究着这座文物宝库，但喻燕姣坦言，相对马王堆汉墓的丰富内涵，“我们只是敲开了这座文物宝库的冰山一角，还需要几代人去努力研究。”

本文图片均由湖南博物院提供，特此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