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晚报》2024年9月2日第20版

炎宋兴，受周禅。

十八传，南北混。

《三字经》用这几句话简笔勾勒了宋朝的历史经纬：赵宋兴起，接受后周皇帝“禅让”，前后传承帝位一十八次，历经北宋、南宋。彼时，中国南北方辽宋夏金并立，混战、融合，最终由蒙元归一。

那是个国家富庶的时代，那是个国势衰微的时代；那是个士人活跃、价值一统的时代，那是个疆域频遭侵扰，舆图分裂的时代；那是个文治昌明、制度先进的时代，那是个两度被北方并立政权吞灭，却又享国三百余年的时代；那是个士大夫精神蓬勃四起的时代，那是个开启“君臣共治”局面的时代；那是个经济发达、科技繁荣的时代，那是个华夏民族之文化登峰造极的时代。那就是宋朝。

思想家严复说过：“若研究人心政俗之变，则赵宋一代历史，最宜究心。中国所以成为今日现象者，为善为恶，姑不具论，而为宋人所造就，什八九可断言也”。由此可见宋朝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地位和文化影响力。

北宋 赵佶《瑞鹤图》

“声明文物之治”无让汉唐

宋朝的历史及其对历史的影响，离不开宋太祖赵匡胤。

公元960年，开封郊外的陈桥驿发生的一场兵变，改变了历史进程。将士们将黄袍披到后周禁军统帅赵匡胤身上，拥立他当皇帝。幼主周恭帝选择禅让。古代中国将传帝位予贤者称为“禅”。以常情常理观之，“受周禅”是黄袍加身的避讳之说，所谓“陈桥推戴，柴氏让国，非独易姓之事，实为苍生之念耳”，亦是合乎“道”的溢美托词。但是，因为赵匡胤高超的军事才能与政治智慧，陈桥兵变确实变成了天下由乱到治的转折点。他继续统一大业，东征西伐，结束了中原和南方的分裂割据局面。范仲淹赞其“盛德”：开荆楚，包湖湘，卷五岭，吞巴蜀，扫江南，服吴越，兵锋所向，如雷如霆，如摧枯，如破竹，为后世建太平之基。

如果仅有开国之功，宋太祖不足以被毛泽东主席将其与唐太宗相提并论。相反，太祖对于赵宋三百年基业的贡献在于：通过一系列开创性制度设计与施行，偃武修文，强干弱枝，加强中央集权，以防弊之证，作立国之法。这也是两宋留给后世的极为重要的政治文化遗产。

由太祖创立，后继者完善、施行，宋朝确立了一套完备的文官体制，重用文臣掌握军政大权，根除唐末以来武将专权的积弊。在“杯酒释兵权”的铁腕之外，太祖在军事制度上创设了枢密院、三衙的新体制。枢密院由文臣掌控，只有发兵权，没有统兵权。三衙的主帅只有统兵权，没有发兵权。以此形成多方牵制，抑制武将势力。

在政治制度设计方面，宋太祖突出维护君权主旨，防范宰相权力独大；突出强化中央集权主轴，防范地方势力坐大。在中央，采取分割事权的办法，削相权，收财权。把军权从最高行政机构里剥离出去，划归枢密院；在中书门下，增设参知政事。枢密院长官、参知政事与宰相并称为宰执，实行集体领导，防止一人独断。在财权处置方面，成立三司，总理财政。在地方，皇帝直接任命文臣担任各州县长官，三年一换；同时在各州府设通判，以分知州权力。取消节度使收税权，增设转运使，把地方财权收归中央。在路一级层面，设立漕司、宪司、仓司和帅司，分别负责财政、刑法、救济、军事，相互督察，监督州县。

如此缜密的一整套政治制度、权力结构、治理机制，涵盖中央、地方，虽叠床架屋，但有效加强了中央集权，不仅为赵宋王朝根除了出现尾大不掉的割据祸患，也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

正因此，后世史家对宋太祖倍加赞誉：他直指五代时期军事分裂主义的“二百年弊穴”，“谈笑革之”；他奠定“三百余载之基，传之子孙，世有典则”。《宋史》评价说：“三代而降,考论声明文物之治,道德仁义之风,宋于汉、唐,盖无让焉。”在声教文明与典章制度方面，赵宋的文治之功不输汉、唐。

当然，也应该看到，宋朝制度设计的出发点是“事为之防、曲为之制”，是为了革弊，因而制衡、掣肘既是其特点，也是其代价。政出多门、各自为政的结果是，每有外部入侵，军事上难以御敌；政治上冗员泛滥、因循内耗，活力匮乏。

宋太祖像

士大夫精神蓬勃而起

内忧外患中，两宋“十八传”，存续三百余年，时间之长，在中国历代封建王朝中仅次于汉室。是什么力量支撑了宋朝的长期统治？除了政治制度设计外，“进退皆忧”“先忧后乐”“以天下为己任”的士大夫精神发挥了巨大作用。这也是宋朝留给后世的精神文化遗产。

“偃武修文”是宋初便开始逐渐确立的治国基本信念。宋太祖通过改革科举制度，让大量来自社会下层的知识分子（寒士）进入官僚系统，实现以文治国。据张希清先生统计，宋代通过科举取士115427人，年均361人。《宋史·宰辅表》列宋代宰相133名，科举出身者123名，占92%。由此可见，宋代士人的政治地位大提升，较之前代，已有云泥之别。士大夫阶层以明体达用之学，做经世致用之功。以天下为己任，成为宋代士人群体对共同的自我身份的认同。中国历史上罕见的士大夫与君主共治天下的政治局面出现。

以今观古，对今日中华民族之价值信仰仍产生巨大影响的宋代士大夫精神的内核是什么？是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感，重名节操守的道德观；是“内圣外王”的理想追求，“经世致用”的现实行动。范仲淹力行“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张载主张“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文天祥被俘后留下《正气歌》从容就义，无不是士大夫精神的最经典诠释。即便仕途失意，身处逆境，真正的士大夫们仍不改忧国忧民之志。范仲淹曾经三次被贬官，始终“不以宠辱更其守”。王安石两次罢相，仍“以道德经济为己任”。欧阳修屡遭贬官，“所守者道义，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节……终始如一”。他们“先忧后乐”的忧患意识、“重义轻利”的精神品格、天下己任的使命担当，超越时空，滋养着后人的精神世界。

北宋 赵佶 《文会图》（局部）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华夏文化“造极于赵宋之世”

史学大家陈寅恪说过，“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年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可见宋朝孕育的文化成果何其灿然可观，文化影响力是何等之深远。

文学方面。宋词兴起，开创了中国文学新天地，苏轼、李清照、辛弃疾等词人层出不穷、星光璀璨；文学兴盛，涌现唐宋八大家中的六家，万世景仰。《千里江山图》和文人画，苏、黄、米、蔡的书法，形成了独特的艺术风格，千古流芳。司马光主持编写的编年体通史《资治通鉴》，“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与司马迁的《史记》并列彪炳于中国史学天空。思想上，宋代出现了周敦颐、二程、张载、邵雍、陆九渊、朱熹等大儒。朱熹集理学之大成，建立了完整的思想体系，是中国哲学思想的一次重大飞跃，对后世影响深远。

文化昌盛植根于经济繁荣。宋朝经贸发达，从唐朝中期开始的经济重心南移，到南宋时最后完成，江南地区已成为全国的经济中心。长江、黄河、运河沿岸的商业城市兴起，中国最早的纸币“交子”出现。海外贸易达到了前所未有的规模。宋朝的商船近至朝鲜、日本，远达阿拉伯半岛、非洲东海岸。“海丝”将中国的丝绸、瓷器等商品销往世界各地。以瓷器为代表的手工业飞速发展，五大名窑生产的瓷器成为世界珍品。宋朝还是中国古代科技发展的黄金时期，诞生了四大发明中的三项——火药、活字印刷术和指南针。活字印刷术的发明，大大提高了书籍的印刷效率，降低了书籍的价格，使得知识的传播速度大幅提升，知识的获取变得更加容易，对世界文明产生划时代影响。除了这些世界闻名的发明，宋朝在天文、数学、医学等领域也都取得了重大突破。例如，沈括在《梦溪笔谈》中记录的大量科学发现，至今仍让人惊叹不已。宋朝的科技成就，可以说是中国古代科技发展的巅峰。

《三字经》从历史而来

《三字经》原作者王应麟是南宋大学者，曾官至礼部尚书。宋元易代之际，他辞官隐居乡里，一心著书立说，在当时具有很高学术地位。《三字经》是他晚年编撰的，为的是给家族子弟开蒙，历史部分只能写到宋。对宋史的描述，一个“混”字，耐人寻味。后世学者作了不断修订补充，有一种版本描述道：

辽与金，皆称帝。

迨灭辽，宋犹存。

至元兴，金绪歇。

有宋世，一同灭。

这几句从宏观视野的角度进一步讲述了宋代的历史。它告诉我们：从辽、西夏政权等与北宋的并立，到金朝与南宋的南北对峙，宋朝传承的十八世，天下南北由混战、混处、混合归于混一，最终走向大一统，各民族之间在更大范围内交融，那是对以后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巩固和发展产生深远影响的时代。

写完宋朝，《三字经》作了一个结语：十七史，全在兹；载治乱，知兴衰。十七史，是原作者当时的正史数目。这是告诉我们，《三字经》“自羲农”至“南北混”的叙述，都是根据历史而来。这十七部史书记载了太平盛世和乱世的史实，读十七史，可知数千年朝代更迭、历史事件、时代变迁。查考研读，可以知兴衰，通古今，明道理。

这便是现在流传的《三字经古本集成》版本，由施孝峰主编。因为这一版本后世改动较少，比较接近原貌，因而，笔者对《三字经》历史部分的阅读感想，就写到宋代为止了。现在市面上的通用版本里，还包含元、明、清的历史描述，大家不妨认真参阅，和自己的孙儿一道诵读，在蒙学经典里感悟哲理的智慧与文采的芬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