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世纪早期，刘禹锡在中国西南为官时生病了，身体滚烫，如同被火烧灼，这是血气不通的症状。在朋友的建议下，刘禹锡去看当地的一名医生，后者给刘禹锡开了药，又告诫他说：“然中有毒，须其疾瘳而止，过当则伤和，是以微其齐也。”药丸起效了：十天后刘禹锡的所有不适消失，一个月不到他就痊愈了。刘禹锡很高兴，不顾医生的警告继续服药，希望能进一步增强活力，但是五天后，一种异样的麻木感传遍全身。他意识到自己犯错了，于是立即跑去找那位医生。后者当然训斥了他，然后又给他开了解药。

刘禹锡在一篇题为“鉴药”的短文中记述了这一事件。以文学才华而闻名的刘禹锡，就像唐朝的许多文人一样，对医药的兴趣也非常浓厚，收集了很多有用的药方和他圈子里的人分享，传播治病疗疾的知识。在这个故事中，刘禹锡揭示了中国传统医学的几个关键问题：病者的自身经历、生活方式对健康的影响、医患之间的信任，但这个故事最引人注目之处是，医生开了一种有毒的药来治疗刘禹锡的疾病。毒药怎么能治病呢？如果能，那么到底什么才是药？

7世纪的名医孙思邈认为：“天下物类皆是灵药，万物之中，无一物而非药者。”换言之，药物与非药物之间没有本质区别，只要运用得当，任何东西都有可能是药物。事实上，传统中药种类繁多，包括草木类、矿物类、动物类和食物类药物。例如，16世纪著名的药物学专著《本草纲目》收载药物近1900种，其中包含千奇百怪的物质，如水、尘土、纺织品甚至人的排泄物。因此，传统中药学的核心是透过治疗的镜头探察整个物质世界。

在这个无所不包的药物世界里，毒药显得尤为突出。这似乎令人惊讶，因为如今人们普遍认为中草药是天然、温和、安全的，尤其是和现代生物医学的合成药物相比，后者通常被认为是人工的、猛烈的，发挥疗效的同时又具有危险的副作用。另一种常见的二分法是把力图使身体恢复和谐的中医整体疗法，和生物医学旨在消除特定疾病的还原论方法作比较。这两种看法都经不起推敲：在漫长的历史中，中药以针对不同疾病的丰富多样的药物治疗为特色，其中当然有温和的疗法，例如食疗，它旨在平衡身体，恢复身体与自然的和谐。同样重要但未被重视的是使用有毒药物的传统，这种药物能强力消灭或驱除病魔。实际上，中国古代的医生经常依赖他们自己也认为有毒的药物。例如，生长在川蜀之地的剧毒草本植物附子，就是中国传统医学里最常用的药物之一。此外，从理论上看，本书作者将“毒”作为药物分类的关键指标：经典本草著作根据毒性将药物分成三品，并将用来治疗疾病的大多数猛药归为“多毒”。由此看来，没有毒药，传统中药治疗是不可想象的。

此外，中国传统药学的目的不仅仅是治病，“无毒”药物中的许多物质还有延年益寿之效。除了关注疾病的治疗，中药学还以提升身体状态、长生为目标，这种对生命提升的追求涉及净化身体，清除体内的有害物质，使之可以跃升到诸种更高阶的生存状态。而身体达到的高度与寿命相关：身体跃升得越高，寿命越长。不出所料，此理念的终极目标是不死。因此，中国传统医学是通过两个相关却又不同的努力方向的相互作用而发展起来的：一为抗击疾病，一为增加身体的活力。

用于第二个目标的大多数药物药性温和，因此可以长期服用，以增强体质，但是其中也有一些药物是有毒的，如水银、雄黄（砷化物）、石硫黄。古人相信，服食这些矿物质可以强身，甚至使身体不朽。然而，一个两难局面也出现了：虽然服用这些猛药能改变身体，延长寿命，但它们的毒性也常常使许多狂热的服用者猝死。重要的是，这类药物带来的强烈身体感受使当时的人们对矿物药的药性产生不同的理解，导致他们或支持或质疑服用这些强力药物。

虽然在中国医学史上至关重要，但是3至10世纪这一历史时期在很大程度上为英语学术界的医学史学者所忽略。在中国医学史上，这一时期尤为重要的是药学的发展。虽然药物治疗可以追根溯源至汉代，《神农本草经》和马王堆出土医书印证了这一点，但是其主体框架则成形于随后的数百年。在这几百年中，药学迅速发展，药学知识传布于社会，尤其与本研究有关的是，对有毒药物的认识加深了。其间有两个分水岭成为用毒药治病的转变节点，值得我们注意。第一个分水岭在5世纪。其时医家和药书编撰者以古代典籍为基础，指明每一种药物的毒性，指导人们如何炮制和使用药物，由此开始将药物知识系统化。在此时期，医药行业的专业化程度也有所提高，采药、制药、售药、开药各有不同人等专司其职。第二个分水岭在7世纪。其时隋唐政府积极创办新的医学机构、编撰权威文本，以规范毒药的使用并使医学知识标准化。7世纪还出现了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医家之一——“药王”孙思邈。他把国家编写的药物知识吸收到个人的著述中，并通过书写个人经验来显示其药方的疗效。本书通过审视中国医学史上的这两个关键时期，力求揭示中国中古时期丰富的药物文化。

（作者为哈佛大学科学史博士，密歇根大学生物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