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三国历史研究历久弥新，三国文化研究和传播日益广远，“三国热”温度不降反升。

本书是一部三国历史研究性质的著作，分别涉及魏蜀吴三国的政治、军事、人物、事件、文化、家族等方面。“新论”的含义有三个方面：

第一，所谓“新”不是时间概念，而是指观点和结论。书中收录的有些文章写作时间比较早。如《论吕布与董卓的关系——兼论吕布的“反复无常”》是十年前写的，把吕布和董卓的关系放到汉末大的时代背景去考察，对吕布“反复无常”的传统评价做了新的解读，对吕布诛除董卓的行为做了肯定的评价。这些无论从研究视角还是观点结论，在今天看来也还有新意。

第二，根据新的考古发现而作的文章。2009年底河南考古队对安阳西高穴村曹操高陵的挖掘取得了重大成果，国家文物局组织有关方面专家在安阳召开论证会。与会专家一致认为，西高穴村的二号墓就是魏武王曹操的墓葬。十多天后，河南省文物局和安阳市政府在北京亚洲大酒店召开“安阳西高穴大墓考古发现新闻发布会”。消息一经发布，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在此期间，我写了《论曹操墓出土的部分文物与历史文献的关系》《关于“曹魏”的几个概念》《从知识含量看鲁潜墓志的真实性》《论曹操墓文字证据的真实性——兼评学术讨论中的学风问题》等文章。这些文章从材料、内容到观点、结论都体现了一个“新”字，对推动曹操高陵的科学论证起了推动作用。

第三，新思考、新角度、新出炉的“全新”文章，这是“新论”的重点。近年来我又细读了一遍《三国志》和其他的有关文献，对人们熟知的问题从新角度进行新思考，提出人们还未关注到的问题并进行论证，写出了一系列三国历史的研究文章。这些文章有如下特点：

在人们熟知的老问题中发现新问题，得出新结论。例如关于荀彧和曹操的关系，很多人都进行过考察和论证。一般论者认为，二人是主从关系，是有共同理想长期主倡臣随的关系，或者说荀彧为曹操服务忠心耿耿，发现曹操野心后分道扬镳。实际上，荀彧之死是因为他有始终如一的政治立场和诉求，始终试图把曹操的政治发展纳入自己设计的轨道，而曹操也有自己的政治目标和诉求，二人在不同的政治立场和诉求下，展开了一场智慧的较量。《荀彧曹操关系新论》一文，对这场智慧较量的过程、回合、策略及结果做了深入细致的考察和论述。

在人们熟知的现象中挖掘背后的根源。魏明帝统治时期曹魏王朝达到了全盛，曹叡对内依靠钟繇、华歆、王朗、陈群一类的名士大族，使政局稳定；对外固守关陇、淮南一线，抵御了蜀汉的北伐和孙吴的进攻，成功地实行了战略防御方针，又派司马懿率军讨灭辽东公孙渊，扩大了曹魏统治的疆域。然而他去世后，曹魏政权便迅速走下坡路。人们多见皇帝弱小、司马氏权重等显而易见的表面现象，对深层次的原因很少有进一步探究。如果深入思考便可发现，曹魏政权断崖式的衰败，在魏明帝时期就埋下了种子。魏明帝有“三不明”：其一，理政不明。当时三国政权鼎峙，天下未统一，吴蜀两国均非割据偏安之辈，而是各自寻求强国，积蓄政治、军事力量，以为统一天下的资本。在这种形势下，曹叡本当也把富国强兵放在首位。而他却大兴土木，损耗国力，不明当政的首要任务。其二，识人不明。表现在对刘晔、秦朗、刘放、孙资等人的态度上。刘晔为人谄媚渎职，秦朗平庸无能，孙资、刘放谄谀顺主，倾国害时，却都被魏明帝加以重用。其三，托孤不明。魏明帝临终托孤，由以前的数人辅政变成二人辅政，从辅臣间的互相牵制以保持力量平衡变成了二人生死决斗最后一人独大。因此，先是司马懿被剥夺实权韬光养晦，接着高平陵政变曹爽惨遭灭门，最后政归司马氏，其源头都在曹叡托孤不明。《魏明帝不明》一文，深入论证了魏明帝的“三不明”，指出物极必反，全盛即意味着向衰败的转折，而曹叡的理政不明、识人不明、托孤不明，正是转折的逻辑起点。

对历史人物及行为做出新评价。谯周是三国历史上的著名人物，他最突出的事迹是促成了蜀汉向曹魏投降。对于谯周此举，历史评论褒贬不一，但都失于片面。本书中《谯周为什么主张投降》一文指出，谯周有深厚的儒学修养，而大一统是儒家的传统观念，谯周深受这种观念的影响。生活在汉末天下分裂局面中，谯周希望结束战乱天下统一。谯周开始把统一的希望寄托在蜀汉政权，在诸葛亮去世十多年以后，谯周的思想发生了变化，这个变化与当时形势的变化有密切关系。在蜀汉政权内部，由于诸葛亮、蒋琬等人的相继去世，人才非常缺乏，不断地对曹魏用兵又大大消耗了国力。陈祗当政后，虽然位在姜维之下，但姜维常年领兵在外，远离朝廷，陈祗对上逢迎取悦于后主，对下与宦官黄皓互为表里，宦官黄皓开始干预政事，蜀汉的政治正走下坡路。蜀汉所面临的外部环境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在孙吴方面，孙权末年的太子之争加剧了政局动荡，孙权去世后，后继者昏庸无能，不能成为蜀汉抗曹的外援力量。在曹魏方面，以司马氏为代表的士家大族势力已经崛起，在镇压了一系列政治上的反对势力后，政治上日益稳定，军事上日益强大。这些都是导致谯周思想变化的原因。尽管谯周对蜀汉的信心前后有所变化，但他对天下统一的追求和向往一直没有变，顺应统一大势，正是谯周主张投降的根本原因。

收入本书的这类文章还有《曹操与司马昭》《智囊桓范的虑计之失》《庞统与诸葛亮处世格局的差异》《孙氏父子与朱氏豪族》《三国孙吴对交州的经营与对外交流》等，这些文章无论从选题、视角、观点还是从写作时间上说，都可称得上是“新”。这类全新的文章占全书的大部分，再加上根据新的考古发掘材料所写新文章和有新观点新结论的旧文章，组成《三国史新论》，算得上名实相符吧！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研究员、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荣誉副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