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年人物

《北京城杂忆》是萧乾先生晚年的重要作品集之一，我有前后三个版本中的五本。

第一个版本被收入“百家丛书”（人民日报出版社一九八七年五月版），为小三十二开本，略显瘦长。封面素雅，出自书籍设计名家曹辛之手笔。此版收入“‘文革’杂忆”“北京城杂忆”“欧战杂忆”“在歌声中回忆”与“改正以后”五个小辑。从版权页得知此书仅七万字，是为小书，但从内容看，却言短意长。

这个版本我有两册，皆为作者亲赠。第一本赠自一九九〇年一月。得到第二本的时间是次年六月，正是我带即将赴炮火海湾之行的唐师曾去萧家的那一次。同样的书，老唐当然也受赠一册，萧老给我们俩的题词，除了名字外内容一样，即“祝鹏程万里”。这是阅尽人间沧桑的老人给予年轻人的良好祝福。

第二个版本是“三联精选”文库版（三联书店一九九九年十一月版），此书正三十二开本，删去了首版中的若干小辑。虽然保存了主干“北京城杂忆”十篇，增加了“一个北京人的呼吁”七篇，又新增“我的启蒙老师杨振声”等四篇纪念文章，但全书字数比前版更少，仅五万五千字矣。此版还附录了吴福辉《记住萧乾：工作到最后一息》与唐师曾《我师萧乾》两篇文章，唐文篇目还被设计到了封面上，可见此文是获得萧夫人文洁若青睐的。

此版我也有两册，其中一册购于新千年八月最后一天晚上的上海控江路新华书店。可以想象在闲逛书店时，突然邂逅故人（萧乾）与老友（唐师曾）文字的意外感受，尤其是老唐在文中还提及他首见萧乾的缘起，以及我们当年并肩走进木樨地萧府的细节。

《北京城杂忆》尚有其他版本，不遑细考。但我有的第三个版本，也是三联版的，被收入“图书馆经典文库”。此书出版于萧乾身后的二〇一四年，字数近十四万字。买这一本，盖因此版收入了《心债》一文，这是萧乾为早年“遗弃”王树藏的忏悔之文。

一

一九九〇年代在萧家出入时，隐约知道萧乾的生命历程中曾有一位昵称叫“小树叶”的爱人。也未必是刻意躲闪，虽然听闻了种种，也很有些年轻人的好奇，但当时总觉得似乎不宜向老人直言相问。或碍于什么，或限于什么，询问之口终于未能张开。况且，很多时候是文洁若先生也同时在场，还是觉得这种一探究竟的提问，大概会过于唐突。

萧乾先生曾在西方生活多年，对待自己以往的私生活，其见识比我所见过的其他文化老人更加开通。由于萧乾的坦率，现在，他一生丰富的感情生活也基本展现在他的读者面前了。在生命的最后旅程中，他向晚年的巴金学习，更加敢于表达自己，说真话。在三联“图书馆经典文库”版的《北京城杂忆》增补文章若干篇中，收入萧乾纪念王树藏的《心债》一文，即为范例。斯书有文洁若《编后记》，写得极扼要，但几乎是为此版缘何要收入《心债》作背书。萧乾一生有四次婚姻，他的第一任妻子，即王树藏，亦即“小树叶”。

文洁若写道：“《心债》是萧乾于1998年6月1日，在北京医院病房里写的。八个月后，1999年2月11日，他因肾衰竭导致心脏衰竭，于下午六点钟逝世。”如此，《心债》或可视为萧乾的最后绝唱。此文第一句，萧乾就极为坦诚地忏悔：“人到老年，往事如烟，我常想起一生最大的一件恨事：对王树藏的遗弃。”

一九三五年秋，天津《大公报》安排刚从燕京大学毕业的萧乾与画家赵望云一起去鲁西采访水灾，赵画萧写。本年稍后，通过赵，萧在北平北海公园的“濠濮间”初识尚在高中就读的王树藏。在萧乾眼中，“她人长得清秀，戴着一副近视眼镜，性格内向，温和善良。”这一年，萧二十五岁，王年方十八。

王树藏与赵望云同为河北束鹿人，其父王西渠是“走南闯北见过世面”的本县富商，也是赵的姨表兄。《赵望云年谱简编》载：“1925年，19岁。秋，结束学徒生活，由表兄王西渠资助到北京求学……”在萧乾回忆录中，也有赵望云“在学习中，得到乡绅王西渠的资助”相似文字，来源应该来自当年赵对萧的自陈。

次年夏，萧乾与王树藏在南京中央饭店由王的叔叔主持“正式”（萧乾语）举行了婚礼。婚后，两人去了杭州度蜜月。萧乾后来对文洁若说：“她是为了离开娘家才结的婚，我是为了要个家。”婚后不久，王即浮海赴日本留学，萧乾托付友人张香山等帮忙照顾，萧则在上海《大公报》工作。萧乾说：“上海《大公报》社址在爱多利亚路上，离大自鸣钟不远。我就住在法租界的环龙路上。这时，‘小树叶’去东京读书了。我的二房东是杨朔和孙陵。那是座三层小楼，底层是他们办的出版社，我住有阳台的二楼，他们住三楼。”当事人孙陵也有回忆，但与萧的记忆略有差别，细节更多：“我们创办了一个‘北雁出版社’。并且在环龙路一百零六弄五号，租下了一座房子，底楼前间作为办公室，后间杨朔住着。二楼前间让给萧乾，后间由我住着。孟十还住在三楼，还有一个会计，住在亭子间。”

二

一九三七年卢沟桥事变后，萧乾急连三份电报，催促“小树叶”归国。当王好不容易回到上海，此时的萧却因报社缩版而被裁员。两人拿着报社给的“半个月工资”路费，踏上了漫漫流亡之路。他们想去后方，于是拟先坐船到香港。萧乾回忆：“我们是先搭小驳船到吴淞口外去上的大船。一路上，炮弹不停地在我们头上飞来飞去，有些落到驳船旁边，溅起高高的水柱。为了鼓起勇气，我们抱在一起大声唱：‘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前进，前进进。’”萧乾具体离开上海的时间，文洁若说是八月，并有巴金相送。结合萧乾冒着炮火撤离的细节，应在八一三事变之后。

抵港后，他们转经广州到武汉，有幸被杨振声、沈从文“慨然收留”（萧乾语）。但不久武汉形势再急，他们一起经长沙到沅陵，最后抵达昆明。

到昆明的时间，萧乾回忆是“一九三八年初”（按沈从文留存家信，时间应在四月中旬）。不久后，他接到《大公报》老板胡霖来信，邀请其继续编辑该报《文艺》版，但并不需要实际在岗，故萧乾称此是“遥编”。萧在回忆录中说：“这时，‘小树叶’已进了西南联大。”但，王树藏具体入何系、所学为何，此处写得粗略。

文洁若在《俩老头儿：巴金与萧乾》一书则写得明确：“辗转抵昆明后，王树藏进了西南联大历史系……”从文意看，似是指王在本年（即一九三八年）考或转入历史系学习。另有一个版本，是西南联大中文系与汪曾祺同学的刘北汜在《四十年间》一文中所说：“约在一九四〇年夏秋间，在西南联大中文系教授沈从文先生家里，我遇到萧珊和与她形影不离的她的好友王育常。原来她们和我同时于一九三九年夏考入西南联大，王育常读的历史系，萧珊原来读外语系，这时也改读历史系了。”

从此文可知王树藏另有“王育常”一名，然而，经查《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史》所附学生名录，无论是新生或转学生，均未找到“王树藏”或“王育常”的名字。再细检一九三九级新生名单，在历史系或政治系名单中均无“王树藏”其名，而陈蕴珍（萧珊，外文系）、汪曾祺（中文系）、刘北汜（中文系）、施载宣（萧荻，化学系）、马健武（马西林，地质系）都赫然在榜。在无明确答案之前，不妨纸上推理一下。首先，以王树藏曾有东京求学一年或已有大学肄业履历，此符合联大的转学资格，再按萧乾叙述称在一九三八年八月前已入学，则可能指转学成功（不然萧乾也不会在八月放心离昆赴港）。杨苡曾与王树藏住过同一宿舍，她回忆与王树藏相识于青云街八号沈从文住处，念的是政治系。再检学生名录，在一九三八年转入政治学系二年级的名单中，有“王履常”一名与“王育常”发音近似。同年转入政治学二年级名单中，还有张寰和。他是沈从文的内弟、张兆和的五弟。张寰和后于一九四一年从政治系毕业。按理应与张寰和同年毕业的“王履常”，出现在了一九四二年历史系毕业生名单中。曾学政治，转学历史，符合已知的王树藏学习路径，但如是同一人，则已毕业，又缘何再入武汉大学？推理至此，“王履常”疑似王育常的概率又大为降低了。

在金克木《风烛灰》一书中，曾发表其于一九四五年六月致沈从文的一封信，信中提及王树藏与萧乾。在信后附文中，有第三人（应是金克木后人）对信中所提人物注解，其中有“树臧：王树藏。又名王长华，西南联大毕业生”一条。其中说王树藏另有“王长华”一名，似有所据，然未知所据何在。

王树藏曾在西南联大学习，应是确实的。虽然时光汗漫，不能还原当年的一切，如萧、王之间的通信想早已不存，但倘若细心，还是可以从他们朋友留存的文字中略知一二。如沈从文在一九三九年从昆明写给沅陵自家大哥的信中说：“萧三嫂也在联大读书，极用功。”之所以在家信中提及王树藏，是因为萧、王夫妇曾与沈从文一行，在从武汉撤离至湖南沅陵时，曾在沈云麓处逗留多时，彼此熟稔。一九四一年沈还在给福建长汀厦门大学的老友施蛰存写信中不确定地预言：“萧乾太太王树藏，写小说或者也有前途。”但此后与文人萧乾分道扬镳的王树藏，终究没有在文学的道路中继续走下去。可见，沈从文不确定的“或者”两字的谨慎有其前瞻性。同一封信中，沈从文很坚定地告诉施蛰存：“有个汪曾祺，将来必有大成就。”

西南联大当年有一个很有声名的文学社团——冬青社。杜运燮是其中骨干，他在晚年（一九八四年）有一篇概述该团体历史的文章《白发飘霜忆“冬青”》，在回忆该社的最初成员时，提及有萧荻、刘北汜、汪曾祺、穆旦、巫宁坤、萧珊，也有马健武等等，但却未提到有王树藏。以王对文学的爱好与渊源，以及与萧珊几乎形影不离的关系，她置身于冬青社之外有点让人诧异。还是杜运燮，在另一篇访谈文字中再忆“冬青社”时，提及王树藏也是该社成员。

王树藏在西南联大时的小说，一定是给沈从文看过，因此给他留下了印象。但显然王树藏并未在文学创作的道路上坚持下去，究其原因，或是源于与萧乾关系的危机，她后来与马健武一起转学至在四川乐山的武汉大学，或许也是原因之一。

三

数十年后，应验了沈从文预言有了“大成就”的汪曾祺，曾在回忆昆明时期沈从文的文字中写及王树藏：“文林街文林堂旁边有一条小巷，大概叫作金鸡巷，巷里的小院中有一座小楼。楼上住着联大的同学：王树藏、陈蕴珍(萧珊)、施载宣(萧荻)、刘北汜。当中有个小客厅。这小客厅常有熟同学来喝茶聊天，成了一个小小的沙龙。沈先生常来坐坐。”汪在另一篇文章中又及：“若园巷二号院里有一棵很大的缅桂花(即白兰花)树，枝叶繁茂，坐在屋里，人面一绿。花时，香出巷外。房东老太太隔两三天就搭了短梯，叫那个女孩子爬上去，摘下很多半开的花苞，裹在绿叶里，拿到花市上去卖。她怕我们乱摘她的花，就主动用白瓷盘码了一盘花，洒一点清水，给各屋送去。这些缅桂花，我们大都转送了出去。曾给萧珊、王树藏送了两次。今萧珊、树藏都已去世多年，思之怅怅。”

关于金鸡巷，曾居住于此的萧荻回忆更具体：“当时我在钱局街云南造币厂找到一个录事的兼职，造币厂附近的金鸡巷四号有一小院，房东人口不多，只住楼下三间正房，天井两侧是储物用的平顶厢房。楼上的三间房子，单有个楼梯上下，加上厢房屋顶的平台，关上楼梯门就可以自成一统。我邀北汜一同租了下来，却不需住三间房，萧珊和树藏知道了，便也搬了进来。我们两男两女各住一间，中间的堂屋作为共享的起居室。……后来，巴金先生到昆明，也曾在我们那里下榻，他的老友沈从文、卞之琳等先生也常来坐。”文中忆及王树藏：“我们四人中树藏是个很娴静端庄、也颇有点长者威严的大姐姐，我从不敢和她开什么玩笑。……有一次萧珊在整理箱子时，拿出一本织锦缎面精装特制本的《家》给我看。我当然知道这是巴金送给她的珍品，却故意一把抢过来说:‘算我的啦!’说着就跑。她急得边追边骂，还是树藏大姐喝止住我，我才还给她，却扮着鬼脸，.……今天回忆起来，仍然栩栩如在目前。”

萧荻回忆说巴金曾在金鸡巷四号驻足，确实。巴金曾将此写入小说《火》后又写进了自己的《创作回忆录》：“这是一排三间的楼房，中间是客厅，两旁是住房，楼房外有一道走廊，两间住房的窗外各有一个长方形的平台，由廊上左右的小门出入。”

一九四一年春“皖南事变”后，联大一些活跃的左翼同学被迫离校暂避风头，萧荻也接到了转移通知。王树藏、萧珊非常关心萧荻的安全，三人骑马到昆明郊外，去找一个开书店的华侨庄重（巴金朋友）帮忙，最后决定萧荻冒用王树藏弟弟王树杞的名字，带着庄先生的介绍信，躲到滇缅边境的龙陵县教书去了。

同年八月，萧荻曾潜回昆明，为了与王树藏、萧珊和刘北汜见一面，原因是“我们这个温馨的‘小家庭’要散伙了。”在他的记忆中：“树藏大姐已决定离校到重庆《新华日报》工作（后来转去了四川乐山的武汉大学），蕴珍则决定和巴金先生同赴贵州转重庆结婚，我和北汜去送别他们，北汜则决定在暑假独自作环滇池旅行。”在送走王树藏和萧珊之后，他在再次离开昆明之际，伤感写下了《寄别》一诗，分别寄给了王树藏与萧珊。诗中写道：“愿‘勿忘侬’蓝色小花边开原野/待河川饮马时，重觅/昔日翠湖上唱和的记忆”。

在一九四九年翻天覆地前后，萧荻与萧珊保持着联络，并至少有上海、北京与广州的三次晤面。王树藏与萧珊这一对“闺蜜”亦有联系，据巴金回忆，王在一九五零年代后期出差上海，曾与萧珊欢聚，她们一起逛街、购物、吃饭。“文革”期间，东北曾两次来人找萧珊外调王树藏。第一次，是把萧叫到里弄居委会了解王在昆明时期情况。第二次，因萧已故，故转向巴金问询。而“王树杞”与王树藏则不知在昆明一别后是否有缘再见。距一九四一年整整四十年后的一九八一年，萧荻、刘北汜与杜运燮在北京一起参加了王树藏的追悼会（二月二十七日）。巴金送了花圈，他说：“这就是我对这位善良而刚强的女人所能表示的一点敬意了。”

四

一九三八年八月，萧乾受老东家之招，赴香港《大公报》工作。与昆明告别，也因此与“小树叶”天各一方。他后来回忆，他当时因得以“重新上岗”而极为亢奋，令“小树叶”很是不快，但他仍不能掩饰自己的亢奋。他说，“困居昆明的那几个月，是我入世以来最苦闷的一段日子。”

萧乾到香港后不久，即移情卢雪妮，她会弹钢琴，是“一位从性格、容貌到艺术趣味都一下子就吸引了我的姑娘”（萧乾语）。萧也因此想与“小树叶”分手。但直到一九三九年他独自去英伦后，他与王树藏并未离婚。此后关山远隔，他与王或许还保持着藕断丝连的联系。从萧乾在伦敦对陈西滢的表示看，至少一直到一九四四年的十二月，他似乎仍然是希望王树藏能去英国团聚的。但此议显然实际达成的难度极大。因此，萧乾也作了另一种打算，他向好友透露，倘王出国不能成行，即离婚。

王树藏的身影在巴金回忆录中出现了多次，均不隐其姓但藏其名：“那个姓王的女同学是我一位老友的妻子，相貌生得端正，年纪比萧珊大一点，诚实，朴素，大方，讲话不多,是个很好的姑娘。她是我那位朋友自己挑选的，但不知怎样，我的朋友又爱上了别人，要把她推开，她却不肯轻易放手。”此处的“我的朋友”，即萧乾。巴金还写过：“我写《火》第三部中的朱素贞时，脑子里常常现出她的面影。她后来结了婚。入了党，解放后当过一个单位的领导干部。”巴金还回忆有一位“姓杨的同学”曾在一九八零年代初写信告诉他王树藏的近况，她因病宛如“活着的死人”的场景与细节，凡此种种，都引起了巴金的深切同情。

巴金笔下那位“姓杨的同学”，即杨苡，她是王树藏与萧珊在西南联大时期的好友。她曾在《梦萧珊》一文中，记录了三人“唯一的一次在一起的夜行”。时间：一九四零年“大概是除夕”的午夜；行程：起始是昆明大西门内北门街的沈从文家，终点是位于城外农校的西南联大女生宿舍。

那天，他们在沈从文家一直欢聊到深夜，完全忘却了时间，当三位女生不得不起身告别时，沈从文夫人张兆和担心赶夜路不安全，王树藏摇了摇手中的甘蔗：“瞧，我们有这个！”于是，三位“勇敢的少女”（沈从文语）就这样每人挥着一根两三尺长的甘蔗，“嘻嘻哈哈地快步向城门走去”。昆明郊外的公路上一片漆黑，走了不久，便在王树藏提议下三人一起吃起了原本用做“护身武器”的甘蔗，还不断发出“呸、呸”的声响。萧珊忧虑或有坏人躲在黑处，王树藏一面啃着甘蔗，一面满不在乎地说：“打！用甘蔗打！”

直到四十五年后的一九八五年，当杨苡用文字追忆当年三位准备用甘蔗打坏人的天真少女时，萧珊和王树藏已分别在十三年和四年前成了古人，旧日往事对于生者，“早已是一场十分十分遥远的梦境了！”

五

刘北汜曾写，一九四一年“这年寒假后，王育常和联大同学马西林转学到四川乐山武汉大学，是经沈从文先生介绍给当时武汉大学文学院院长陈西滢，即陈源，才转去的。”马西林即马健武，后成为王树藏的第二任丈夫。查《马西林生平简介》：“一九三九年考入西南联大地质系，次年转入历史系，一九四一年离校，一九四二年转学武汉大学历史系。”马西林毕业后曾在《新华日报》工作，后去延安。新中国成立后，在团中央、哈尔滨工业大学、富拉尔基东北重型机械学院等处工作。他的足迹，大概率与王树藏同步。

因为萧乾，因为巴金与萧珊，也因为沈从文、杨苡、汪曾祺等等，王树藏的名字近年来也间或被文学史寻访者提及。二零一三年，有人以《寻找王树藏》为题著文发表，虽然并没有展示王更多的生活轨迹，但对离开西南联大（尤其是一九四九年以后）的王树藏总算有了速写。

萧乾在《心债》文中，并未写王树藏的生卒。但可以大致推断她的生年。如相识时的十八岁（一九三五年）和结婚时的十九岁（一九三六年），可以推导“小树叶”生于一九一七年。她的卒年是确定的，而且是被巴金写进了他的《创作回忆录》的《再记》中，巴金向读者告知了这一片“小树叶”终于归藏大地的确切日期——一九八一年二月二十一日。

最后，巴金几乎以最沉郁的笔调写道：“我这时的感情十分复杂。我难过，我悲痛，但是我松了一口气。我不再说：‘祝她安好’，也不必说：‘愿她安息’，因为她已经得到安息了。”

“小树叶”飘零了，在历尽风霜雨雪的六十九年之后。

2024.8.4七章园

（责任编辑：孙小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