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寒浑未解，风力更狂吹。强饭怜君瘦，重裘觉我衰。”

这是元代诗人、学者张翥的诗，抱怨当助教的清贫生活。类似怨诗不罕见，元代硕儒虞集也写过：“乞米西邻晨有粥，留家南国暑无绡。”

不仅老师抱怨，学生也抱怨。国子生吴师道称：“十载成均尚褐衣，论诗岂是赏音稀。”西周最高教育机构称成均，代指国子监。诗人之意是：苦读10年，仍没当官，还是穿粗布衣（褐衣）的平民。

元代忽必烈“信任汉臣，推广汉法”“好儒术，喜衣冠”，曾接受“儒教大宗师”的称号。元仁宗时，提出“设科取士，庶几得真儒之用，而治道可兴也”，重开科举。元文宗时，出现“文化井喷”，后人称：“风气日开，赫然鸣其治平者，有虞（集）、杨（载）、范（梈，音如朋）、揭（傒斯），一以唐为宗，而趋于雅，推一代之极盛，时又称虞（集）、揭（傒斯）、马（祖常）、宋（褧，音如囧）。”

今见国子监和孔庙（实为一体，即左庙右学），始建于元，明清略扩建。可奇怪的是，元代遗存绝少，只剩先师门（历代有改建，基本保持了元代风格）、加封孔子大成至圣诏书碑一通、进士题名碑四通、古槐若干。

明初人称“元末文人最盛”，为何国子监不受重视？因元代表面崇儒，实际兴趣却不大，对儒生多猜忌，国子监建设始终未入正轨。本文主要依据王建军先生的《元代国子监研究》一书写成。

六艺为何少一艺?

国子学是古代最高教育机构，北齐首创，称国子寺，“掌训教胄子”，隋唐改称国子监。唐贞观四年（630年），令各州县建孔子庙，国子学依附之，“凡有学者必有庙，示其尊也”。

宋代确立规范，“凡郡邑无不有学，学无不有大成殿”。据学者胡务在《元代庙学：无法割舍的儒学教育链》一书中钩沉，庙学四周设墙，墙顶有甃石（甃音如咒，甃石即垒石，防进入），正门为棂星门（即先师门），后有半月形水池（称为泮池，泮音盼，上古诸侯之学称颊宫，颊、泮同音，时人误成泮，后世沿用），上有小桥，向前过仪门（又称戟门），即孔子庙（在左）和学宫（在右）。

据学者姜东成在《元大都孔庙与国子学的建筑模式与基址规模探析》中研究，元代国子监总占地90亩，左庙占50亩，右学“地逊于庙者十之二”，计40亩。庙与学的长度相当，庙宽于学，以示尊崇。

元代国子监有两点颇奇：

其一，无射圃。儒家视礼、乐、射、御、书、数为“六艺”，宋制提出“诸生暇日相与揖逊，习威仪而观德行”。元忌汉人习射，各地庙学皆无射圃，致“饮射礼废久矣”。明洪武三年（1370年），诏令“今后各府州县儒学训诲生徒，每日讲读文书罢，于儒学后设一射圃，教学生习射，朔望要试过。其有司官闲暇时，与学官一体习射，若是不肯用心，要罪过”，国子监遂将附近的胡同并入，作为射圃。

其二，建得慢。忽必烈至元二十四年（1287年）已规划好国子监用地，直到1308年，才在元仁宗亲自过问下，于当年冬天建成。

窝阔台改变对儒家看法

蒙元统治者对儒家的认识，是一个逐步的过程。

1229年，“性极宽仁”的窝阔台（成吉思汗之子）登基。1233年4月，蒙古大军攻占金国的汴京。同年六月，下令在燕京宣圣庙办国子学。

燕京即金中都，宣圣庙在原金朝枢密院，即金章宗养鱼池南，可总教竟是全真派道士冯志亨。

窝阔台的诏书称，他派22个汉官子弟来“学底蒙古言语弓箭”，派18个蒙古门阇赤（书生，阇音如堵）来“学得汉儿每（们）言语文书”。他要求，蒙古子弟上课只说汉语，违反一次，用“简子”惩罚一次。学生每日米、面、肉各一斤，酒四瓶，汉官子弟无此待遇。显然，窝阔台认为儒学即翻译学，“权就燕京文庙，以道士兼教汉儿文字”。

两事改变了窝阔台的看法。

首先是登基时，耶律楚材主持了中原礼仪，极尽庄重。

其次是占据中原后，“仓廪府库无斗粟尺帛”，宦官别迭建议改中原为牧场，耶律楚材指出，只要合理收税，“周岁可得银五十万两，帛八万匹，粟四十余万石”，果然成功。

窝阔台意识到，治汉地必用汉法，遂办国子学，但他“没有崇儒意向”，反而倚重成吉思汗信任的全真教。丘处机十八弟子之一李志常也在国子学任要职。

1237年，窝阔台同意第二年举办选试，确立儒户，使习儒成为正式职业之一。

1241年，窝阔台去世。1246年，窝阔台的儿子贵由登基，但他“法度不一，内外离心”，1248年，贵由去世。

忽必烈反对科举

1251年，拖雷（成吉思汗的幼子）的长子蒙哥继位，据陈高华、史卫民的《元代大都上都研究》一书，蒙哥对四弟忽必烈颇为忌惮，任其为“漠南汉地军国庶事”，同时又任亲信当燕京行省断事官。

马祖常说：“国初官制未遑立，凡军国机务悉决于断事官。”“中原数十百州制命脉系焉，非今日隶于省院者也。”

换言之，“汉地”出现了两个权力中心：燕京断事官、忽必烈彼此牵制。忽必烈选择避让，迁营帐到“汉地”边缘，即桓州（今内蒙古正蓝旗西北）和抚州（今属河北省张北县）之间的金莲川，在此“聘起儒士，讲论书史，究明理学，问以治道”。

1259年，蒙哥战死在合川钓鱼城（今属重庆），忽必烈迅速与南宋议和，回军燕京，彻底控制了局面，并于1260年3月，在开平（即元上都，今属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登基。

忽必烈上位后，对儒学的热情似乎比在藩府时下降了。

一方面，忽必烈对儒家理解不深入。据《草木子》：“昔世祖（忽必烈）尝问孔子何人，或应之曰：是天的怯里马赤（意为翻译）。世祖深善之。”将儒家视为天意的代言，不知其优点。

另一方面，忽必烈尊祖制。《草木子》记：“元世祖皇帝思太祖（成吉思汗）创业艰难，俾取所居之地青草一株，置于大内丹墀之前，谓之誓俭草。盖欲使后世子孙知勤俭之节。”朝廷举行经筵，忽必烈必先陈大扎撒（前人编的法典），以示不忘本。

忽必烈主政期间，元廷多次计划恢复科举，忽必烈以“科举虚诞”，始终否决。

一口气建仨国子监

忽必烈时期国子学发展慢，可能还有一因：忙不过来。

至元七年（1270年）前，忽必烈多次召名儒许衡来大都议政，均借口许是国子监祭酒（相当于校长）。1270年，许衡任左丞。1271年，许衡辞相，去主抓国子监。

许衡辞职时说：“臣有三宜辞：一非勋旧，二蔑才德，三所学迂。恐于圣谟神算，未能尽合。”11年合作，许衡意识到忽必烈不可能真正行汉法，只能寄望下一代：“蒙古生，质朴未散，视听专一。苟置之好伍曹中，涵养三数年，将来必能为国家用。”

此前国子监不过“令教蒙古生四人，后又奉旨教七人”，许衡上任后，国子学仍在金中都，甚至一度居无定所。权臣阿合马怎能让许衡培养自己的势力？屡次刁难，国子生廪食费用中断，许衡只好称病归乡。

历代只有一个国子监，元朝一分为三，成蒙古国子监、回回国子监和国子监，蒙古国子监享特权，建成时间也早于国子监。

从1267年到1285年，元大都经18年建设，终于完成。1287年，元朝国子学迁入今国子监所在地，仍校舍不全，直到元武宗至大元年（1308年）才最终完工。

在元朝皇帝中，元仁宗对儒家最熟悉，他的老师是名儒李孟，被称为“贯通经史、善论古今治乱”。元仁帝一上位便表示：“朕所愿者，安百姓以图至治，然匪用儒士，何以至此。”在他主导下，元朝终于再开科举。

元仁宗的想法是：“人才所出，固非一途……然必先德行经术，而后文辞，乃可得真材也。”他期待“使其中得一人如范仲淹，朕志愿足矣”。

不是取士 而是取吏

元仁宗将国子监交中书省、御史台督管。国子监本属集贤院，无实权，只负责召集贤良，掌提调学校，抓道教、阴阳祭祀、占卜等。国子监遇事，“必经集贤院议论、呈报，等待批复，其间环节周折，耗时耗力”，中书省可直接落实。

一次元仁宗读《贞观政要》，称：“此书有益于国家，其译以国语刊行，俾蒙古、色目人诵习之。”元仁宗想当唐太宗，可他无法挽救元朝衰落。

首先，元仁宗力推理学，惟重朱熹的《四书集注》，有思想僵化的风险，对明清科举产生直接影响。

其次，元仁宗急功近利，他说：“明心见性，佛教为深；修身治国，儒道为切。”乃宋孝宗“以儒治国，以道养生，以佛修心”之续，在不同信仰中找平衡，可能得到各方认可，也可能被各方厌恶。

表面看，元仁宗求贤若渴，“一时贤能才艺之士，悉置左右”；其实，他和其他元帝一样，蔑视形而上、惑于小利，找不到也用不了真正人才。中书省确立的科举准则竟然是：“俺如今将律赋、省题诗、小义等都不用，止存留诏章表，专立德行明经科。明经内四书五经以程氏、朱晦庵（朱熹）批注为主，是格物致知修己治人之学。这般取人呵，国家后头得人才去也。”这哪里是取士？分明是取吏。元仁宗却表示认可。

元仁宗的选择空间太小——忽必烈帐下人才济济，再加上科举，实在安排不过来；元仁宗时危机纷起，蒙古国子监、回回国子监培养的都是翻译人才，不懂治国之道，元仁宗只好乞灵于儒学，却陷入“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困局。

明帝未必尊孔子

与唐宋比，元官收入低。据王建军钩沉，国子监祭酒月俸59.33贯，米6石。名臣王恽说：“今余家二百指口（即20口），所费酌中计之，日约五贯文，是须千八百缗，可支一岁。其庆吊、宾客、差徭之数，又不在内。”

按国子监祭酒的工资，只够12天。元朝勋贵有食邑，汉人无，且元廷常滥发纸钞。收入低，工作还累，“蚤（早）作入馆，冠带束衣，授业终日不得休”。

国子生“选七品以上朝官子孙”，但汉人名额少，南人尤少，“五百六十人，江南之士在列者数人耳”。汉人生员考试负担高于其他，三年不通一经，自动退学，科举则按例只取18名。就算科举成功，国子监出身，升迁亦极慢。

元末明初，国子监一度被毁弃，元代旧物大多被毁。进士提名碑仅余4通（1通有争议），元开科仅51年，其间中断2届，总共考了16次。明人将元碑磨平再用，今所见皆康熙年间国子监祭酒吴苑掘地时发现的。

至于加封孔子大成至圣诏书碑，刻手是大名鼎鼎的茅绍之，时人称：“求赵孟頫书碑者，非茅刻，则不书。”元帝封孔子“大成至圣文宣王”，流传最广，明帝颇不满。洪武二年（1369年）诏停孔庙通祀，嘉靖去孔子王号，大成殿改称孔子庙，毁塑像，减祀仪，并祭孔子生父叔梁纥，以强化父子情，弱化其万世师表的色彩，只是未能成功。

学者姜东成写道：“世宗（嘉靖）……权力凌驾道统之上，对道统的操纵十分明显，这与元代诸帝对孔子之道尊崇备至形成强烈对比。”国子监中元朝痕迹已淡，但仔细去品，仍让人唏嘘不已。（责编：沈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