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社会科学新视野中的国际对话（1999—2019年）》罗红光 刘忠魏 编 商务印书馆

在人间社会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理解何以可能”这一命题始终伴随着社会学科的发展，单一学科的知识只能看到问题的一个侧面，现实远比单一学科的所见复杂，需要不同专业共同关注和共同解决问题。因此对话显得尤为重要，人们思索并不断沟通，以尽善尽美地成就人之为人的角色。本书是1999年—2019年间中外社会科学领域学者对谈录的结集。对谈在文化人类学以建立不同知识之间沟通的桥梁为宗旨的前提下，采用围绕命题由跨专业、跨国籍、跨文化学者对话的形式，在“理解社会学”意义上起到了知识性劳动的效果，并呈现了中国社会科学领域二十年间的学术思想轨迹。

我在22年前第一次参与罗红光博士主持的“学者对谈”时，并没有认识到这项工作的重大学术意义。当时罗红光担任《社会学研究》编辑部主任，他于1994年在日本大阪大学获得人类学博士学位后即归国到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工作，与我很熟悉。他给我出的题目是讨论“市场转型理论”，我当时正在承担一个发展社会学课题，于是与在日本教书的美国社会学家王达伟就这个问题进行了对谈。尽管我陆陆续续参与了四次对谈，算是参与次数较多的了，对这项工作有所了解，但是当罗红光把这部书稿交给我的时候，我还是感到震惊。这些天，我一直在追回20年来的一些片段记忆，希望能从这项“学者对谈”和它的开拓者罗红光致力于当代社会科学中外会通的成功实践中，得到一些对中国社会科学的繁荣发展和中国学术走向世界或有启发的认识。

首先是开阔的学术视野

本书收录的“学者对谈”各有主题，涉及20年间中国和世界发生的重大议题——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市场与社会的关系、消费文化与消费革命、文化多样性与现代性、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第三条道路”问题、“中产阶级”问题、信任问题、女性主义问题、恐怖主义问题、科技的社会作用问题等，都是那一时期中外社会科学界关注的焦点话题。所选择的国外对谈者来自美、英、德、法、以（色列）、日、匈、韩等国家，国内学者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上海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传媒大学、香港中文大学、香港理工大学等单位，都是对相关话题有独到研究的学者。聚拢如此众多的中外专家开展一对一的对话，不仅能想到还能做到，非我所能及。读读这些篇章，仿佛看到了中外学者关于21世纪头20年的全球热点和难点问题的智慧火花，听到了中国社会科学家向世界发出的思想之声，我感到这是“中国文化走出去”的一次成功实践。我既敬佩参与对谈的学者们在20年间能够对自己所经历和研究的问题有如此卓越的见解；又佩服作为对谈组织者的罗红光，能够有如此开阔的学术视野，抓住时代性的话题，让学者们能够在这些对谈中展现他们的所思所想。这项中外会通的成功实践，使得这本书成为20年间中国和世界之间涵盖甚广的实践记录和内容丰富的思想画卷。

其次是兼容的学术精神

罗红光是科班出身的人类学博士，但在学科界限方面没有狭隘的意识。对比20世纪30年代第一批从欧美留学归国的社会学家，有人动辄标榜自己学来的社会学是“纯正”的，称别人是“混作”，或者刻意固守社会学的学科界限，津津于比较社会学“味道”是否浓厚，就更显得罗红光兼容的学术精神之可贵。的确，能够熟知西方某人的著作、掌握某一外国理论，对于研究中国问题是很好的条件，但是“长短”“优劣”是可以转化的。按照荀子的“解蔽”认识论，“凡人之患，蔽于一曲，而暗于大理”“凡万物异则莫不相为蔽，此心术之公患也”（《荀子·解蔽》）。如果把学科界限看得过重，以致一叶障目，“长”可能转化为“短”，“优”也许会转变为“劣”。而本书的对谈者们既有一专，又能兼容，这些对谈包含了社会学、人类学、哲学、经济学、历史学、政治学、文化学、心理学、传播学、语言学、博物学以及全球化问题和科学技术研究等，从不同的学科角度聚焦共同的重大问题，凸显了学科交叉融合的新锐优势。

再次是持久的学术激情

一项工作，能够坚持20年，实属不易。这期间，罗红光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编辑部转到人类学研究室，直到身体不能支持四处奔波、张罗、筹划，这项工作才不得不停止。20年来，每一场对谈，从动脑筋选择主题，到满世界物色对谈者、组织和主持对谈、录音录像、制作音像作品，罗红光都亲力亲为。大多是趁外国学者来中国，赶紧抓住机会组织对谈；有的是利用出国访问期间组织实施对谈。而所有这些活动，并没有项目经费支持，参与者包括对谈者都没有任何报酬。至于罗红光本人，一贯是以私济公、舍私为公，不光是无私贡献自己的智力、时间和器材等资源，有些活动还是他自掏腰包。而且，不管遇到什么困难和挫折，他都热情不减，这种坚持精神实在可贵。

最后是平等的学者品格

在组织对谈过程中，罗红光明确强调“对谈”不是“访谈”，也不同于商谈、交涉和辩论，是平等对话。要求对话双方各抒己见，在丰富积累的基础上平等讨论，得到的不是谁胜谁负，而是理解和增进共识。遇有外国学者习惯于滔滔不绝、自说自话，罗红光就果决地打断，指出我们进行的是“对话”，是相互倾听，是平等交流。在中外交流中自觉地、明确地、严肃地坚持平等原则，表现出了中国学者应有的品格。这本书的价值不在于当年学者们的见解是否无可挑剔，而在于它是真实的思想记录，由此可以了解20年间的实践过程和历史图景，而这些对当下以及今后都可能提供有益的启发。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