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新慧老师告诉我，当年晁福林先生学习青铜器铭文，就是临摹郭沫若先生的《两周金文辞大系》（后简称《大系》），并用这个方法要求学生。到我们读书时，罗老师也要求我们摹画和比较郭老的《大系》、唐兰先生的《西周青铜器铭文分代史征》、陈梦家先生的《西周铜器断代》和马承源先生的《商周青铜器铭文选》。学习先秦史不能不了解金文，而学习金文不能绕开郭老的《大系》。郭老这部书1932年初版于日本，九十余年来滋养了一代又一代学者。

读书那几年，常见的《大系》有三类版本，其一是“传说中”的线装本，包括1932年日本文求堂出版的《大系》和1935年增订后出版的《大系》图录与考释，还有1957年科学出版社修订影印的线装本；其二是收在科学出版社重印的《郭沫若全集》考古编中的《大系》图录和考释精装本；其三是朱凤瀚先生等整理的《张政烺批注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

《郭沫若全集》考古编十巨册，定价近五千元，不拆开卖，对我等穷学生而言，既没钱买，也没地摆。至于线装本《大系》，则不止三四套考古编的价格，想都不敢想。唯张先生的批注本只有释文没有图录，三巨册，是有可能买得起的，打折后千元有余。记得一位师弟结婚，另一位师弟就送了他一部，不是书呆子，谁能干出这等事！定价高又有用的书，总会有“绿林好汉”从图书馆借来扫描、制作出电子版。穷学生以相互传播电子版为乐，虽说对出版商不利，却也没办法。我们读书时用的基本都是电子版，有钱一点的学生会打印出来，看着更方便。

古典学问是滋养起来的，整理本用铅字排印没有感情、只有信息，能入眼就已经不错了。雕版印刷，最好是宋元本或者清代的写刻本，一个字一个字刻，每个字都有人情味，能入心。《大系》是郭老亲自用毛笔小楷誊清后影印的，显然属于入心之品。在某个阳光明媚的午后，突然决意骑车去东单、琉璃厂，到中国书店或古籍书店买一部《大系》。不过线装本太贵，实在买不起；我对石鼓文和诅楚文没兴趣，所以并不打算慢慢凑齐一整套《郭沫若全集》考古编。变通的方法就是先买一本精装本的《大系》考释“过过瘾”。挑来选去，最终买了一册枣红色、精装的“单行本”——这本书很奇怪，没有版权页，也没写出版单位。硬精装很朴素，但环衬却非常结实。与台湾大通书局翻印本题名为《周代金文图录及释文》不同，这本书没有篡改书名，只在书脊上标注“1957”字样。

郭老写作《大系》是在大革命失败后情绪低迷、逃往日本期间，由于文献严重不足，引文多凭记忆，不免有所失误。前文谈到，1957年科学出版社修订再版了《大系》，这次修订剜改了一些错字、删掉了几处衍字、补充了个别漏字，是很重要的完善。由于当时出版界有分工，考古方面著作通常交由文物出版社出版，但郭老担任中国科学院院长，著作特殊处理。选书时，我一直以为这是正式出版前的样品，供征求意见和校对使用，由于出版社尚未确定，故没有标注，但“合法性”等同于线装本。

新近李红薇出版了她的博士论文《郭沫若金文著作的文献学研究》，其中谈到2002年版《大系》误以1935年版为底本影印，错失了1957年版的重要修订。她认为，我买到的这本书是中国台湾地区的翻印本，原因是书中作者的名字都被删掉了。

躲过了前后两种错漏本，而选中了几乎“唯一”正确的修订本是歪打正着，我确实应该为此“偷着乐”。但说这本书为台湾翻印本，我略有怀疑：这本书和大通书局的翻印本到现在仍然很易购得。如果它出版在1971年以前，当时剩余的书应该更多，大通书局何以冒险出版一本市场上并不稀缺的读物呢？如果出版在1971年以后，则大通书局版远未售罄，以郭老早年在国民政府中担任高官、后在学界享有盛名，此书又是他当选“国立中央研究院”院士的代表作，迳以原题名出版风险太大。要我说，两本书应该不在同一地区印刷。

隐去郭老的名字，绝不是大陆出版社的做法，依我看，我买的这本书很可能是香港的翻印本。香港中文大学图书馆有一条记录即称这是香港一家未知出版社的印刷品，据该馆在复信中描述，全书没有版权页，隐去了郭老的名字，且封面与我购买的版本情况一致。尽管不知道该馆将之判断为香港印刷的依据，但参照1973年香港龙门书局翻印郭老《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的做法——虽有版权页，但只标注了出版者和出版时间，全书同样隐去了郭老的名字（大概这是当时翻印图书的常见做法）——可见一斑。现在看来，书脊上的“1957”并不是出版时间，而是影印时依据的科学出版社1957年版。

除红薇提到的平装本外，香港这个印本还有枣红色精装本和一种蓝绿色精装本，想想也挺壮阔：郭老的《大系》1930年出版于日本，上世纪50年代北京再版，上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相继被我国港台地区翻印，自上世纪80年代起郭老全集编辑工作启动，到2002年出齐，又在2017年重印。

郭老的《大系》不仅开创了青铜器标准器断代法和以王世系年、诸侯国别的编纂方法，并为马承源先生《商周青铜器铭文选》所继承，还提出了诸多地理、职官、名物、制度、经济、文化等研究主题，深化了以青铜器铭文为基础的先秦史研究。顾炎武称著书之难，“必古人所未及就，后世所不可无”，一本学术书受到不同意识形态学者的一致认同并反复翻印，郭老此书的学术价值当之。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