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演义》第三回中，面对废立幼帝的董卓，袁绍当面与其对峙，拔剑相向。初读此章，只觉董卓飞扬跋扈，但当我们更加了解汉末政局，便会发现，袁绍所代表的正是“后党锢时代”的士大夫群体，他们有三个鲜明特征：谋求与皇帝共治天下、敌视宦官、注重军事力量。这些特点并非凭空出现，而是在漫长的权力变局中，逐步演化而来。“士大夫政治”作为理解中国历史的重要维度，也势必要在东汉王朝，追溯其诞生。历史学者张向荣的著作《三国前夜：士大夫政治与东汉皇权的崩解》，为读者很好地阐释了这段历史，且颇有创见，予人启发。

《三国前夜：士大夫政治与东汉皇权的崩解》张向荣 上海人民出版社

秦制儒教

如何描述东汉的政治面貌呢？张向荣贡献了两个概念：“寡头皇后制”与“秦制-儒教”体制。

光武帝刘秀在重建汉朝时，得到了地方家族势力的支持，刘秀心心念念的初恋、出身家乡南阳的阴丽华，后来被确立为皇后；在此之前，出身河北的郭圣通却先被立为皇后。帝王之家鲜有儿女情长，更多是政治博弈，此番废后、立后，正是平衡外戚势力、确保继承人的举动，郭氏之子虽然失去了皇位继承权，但郭家仍是重要的政治家族。

刘秀的选择不仅是现实考量，也奠定了东汉政局的基调，自此之后，东汉创业时的军功家族始终伴随皇权，成为不可或缺的势力——皇后人选必定出自六大家族，南阳的阴氏、邓氏，河北的郭氏，西北的马氏、窦氏、梁氏。各个家族之间，围绕权力互相联姻、互相争夺。外戚势力的争夺目标始终是皇后之位，通过这种寡头政治分享皇权。

结合权力局面，东汉形成所谓“秦制-儒教”体制，其具备四个特征：一是皇权和儒家理想的混合，后汉皇帝及官僚的主要目标是汲取资源，扮演“民之父母”的角色，目标是保障皇权的至高无上；二是郡县制和乡里共同体的混合，地方上官僚体系森严，郡县政令畅通，体现秦制，乡里也有相当的自治性，地方官来自外地，要和本地下属有超越上下级的私人关系，工作更好开展；三是律法和礼治的混合，后汉律法严酷，但社会矛盾也可以在礼的层面消弭，并非事事以律法判决；四是忠君和怀土的混合，编户齐民，依恋乡土，延伸出对汉家的忠诚，遵循儒家礼教，君臣相敬，父慈子孝，为实现儒家描绘的“太平世”奋斗。

对比来看，儒教是对法家秦制的一种调和，依托道德主义建立政治结构，形成相对稳定的运转和统治。正如张向荣所说：“一端是皇帝和官僚的统治，通过中央‘内、中、外朝’的权力结构、地方郡县的组织等实现；一端是儒教，从国家意志、中间阶层到普罗大众都浸淫其中，是社会道德伦理的底色，与每个人的日常生活、信仰迷信、生死观念等密切相关。（秦制-儒教）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混合政制。”

汉章帝刘炟曾召开白虎观会议，目的正是把后汉打造成纯粹、完美、普世、神圣的儒家礼教之国，保证刘氏皇族绝对、唯一、永恒的统治。某种程度上，礼教不再是经义上的概念，而是与世俗生活水乳交融。

梁冀之死

梁冀何许人也？他出身安定梁氏，乃六大家族之一。永和六年（141），河南尹梁冀接替父亲梁商，成为大将军。更重要的是，梁冀的妹妹梁妠，早在阳嘉元年（132），就被立为皇后；建康元年（144），汉顺帝逝世，梁妠又成为太后。

虽是一家人，梁冀和梁妠的政治主张并不相同。梁冀大权独揽，为所欲为，汉质帝刘缵就曾说：“此跋扈将军也。”刘缵后来被梁冀下毒害死，也是后汉史上臣子弑君的先例。按张向荣评价：“梁冀没有甚至不屑于掌握政治术的精妙和平衡，他对权力是一种禽兽式的占有，对所有损害他权力的人和事，都会给予暴虐的回应，这是一种政治上的恐怖主义。”

自始至终，作为太后的梁妠，都以一种调和又矛盾的状态维持局面。一方面，政治家族之间的轮流坐庄，包括残酷的斗争清算，都决定了梁妠必须支持和依靠梁冀；另一方面，她也重用士人，从“阳嘉新制”到“八俊出巡”，士大夫的主体意识逐渐显现——他们互相推举，政治地位也越来越高，形成志同道合的团体。

梁妠的政治主张是对李固等士大夫充分信任、大胆使用，对自己的家族也坦然倚重。然而，梁冀根本无法和李固等人和平共处。在梁冀弑君后，李固要求“询访公卿，广求群议”，形成压制梁冀的舆论，李固随即被下狱；随后，李固的同盟杜乔也被免职。在刘志和刘蒜的继位选择中，以李、杜为首的士大夫拥立刘蒜，而梁冀、梁妠则拥立刘志，士大夫终究成为权力道路上的不安定因素，于是，梁氏兄妹痛下杀手，李、杜二人均死于狱中。

延熹二年（159），不堪梁冀控制的汉桓帝刘志，最终借助宦官力量铲除梁冀，整个过程惊险又迅速。在梁冀之前，皇权地位稳固，诸皇后家族没有取代皇室的打算，正因为梁冀的登峰造极，促使皇室抛弃“六大家族”。自此之后，刘志在乎的是大权在握，防止出现下一个“梁冀”。

微妙平衡

汉桓帝刘志对权力有着特殊的偏执，梁冀式的“睚眦必报”，在余生中深深影响着他。从权力结构看，刘志的朝堂上，外戚空前弱势，外朝被削弱，中朝、内朝受到重视，宦官成为最大赢家。“中常侍加小黄门”可视为对标“三公九卿加尚书”的“新内朝”。

权臣虽除，刘志对于自己的定位，其实已经异于东汉之前的皇帝。在士大夫看来，皇帝应该效仿汉章帝、汉顺帝，“处在秦制-礼教的中庸位置，既要遵循礼教，又要维系权威，成为一个恩威并重、恩大于威的慈父”。而刘志自己则希望成为下一个汉武帝、汉宣帝，成为说一不二的雄主。刘志的预期，加上“后梁冀时代”的政治局面，便自然催生了宦官地位的上升，毕竟，皇帝的命令要由他们传达。

与此同时，士大夫已经崛起为独立而强大的势力，这个群体有两个显著特征：服膺儒家价值观和地域关联性。

士大夫的代表人物如陈蕃和李膺，所谓“不畏强御陈仲举，天下模楷李元礼”，然而，他们的权威并不止于官职，而更关乎舆论场，诚如张向荣言：“李膺不是顶级高官，郭泰也不是唯一的太学领袖……他俩架起的‘龙门’，比洛阳的南北宫阙、三公府的府门还要‘高’。这就意味着，在汉家，一个人物是优是劣，一位政治家是清是浊，一个政治事件是对是错，不再由皇家、朝廷说了算。”士大夫评价他人的尺度，自然是儒家礼教所代表的道德主义。

东汉士大夫深受礼教熏陶，豪族世代居住于郡县，宗族观念和本土意识强烈，由此其地域性凸显。比如颍川豪族能聚集起“联盟”，岑晊在洛阳只是稍有名气的太学生，回乡便可“代理”太守工作。维系颍川豪族的主要是儒家价值观，有对道德的标榜，也有对家族和本地的认同感。据统计，西汉由地方属吏起家者，约占有传记人数的18%，东汉则上升至32.6%。东汉的地方政治正在建立自己的力量，最终也将裹挟中央政治。

相同的价值观与出身，这种组合异常“坚固”，宦官又何尝不是如此？刘志亲政之前，宦官有爵有宠，但不能左右政局，他们和士大夫或官僚的冲突也不严重，但刘志为巩固权力，刻意利用其作为打击工具，使宦官真正成为具有政治意图的集团。

第一次党锢之祸时间短，程度轻，而且是刘志对各个政治集团一连串“敲打”的最后一环。刘志先通过杨秉、周景等士大夫，打击剪除梁冀的功臣，让“五侯”等宦官告别政治舞台；然后清除邓氏外戚，更换为尚无根基的窦氏外戚，易于控制；再通过侯览对以李膺为首的士大夫进行打击，杀掉成瑨、刘瓆这两位太守。

刘志的这种帝王权术，看似高明，实际上是“刀尖起舞”，他不仅加剧了士大夫和宦官的对立，也客观上促进了两股政治势力的加强。后汉的国家政教秩序进一步撕裂。

大厦将倾

汉灵帝刘宏当政期间，第二次党锢之祸爆发，这是一次对士大夫进行大规模残酷打击的政治运动，烈度和规模远超上一次。

大将军窦武与以陈蕃为首的士大夫联盟，企图铲除宦官。窦武和陈蕃的布局比较严密，并非仓促行事。窦武布置人马后，料想内廷已被层层包围，宦官数量不少，但手上没有足够军队，难以反抗。然而，诛灭宦官的消息被提前走漏，曹节、王甫等人先发制人，冒险矫诏，诏令张奂统领五营，来北宫南门“平叛”。最终，窦武和陈蕃双双罹难。

这次政治斗争失败的后果极为严重，第一次禁锢中名列“三府”的人，被重新逮捕审讯，与窦、陈有牵连的人全被缉拿，此外，鼓励举报，凡是被认定为党人的，五服之内的亲属都要禁锢，不得出仕。最终，大批地方名流、官宦子弟、豪族世家被逮捕。“三君”和“八俊”是当时最具影响力的士大夫，多数在汉顺帝时期入仕，出身地方名族，至此全部灰飞烟灭。从另一面看，士大夫起初未必意识到自己的士大夫身份，正因为短时间、大规模禁锢党人，促使士大夫猛然意识到他们是一个价值和利益的共同体。

某种程度上，刘宏与刘志维持权力的手段极为相似，他给宦官制造新的“敌人”，从中充当裁决者，最终摆脱宦官对他的直接控制，从对宦官的“皇权委托”转变成“皇权合作”。不过，“宦官的教育使他对士大夫主导的官僚运作机制缺乏细腻的感受，也不尊重儒家确立的道德伦理，对于祖先创立的‘汉家故事’亦不以为然。”

刘宏最典型的行为便是卖官鬻爵，刘宏并非拿无关紧要的官职换取一些钱财，而是将售卖的范围扩大到三公九卿，史载“私令左右卖公卿，公千万，卿五百万”。而且，到黄巾之乱后期，还要强买强卖，“刺史、二千石及茂才孝廉迁除，皆责助军修宫钱，大郡至二三千万，余各有差。每郡国贡献，先输中署，名为导行费”。

对于刘宏的行径，不只是破坏行政系统，按张向荣的观点，更是“退国为家，自弃九鼎，不再努力维持秦制-礼教的政治，士大夫也就没有了托身的基础，自然为各种地方势力所吸纳，就不要怪以后群雄逐鹿了。”“退国为家”“移臣作子”，国家朝堂的神圣性不再，士大夫无可避免地形成各自势力，官员们习惯把辟召的掾吏属官、举荐的孝廉和茂才，当作自己的私人关系。实际上，正是后汉末期，才出现大范围的太守、刺史对中央的叛离，其中重要原因就是天下秩序已经坍塌，家国体制的结构性崩溃。

以后见视角来看，董卓进京，献帝继位，宦官被灭，华夏进入了群雄割据的时代，党人们最终战胜宦官，捍卫了儒家价值观，创立了士大夫政治。后来，曹操标榜“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目的正是校正桓、灵二帝的歧途，也为代替汉朝埋下合法性的伏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