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牌》 小饭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

在写《打牌》前我写了《偷生》，讲的是一对年轻情侣在生活重压之下发生的故事。他们在彼此的人生低谷中相识相爱，互相体恤，也愿意为对方牺牲——是那种挺大的牺牲。写完《偷生》我意犹未尽，觉得小说中的主人公活下来了，每日与我朝夕相处，仿佛是他们对我说：你继续写下去，把我们的命运写下来。

于是我就开始写《打牌》：那个柔弱的女孩为了生活成为发牌员。我参加过一些国内大型的棋牌比赛，那些比赛里就有这样的发牌员，通常她们都是年轻女孩，一天要坐十几个小时在牌桌前，偶尔休息，非常辛苦。我也会在打牌之余观察她们：她们为棋牌运动员发牌——她们的手就可以决定打牌者的命运。我觉得这个意象有点意思，所以《打牌》在最早的备用名中就有“上帝之手”这个选项。

打牌这件事好像无法登上大雅之堂，却是我们生活中最常见的娱乐休闲活动。在我的小镇康桥，这些年社会发展的红利也惠及了几乎所有人，大多数人不再为衣食发愁，周末朋友亲戚也会聚在一起玩牌，就像成都人整天都在打麻将一样，我认为这种现象是人民群众安居乐业的一种表现。唱歌跳舞，吃饭打牌，人跟人之间产生联系。打牌给人造成的情绪波动，是俗世幸福的源泉之一。

但也有走极端的。很多年轻人在棋牌博弈中得到了不劳而获的快感，并且再也回不去了。拆迁致富的人因为财富得来容易，不会珍惜生活的恩赐，还会迷失生活的方向。我确信类似的错误和病症都会伴随我们这一生，形成某种折痕。在大街上，如果你足够仔细，就能分辨哪些是赌徒，虽然赌徒一般不出现在白天。

在《打牌》中，我写到了这一群人。但他们却只是我的“掩护”——赌个小钱算什么呢？抓起来就是了。赌人生命运的人才经历真正的豪赌。把人生中所有重大抉择称之为“赌博”的人，我要写的是这些人。小说中的男主人公曹峰面对两份“感情”：和同学的妻子长期保持地下情，以及和新认识的女孩珍妮的“斯人若彩虹，遇上方知有”——这是两条互相交叉的线索。他试图作出自己的选择，然而选择还没有作出已经让他丧命。只能说，所有游戏都有其规则，“感情”这件事更是如此。他的“赌运”不好，牌技更差——我更用力写的是两个女孩面对情感的不同反应，以及在“复仇”和“救赎”之中殊途同归。她们都下好了“赌注”：一个赌明天，一个赌现在。一个赌你会永远爱我，一个赌你会为我牺牲。结尾处，我写到两个女人隔着一条河，互相张望着对方——这样的说法非常尤·奈斯博。

说起尤·奈斯博，他是我这几年最喜欢的作家，给我最多阅读的快感和写作上的启示。简单地说，我觉得他很酷，不仅做金融，还玩乐队，干啥啥都行。他的“哈利·霍勒警探系列”于我而言就像一部生活大百科全书。他的作品（主要是指《雪人》《知更鸟》）虽然形式上会被看成是类型文学，但得到的评价是——“不只是犯罪小说，而且是最佳文学小说”。在作品中积极加入热点社会议题是尤·奈斯博的秘诀之一。而真正令他成功的，我认为是他对人的处境，包括精神处境的敏锐捕捉。没有什么彻头彻尾的好人，尤其是在文学作品里。

其实大家都不喜欢写好人。万一不小心写了一个好人，也得避免写他做好事——不完美的人格和不完美的生活，以及并不完美的属于我们个人或者全社会的历史，太多值得书写了。

我自认为这是一次现实主义创作，小说中写到的人物几乎每天都与我有联系，我甚至借用了他们的名字。曹峰、范军、范奇就是我的三位初中好友，他们并不介意我这么做。他们的宽容让我在写作这部小说时，创造里面的人物毫不费力。

尽管如此，小说还是大改过两回。

作家那多组织了一个作家俱乐部，名为“暗黑会”，每个月都会互相点评各自最新创作的作品，其宗旨是“批评和吐槽为主，赞美和肯定为辅”。去年8月《打牌》初稿完成，就此成为最新一期“批评和吐槽”的对象。经历了一番腥风血雨，我不得不对故事的诸多细节进行改动。这一次改动主要是关于医学常识和谋杀手段的。

另一次是《打牌》有幸被选中在鲁院高研班研讨，师友们对小说中人物的精神处境进行了一番交流和讨论。当然这又被我抓住机会，梳理修改了一下。

总之这两回“内部”研讨对我的帮助很大很重要，而且不是一时的，不只是关于《打牌》这部小说。我从2000年开始写作，到今天算来有二十多个年头，虽然当中经历了一次长达十年的创作中断。重新恢复写作是这两年的事，也是余下的大半辈子里我最重要的事。类似的讨论活动（以及这美妙的氛围）能让我为自己明确定位：你是一个写作者，你需要不停地学习写作这件事。

十六七年前我看过两本书，一本叫《沉默之子》，一本叫《伊甸园之门》，关于文学和写作，这是两本很不错的给人打气的书。当时我是前后一起看的，看得我彻夜难眠。现在那种劲儿回来了，我要重新成为一个拥有理想的幸福之人。

（作者为上海市作家协会理事、签约作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