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有一类科研机构，被大家称之为“四不像”机构——不完全像企业、不完全像事业单位、不完全像高校、不完全像科研院所。北京量子信息科学研究院就是其中一所，在这里，该院研究员于海峰正带领团队，向规模化量子计算的“深水区”进军。研究院给予他充分的信任，可以根据任务进展情况，灵活调整工作安排，最大程度服务于科研需要。

充分尊重科研规律，鼓励科研人员自主探索科研“无人区”，激发强大的创新动能。如今，北京科技领域的各项“放管服”改革政策，为科研人员减负松绑。通过管理上的“放手”，本市科研人员的创新活力被进一步激发，顶尖科研成果持续产出。

新体制为科研松绑除障

在2024中关村论坛年会开幕式上，“大规模量子云算力集群”入选十项重大科技成果，它的可用物理比特数达到590个以上，平台保真度达99%，综合指标进入国际第一梯队。最近几个月，集群的建设还在继续，科研团队正向着进一步降低量子门错误率、提高运行稳定性而努力。

“在当前阶段，错误率每降低千分之一，对我们来说都是艰难的一步。”瞄准目标，于海峰团队为集群构建了一套新的架构方案，正在进行测试。大规模量子云算力集群和规模化体系的量子纠错研究介于基础研究和产业化的中间阶段，对人员规模、硬件条件都有一定要求，需要新型科研体制的支撑。

传统科研机构对科研人员的考核，主要以论文发表和项目申请为导向，在北京量子院，情况则完全不同。机构可以自主确定研究课题、安排科研经费，人员聘用及薪酬管理等事项由机构自主决定，探索科研机构绩效评价新机制……近年来，本市布局建设包括北京量子院在内的9家新型研发机构，打破传统科研机构的管理模式，为科研放权赋能、松绑除障。

“科研经费由院里全额支持，但团队具体的科研安排不受干涉。”加入北京量子院6年多来，于海峰切身感受到了科研“生产力”的释放，团队可以安心投入“十年磨一剑”的研究，“事实上，考核压力的减小让成果产出的速度更快了，每个人干劲都很足，研发进度稳步向前。”

以科研成果产出“论英雄”

在更大范围内，经过多年试点，今年，北京市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经费全面实行“包干制+负面清单”管理，帮助科研人员远离繁杂财务事务。北京大学第三医院泌尿外科主任医师、教授卢剑就是“包干制”的首批受益者。

在传统的科研经费管理模式中，经费使用及报销工作繁杂，束缚了创新活力。自2020年起，卢剑团队的研究得以“轻装上阵”，无需在申报项目时就预估未来3至5年的预算细目。“基础研究的特性，决定了我们要根据研究进展，及时调整技术路线和方案。”卢剑说。“包干制”为科研团队卸下了“写本子、做预算”的枷锁，在急需设备和耗材购买上还能“特事特办、随到随办”，“负面清单”和监督措施的建立则明确了责权边界。

“这充分尊重了科研规律，让我们能真正以需求为导向，把经费花在需要的地方。”在“全链条式放权”的支持下，卢剑团队的科研进度不断提速，不仅构建起多中心、大样本的国人前列腺癌多组学数据库，还在前列腺癌影像检测新理论和人工智能辅助诊疗新技术方面取得了较好成果。

从试点到全面铺开的过程中，“包干制”已覆盖1000余项科研项目、5000余名在京科研人员。他们专心投入科研主责主业，交出了一份份出色的科研成果答卷。

当好科研人员的“后勤部长”

支持科研事业单位探索试行更灵活的薪酬制度，为市自然科学基金获得者提供“一次资助、终生联系”的长效服务，为科学家量身搭建科研平台……“现在，我们正在加快转变政府科技管理职能，为科研人员当好‘后勤部长’。”市科委、中关村管委会相关负责人表示，推动科技领域“放管服”改革，加大对科研人员的支持服务力度，能帮助他们心无旁骛投身科研。

“从人员引进政策，到科研场地和设备，再到住房、子女入学等日常生活需求，北京市都为我们筑起了坚实保障。”于海峰说，这样的优厚条件，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优秀科研人才扎根北京，瞄准科技前沿开展协同攻关。

今年，《北京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条例》的实施，进一步奠定了首都科技领域“鼓励创新、放权赋能、稳定预期”的主基调，在创新容错、人才评价、工作激励等方面敢于“放手”。“条例的落地实施，将统筹协调各方力量，打通制度堵点。”中国科学院院士、昌平国家实验室副主任邵峰认为，这将充分发挥市场对创新主体配置要素的导向作用，推动政府在协调创新活动、整合创新资源、衔接创新环节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最大限度提升和激发各创新主体的创新动力、活力和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