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道”既指道路，也指道理。人们为什么走这条道而不是那条道，自然有其道理。“政治学人”平台很有影响力，首先在于其时代性。近年来，该号刊发了一批政治学人专访，本次将第一批学人专访结集出版，并以《政当其途——中国政治学的知识自觉》为名，我以为十分贴切。这一批学人刚好经历了我国政治学恢复重建的历史时刻，他们走过的学术道路反映了中国政治学恢复重建的历程。

我国历史上有深刻的政治思想，但将其作为一门建制性学科的政治学，是20世纪才从外国引进的。只是由于历史原因，中国政治学起步不久便中断了一段时间，直到20世纪80年代才得以恢复重建。政治学的引进和恢复重建，都有一个大的时代背景，那就是中国作为现代化的后来者学习和追赶作为现代化先行者的西方。初始，后来者对先行者难免抱着一种仰视的态度。

近代以来，我国社会科学的学习路径是从欧美，经由日本，再到中国。尤其一段时期里，大批学人赴日本学习，这也让包括政治学在内的社会科学的大量概念和术语从日本传到中国。20世纪80年代，我国进入主动学习的大开放时期。包括政治学在内的社会科学直接从欧美翻译学术著作，大批学人赴欧美学习。我们这一代学人刚好经历了这一时期，对翻译进来的学术著作趋之若鹜，如饥似渴地阅读，也几乎都有到美国等国家学习和访问的经历，处处感到新鲜，当时甚至会有一些仰慕。

随着中国式现代化的快速推进，中国实践和经验不断校正着学者的视角和心态。这就是对外国学术从仰视到平视，从被动吸收到主动吸收，从“我注六经”到“六经注我”，学习是为了更好地研究中国问题，这就有了知识自觉、学术自觉和理论自觉。自觉是成长成熟的第一步。早在20世纪初，毛泽东便提出“去掉盲目性，增加自觉性”，从而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进程。同理，只有“去掉盲目性，增加自觉性”，中国的政治学才能成长和成熟起来。本书落脚于政治学的路径选择，以“知识自觉”作为落点，反映了中国政治学的历程。本书收录的学人访谈，正是这一历史进程的微观表达。

“政治学人”平台很有影响力，其次在于其定位很高。平台提出了一个很响亮的口号，就是“要做大学问和出大学问”。做大学问是政治学人的共同心声。当有了知识自觉和学术自觉后，便不甘于在人之后亦步亦趋了。更重要的是中国到了一个能够产出大学问的大时代。当下的中国与世界，有太多大问题需要回答。坦率地讲，目前中国政治学水平与大时代要求之间的差距还很大。盲目容易造成迷信，自觉也容易产生自满。自觉只是第一步，更艰难的路程在后面。大时代为产生大学问提供了基础，但并不等于会自动产生大学问。应该看到，理论相对于实际有一定的滞后性，成熟的理论建立在成熟的实践基础上。

当今的大时代还处于大变革之中，大学问的产出有一个过程。但是，大学问不能马上产出并不意味着不作为，我们不能坐等大学问飞来。学术发展是一个长期积累的过程。学科建制化的好处是为众多人做学问提供了一个可持续的体制性基础，其缺陷是容易急功近利、急于求成。

尽管中国的政治学人开始有了难得的学术自觉，但也不能不看到，学术界存在高度“同质化”的问题，同样的选题、同样的结论比比皆是，由此陷入有增长、无发展的泥淖。我以为，要做大学问，一要有对历史和实践的深度关怀。没有历史，就没有深刻；没有实践，就没有本源。二要掌握扎实的基础理论。没有基础理论，就难以获得学术的视角和敏锐度，难以将碎片化的材料通过理论加以整合，也难以获得由零到一的原始性创新。三要构建包括中国经验在内的可通约的概念和理论。概念和理论的来源有中国性，但概念和理论本身具有可通约性，即在不同文化背景下都能得到理解。

本书访谈对象在我国政治学恢复重建中发挥了骨干作用，也积累了丰富的治学经验，更为后学提供了有益的导向。“政治学人”平台很有影响力，最后在于其公共平台性。共同体是人类自古以来所追求的美好目标。现代共同体的特点是每个人作为独立的个体，通过相互沟通交流，或彼此受益，或达成共识。尽管大学问不容易产出，但需要为出大学问营造良好的氛围。19世纪是西方出大学问的世纪，当时能够出大学问，除了适逢大时代以外，便是有相互讨论批评、以学术为志向的氛围。“政治学人”平台自开办以来，为创造良好的政治学研究氛围作出了重要贡献，也包括本书的出版。相信读者通过阅读本书，不仅会看到学者们走过的学术道路，更重要的是会理解学术道路中的“道理”！

（作者为华中师范大学文科资深教授、政治学部部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