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大都钟鼓楼建在哪里
北京日报

2024-08-15 13:51 语音播报

古都

钟鼓楼是北京中轴线的北端点,一个有趣的问题是,元大都的钟鼓楼建在哪里?与明清时期的钟鼓楼(即今钟鼓楼)是否建造在同一个基址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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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元钟鼓楼的几个猜想

北京中轴线自建立以来,经历了七百多年的风风雨雨,发生了许多重大的变化,而其中,钟鼓楼也发生了变化,特别是已经消失的元大都钟鼓楼究竟在哪里,历史上有各种不同的推测。

最早提出推测的,是奉宽先生,他在《燕京故城考》中提出,元代的鼓楼应该在今天鼓楼(即明清鼓楼)之西,旧鼓楼大街南口外,钟楼在旧鼓楼大街口内以北。同意这个说法的,有1936年朱偰先生的《元大都宫殿图考》一文、1960年王璞子先生的《元大都城平面规划述略》一文、1972年元大都考古队的《元大都的勘查和发掘》一文、1980年侯仁之和金涛先生的《北京史话》一书、1982年陈高华先生的《元大都》一书、1984年徐苹芳先生的《古代北京的城市规划》一文。

以上各位专家在北京历史研究的权威地位是不容否认的,他们对于元大都钟鼓楼位置的判断,得到了许多专家的认同。但是,元大都钟鼓楼究竟在哪里,也有一些专家提出不同的推测。其中一位,是赵正之先生,他在1979年的《元大都平面规划复原的研究》一文中认为,元大都的钟鼓楼是在旧鼓楼大街以西,鼓楼在清虚观附近,钟楼在小黑虎胡同。另一位,是王灿炽先生,他在1985年的《元大都钟鼓楼考》一文中提出,元代的钟鼓楼与此后的明清钟鼓楼的位置是相同的。他的观点得到许多专家的认同,笔者也认同这一看法。

元大都中轴线北端示意图

旧鼓楼大街和中轴线的密切联系

就目前相关研究成果来看,大多数的推测都是和旧鼓楼大街联系在一起的,也是与北京中轴线密切相关的。由于旧鼓楼大街的存在,以往的许多专家都认为,这里是元大都的中轴线,因此,元代的钟鼓楼皆是与这条街道相关的。但是,这些专家却没有办法在这条街道上“安置”鼓楼与钟楼。其中一说,认为鼓楼是在旧鼓楼大街的南口外,这种说法是成立的,但是,与之相对的钟楼就无法安置了,因为如果相对,钟楼就要修筑到鼓楼大街的中央了,这不仅不可能,也不合理。因此,这种说法很难自圆其说,被否定也就是必然的。

另一种说法认为,鼓楼是建在鼓楼东侧的中心阁上,钟楼则是在鼓楼后面旧鼓楼大街的豁口附近。但是,这条旧鼓楼大街既然是在元代建造的,那么,它从鼓楼往北,应该是一直到达大都城的北端今土城附近的,而不是仅仅到达豁口,故而,这个判断也是不成立的。因为自安定门到德胜门一线的北城墙是在明代初年建造的,此前的元朝人是不可能知道有这道界限的。显然,这种说法也是应该被否定的。

至于鼓楼和钟楼是建造在旧鼓楼大街西侧的判断,已经远离了中心台和中心阁,更是不能成立的。另外,在旧鼓楼大街的西侧,文献明确记载,元代为凤池坊的所在地,设置有中书省的衙署,其后转由翰林国史院等机构使用,也没有和钟鼓楼相关的任何记载。因此,这个说法也是应该被否定的。

作为元明清一直到今天的北京中轴线,为什么和旧鼓楼大街不在一条直线上呢?元朝人在建造大都城时,已经采用了《周易》的观念,即大都城的正北方为坎位,也就是“险位”,如果在正北方设置城门,就会使进出这个城门的居民进入“险地”。故而在修建大都城时,在这个正北方的位置是不能设置城门的。自然也不会修建一条正北方向的道路,这也就使得旧鼓楼大街一定是避让开正北方向,而向西侧偏移。这种偏移,是人为干预的结果。

元人的记载说明了什么

元大都的钟鼓楼虽然在明朝初年被拆除了,但是,我们通过元朝人的相关记载可以了解到一些当时的情况。我们来看看元代学者熊梦祥所著《析津志》。

这部著作确定了一些关键点的位置。其一,为万宁桥,俗称海子桥或后门桥,这是今天中轴线上尚存的唯一元代建筑。《析津志》称:“万宁桥:在玄武池东,名澄清闸。至元中建,在海子东。至元后复用石重修。虽更名万宁,人惟以海子桥名之。”即万宁桥位于地安门外大街上。

其二,为齐政楼,也就是我们常说的鼓楼。《析津志》称:“齐政楼,都城之丽谯也。东,中心阁。大街东去即都府治所。南,海子桥、澄清闸。西,斜街过凤池坊。北,钟楼。”在这里,元人已经把当时鼓楼的位置讲得非常清楚了。文中“都府治所”,即大都路都总管府衙署,也就是此后明清时期顺天府衙署。“大街”则是指今天的鼓楼东大街,是从元代一直延续到今天的主要道路。

其三,为钟楼。《析津志》称:“钟楼,京师北省东,再北。至元中建,阁四阿,檐三重,悬钟于上,声远愈闻之。”文中的“北省”即指元大都的中书省衙署,在凤池坊内,而钟楼在其东北。《析津志》又称:“钟楼之制,雄敞高明,与鼓楼相望。本朝富庶殷实莫盛于此。楼有八隅四井之号。盖东、西、南、北街道最为宽广。”据此可知,钟楼与鼓楼是前后相望,鼓楼在前,钟楼在后。

其四,中心阁。《析津志》称:“双青杨树大井,关帝庙。又北去,则昭回坊矣。前有大十字街,转西大都府巡警二院。直西,则崇仁倒钞库。西,中心阁。阁之西,齐政楼也。更鼓谯楼。楼之正北,乃钟楼也。”在这里,元人讲了中心阁与鼓楼、钟楼的关系。在鼓楼东大街路北,有崇仁倒钞库,而在库西为中心阁。在中心阁再往西,是鼓楼,即齐政楼。鼓楼正北则是钟楼。

其五,中心台。《析津志》称:“中心台:在中心阁西十五步。其台方幅一亩,以墙缭绕。正南有石碑,刻曰:中心之台,实都中东、南、西、北四方之中也。在原庙之前。”文中的“十五步”经过换算,应该是十五丈,也就是说,中心台是在中心阁西约十五步(丈)的距离。而“原庙”应该是指元代的大天寿万宁寺。

其六,大天寿万宁寺。该寺在《析津志》及《元一统志》等辑佚书籍中并无涉及,但是在明人纂修的《元史》中是涉及到的,特别是该寺一直到清代仍然存在,故而给我们确定元代钟鼓楼的位置有较大帮助。据《元史·成宗纪》称:大德九年(1305年)二月,“建大天寿万宁寺”。又据《元史·泰定帝纪》称:泰定四年(1327年)五月,“作成宗神御殿于天寿万宁寺”。再据《元史·祭祀志》记载元代皇帝与皇后的“神御殿”称,“成宗帝后,大天寿万宁寺”。这里所指的“神御殿”就是原庙。

有几处需要解释的地方,第一个地方是中心阁与齐政楼、中心台的关系。在《析津志》的佚文中,有两处提到了中心阁,一处是说,在中心阁的西侧,是齐政楼。而在另一处则说,齐政楼东,为中心阁。由此可以确认,中心阁就在齐政楼的东侧。而在讲到中心台的位置时,说是在中心阁西十五步(丈),这个位置更加具体。于是,就把齐政楼和中心台叠加在了一起。笔者认为,齐政楼和中心台虽然都在中心阁的西侧,但二者不是叠加的关系,而是前后的关系。

元人在讲到齐政楼和中心阁的关系时,还讲到了鼓楼东大街,而通过这条大街的存在,就可以分辨出中心台和齐政楼的关系。鼓楼东大街的正西,正对的即是齐政楼(可以参见今天鼓楼的现状)。而中心阁是在鼓楼东大街的道路北侧,不可能建在大街上,中心阁的正西面,则是中心台。由此可见,齐政楼和中心台是在南北方向的同一条直线上,齐政楼在南,中心台在北。齐政楼东面正对鼓楼东大街,中心台东面正对中心阁,是在鼓楼东大街的北侧。

需要解释的第二个地方,是中心阁与大天寿万宁寺的关系。元人在讲到中心台时,曾认为中心台是在原庙的前面,也就是说,中心台的北面是大天寿万宁寺。显然,这里讲的是中心阁的北面。因为中心台的北面是钟楼,这是前面引用文献中已经证明了的,也就是说,大天寿万宁寺是不可能和钟楼叠加在一起的,也没有前后排列的关系。因此,大天寿万宁寺与中心阁是处在南北同一条直线上的。

有些学者认为,中心阁和大天寿万宁寺是一体的,就是寺中的神御殿。笔者认为这个理解是有偏差的。第一,中心阁和大天寿万宁寺不是同一个建筑。元朝统治者在建造大都城时,首先建造的就是中心台,是在元世祖至元年间,而中心阁应该是在中心台建造完成不久即建造的,也是在至元年间,甚至比钟鼓楼建造的时间还要早。而大天寿万宁寺是在元成宗大德年间建造的,要晚于中心台及中心阁建造的时间,而神御殿的设置,更是在此后的泰定年间,又晚于大天寿万宁寺的建造时间。

此外,中心阁和大天寿万宁寺的方位是不同的。中心阁的建造,其位置是在中心台的东侧,而建造好的大天寿万宁寺则是在钟楼的东侧。中心台与钟楼是前后排列的,因此,中心阁与大天寿万宁寺也是前后排列的,中心阁在前,大天寿万宁寺在后。元成宗建造大天寿万宁寺的时候,中心阁已经存在了,而成宗的神御殿还没有设立,这时的二者显然不是合一的建筑。而此后泰定帝设置元成宗神御殿,也不是利用中心阁来行使神御殿的功能,而是另外在大天寿万宁寺中建造了神御殿。

元大都基点中心台最先设置

在元代人的记载中,万宁桥与齐政楼(鼓楼)、钟楼是在南北对应的同一条直线上,即在元大都城的中轴线上。元代的中心台应该也是在这条中轴线上,其位置应该在鼓楼和钟楼之间。在这条中轴线上,由南向北排列的是:万宁桥、齐政楼、中心台、钟楼。这个格局,此后的明清北京中轴线是完全加以继承的。

与之相并列的,则是中心阁与大天寿万宁寺的南北一条线。这条线与中轴线平行并列,南端是鼓楼东大街,由此向北排列的是:一、中心阁,与中心台东西并列;二、大天寿万宁寺,与钟楼东西并列。而在中轴线西侧的,则是旧鼓楼大街,或称鼓楼西大街。这条大街的西侧,则是元代凤池坊的中书省(又称北省)的衙署。

就元大都钟鼓楼位置的要素点而言,一共有七处,其设置的时间顺序分别是:一、中心台,是建造元大都的基点,是最先设置的。二、中心阁,是体现中心台的标志性建筑,是在中心台设置后建造的。三、鼓楼,是在确定中心台的具体位置之后建造的,其建造时间应该是在中心阁建造之后,或是同时建造的。四、钟楼,应该是在鼓楼建造之后,或是同时建造的。五、万宁桥,应该是在中心台确定之后建造的,先是木桥,后是石桥。以上五处皆是在元世祖时已经建造完成的。六、大天寿万宁寺,是在元成宗时建造的。七、元成宗的神御殿,是在大天寿万宁寺里面,元泰定帝时建造的。

(作者为北京市社科院历史所研究员、北京市文史研究馆馆员)


编辑:刘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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