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末期，在康有为、梁启超等人振兴教育开通民智思想的影响下，北京率先兴办近代图书馆，于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正式建立了京师大学堂藏书楼（后改称北京大学图书馆）。这是北京地区最早的近代图书馆。从此，只为一定范围内少数人服务的藏书楼转而成为向广大公众提供阅览服务的图书馆。辛亥革命后，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图书馆在社会教育中具有重要作用的思想成为共识，图书馆事业进入快速发展期。

（图片选自《首都图书馆百年纪事》）

拥有丰富珍贵藏书是基础

图书馆，顾名思义以藏书为基础。北京地区的藏书事业历史悠久，历经辽、金、元、明、清等朝代的不断经营和积累，由宫廷和官府藏书到私人收藏，延续数百年，聚集了全国图书精华，形成了在中国历史上极其丰富多彩的藏书，这为近代图书馆创办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北京宫廷和官府藏书非常丰富，早在10世纪30年代，辽升幽州（今北京）为陪都南京（也称燕京）后，就成为当时辽宋之间文化交流的中心，燕京地区大量刊版佛经和儒家经典，为藏书事业的兴起创造了条件；金贞元元年（1153年），改燕京为中都，定为国都，开创了在北京地区营建官府藏书的先河。金在攻陷北宋京都汴梁时，将“宣和馆阁之储”悉数北运，收藏于中都；13世纪70年代，元建都大都（今北京），在攻入南宋京城临安（今杭州）后，先后两次将南宋官府藏书及书版并江南诸郡书籍运回大都，藏于奎章阁和崇文阁等处；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于永乐十九年（1421年）选南京文渊阁藏书北运至北京文渊阁，藏书多达4.5万余卷，其中不少宋、金、元历代遗留下来的善本；清朝建立后，北京的藏书事业达到了中国封建时代的高峰，承袭了明朝官府的全部藏书，在紫禁城和圆明园的文渊阁、文源阁收藏《四库全书》《古今图书集成》，并在昭仁殿、武英殿和皇史宬等处收藏图书。封建时代北京的私人藏书虽然不及江南发达，但是清光绪年间满族人国英将其藏书2万余卷建“共读楼”，制定章程，开放供士子阅读。这在近代图书馆事业兴起之前，无疑是一创举。

正是北京地区拥有数量巨大的丰富藏书，为北京率先兴办近代图书馆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新文化运动等思潮成为助推剂

清朝末年，随着西方思想进入中国，洋务运动、戊戌变法此起彼伏，北京成为新思想的中心。康有为、梁启超等在实行变法推行新政时就明确提出开设公共性质的藏书楼的主张。清宣统元年（1909年），筹建京师图书馆，即现今国家图书馆的前身。1912年中华民国建立后，新文化运动助推北京地区图书馆事业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新文化运动主张劳工、平民均应有受教育的机会，图书馆对普及大众文化和提高民族素养以“唤起民众”有重要意义，为近代图书馆事业创建和发展提供了思想准备。

新文化运动不但解放了人们的思想，而且促进了大量新式学校和图书馆的兴起，比如北京政法专门学校、清华学校、燕京大学等普遍设立了图书馆。甚至故宫、颐和园、北海公园等昔日的皇家园林也纷纷成立图书馆，向公众开放。此外，中国政治协会、博物协会、社会调查所等学术研究团体也办起了专业性的图书馆（室）为其成员和社会服务。私人也设立了许多有影响的图书馆，比如纪念蔡锷的松坡图书馆、卢靖办的木斋图书馆、钱稻荪办的泉寿东文书库、北京香山教育图书馆、北京青年会图书馆等。

五四运动给民国图书馆事业的建设注入了活力，民国初期北京地区图书馆事业取得巨大进步和发展。这一进步和发展促进了有关图书馆问题的学术探讨，也促进了图书馆界协调协作的进步。图书馆协会应运而生，办刊物，同时开展有关近代图书馆的宣传和教育活动。大学开办图书馆讲习会，开设图书馆学选修课程，培养图书馆工作人才。1947年，北京大学开设了图书馆学专修科，后来成为国内培养图书馆学高级人才的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新思潮促进了图书馆事业的发展，民国图书馆大量涌现，使一般平民享用文化典籍及新的科学文化知识成为可能，起到了振兴社会教育的作用。

先进知识分子做出实质性贡献

蔡元培、鲁迅、李大钊等先进知识分子在民国图书馆兴起中起到了至关重要作用，做出了实质性贡献。中华民国建立后，一贯倡导民主与科学、支持新文化运动的蔡元培出任民国政府首任教育总长，他非常重视图书馆事业，在拟订的教育部机构中设立了专管图书馆事业的社会教育司，并邀请鲁迅先生来京担任这个司的第一科科长，主管图书馆和博物馆工作。

鲁迅先生来到北京上任后，不等安顿好家眷，就马不停蹄地投入到京师图书馆的筹备工作当中。1912年8月20日的《鲁迅日记》中记载：“上午，同司长并本部同事四人往图书馆，阅敦煌石室所得唐人写经，又见宋、元刻本不少。阅毕，偕齐寿山游什刹海，饭于集贤楼。下午四时始回寓。”鲁迅先生从拟定章程到馆址选择、入藏图书，都十分关心。

在紧锣密鼓筹备下，1912年8月27日，京师图书馆在什刹海广化寺开馆。此为北京地区公共图书馆之始。在鲁迅先生积极协调努力下，《四库全书》《古今图书集成》《永乐大典》等珍贵古籍入藏京师图书馆。1913年在宣武门外青厂武阳会馆夹道路西（现为后青厂胡同25号）又设立了京师图书分馆。同年，在宣武门内大街路西，抄手胡同口外（现为宣武门内大街抄手胡同183号）创建了京师通俗图书馆。1917年成立了中央公园（今中山公园）图书阅览所，备置通俗书报及有关教育的物品，供游人观览。这三个图书馆（所）于1927年合并，改称京师第一普通图书馆，即现今首都图书馆前身。

这一时期，京师学务局还在各“宣讲所”设立了九处公众阅报所。短短五六年时间，北京地区从无到有，出现了四座近代公共图书馆。

另一位对民国图书馆做出卓越贡献的人物是中国共产党主要创始人之一、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现代图书馆奠基人之一李大钊，被称为“中国现代图书馆之父”。

1918年1月，李大钊任北京大学图书部主任，在任职期间，他锐意改革，主张各类图书兼容、中外文化并存，提供开架阅览，延长开馆时间，以方便读者；提出以“为谋取大多数人阅览便利”为目的，限期还书，加快图书流通，提高图书利用率；规定贵重书、工具书、普通书只有一部者，“仅得在馆阅览”，既利保存，又方便读者。在李大钊的影响下，北京大学图书馆从旧式的藏书楼开始转变为新式的图书馆，馆藏结构、管理与服务方式都有了很大变化。

此外，李大钊明确提出，提高图书馆工作质量、发展图书馆事业，关键是要发展图书馆学教育。因此，李大钊在1920年暑期承担了北京高等师范学校举办的图书馆讲习会“图书馆教育”课程的讲授工作。这是我国图书馆界首次举办的讲习班，在我国图书馆教育事业中具有开拓性和示范效应。同时，李大钊并不满足于北大图书馆的建设与发展，为谋求我国图书馆事业的整体进步，他倡导北京大学图书馆与汇文大学校图书馆共同发起，联合清华学校、北京协和医学院等单位的图书馆于1924年成立了北京图书馆协会，为1925年成立的中国图书馆协会提供了范例。李大钊不仅对北京大学图书馆转型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也为中国现代图书馆学研究和制度建设树立了成功的样板和典范。

上世纪30年代中叶，北京地区已有公共图书馆8个、学校图书馆24个、专门图书馆（包括专门学校图书馆）42个、特种图书馆3个，总数达77个。民国图书馆呈现出一片繁荣景象，为新中国成立后现代图书馆建设和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今天北京已成为全国图书馆事业最发达的地区，也是全国图书馆业务协调协作、图书馆学教育、图书馆学术研究以至国际交流的中心。回首往昔，我们不应该忘记民国图书馆初创和发展的艰辛，更不能忘记其为我国现代图书馆事业奠定的坚实基础和做出的巨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