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办公室都能听见，整栋楼就咱们班最吵！”“别搞小动作，我不看也知道是谁。”“刚听说体育课不上了，我占用两分钟。”……今天是我国第40个教师节，有人盘点这些“班主任经典语录”，用一种风趣、幽默的方式向老师们致敬。班主任——那个被戏称为“官职”最小管事最多的人，是很多人共同的暖心回忆。

有“班”才有“班主任”

有人把班级比喻为学校教育的最小细胞，把班主任比喻为细胞核，用以说明班级这个“单位”的小，以及班级、班主任之间的紧密关系。在现代教育制度下，按年龄或知识水平把学生分到不同的班级，每个班级对应一个专用的教室和专门负责的老师，教学内容统一面向班内全体学生——这样的授课方式被称为班级授课制，而负责每个班级的老师就是班主任。

这种班级制度对于现代人来说都习以为常了，殊不知在几百年前，它是以一种先进的教学模式出现的。学术界公认的班级授课制来自文艺复兴以后的欧洲地区，而在此之前的欧洲，不要说班级，连接受文化教育都是极少数人才享有的特权。

当时，即使是欧洲特权人群，所享有的教育资源也非常有限，只有两大渠道：一是中世纪前半期，被欧洲教会所掌控的，以培养僧侣和为宗教服务的宗教神学教育；另一类来自9至12世纪的欧洲王公贵族家庭。在他们的庄园和城堡里，或者以一对一家庭教师的方式培养继承人，或者以学徒的方式收下地位稍低的远亲或农户的孩子，将其培养成效忠主人的骑士。而无论是以上哪种教学模式，都没有班级化的管理，没有整体教学计划、时间安排，自然也就没有班主任这个职务。

班主任的萌芽是从中世纪后期开始的：庄园经济逐渐瓦解、商业向城市集中，商店、行会、银行，这些生机勃勃的经济体都需要更多有文化的从业者来充实，一个专业的教育机构——大学，也因此成为必需。

12世纪以后诞生的城市大学仿照手工行业协会的形式，有条件的人都可以加入，打破了教会和封建贵族的教育资源垄断。最早的大学是“人的集合体”，“大学”的拉丁语“universitas”本义就是指社区或人的联合。中世纪的大学没有自己的建筑，主要是在教堂、老师家里甚至在露天一角授课，自然也没有专门的教室和班级。

如果说城市的兴起让中产阶级的孩子有了受教育的机会，那么文艺复兴以后，平民教育则成为民族、国家崛起的必经之路。换句话说，进入学校的人数大大增加，为了保证教学水平，必须改善教学的管理模式，班级授课制应运而生，成为普及教育的重要方式。

尼德兰（今天的荷兰、比利时、卢森堡和法国东北）是欧洲北方文艺复兴运动的发源地，该地颇具盛名的德文特（Deventer）文法学校是班级授课制的发端地。16世纪的法国受文艺复兴思潮影响，建立了圭阳高等学校（College de Guyenne），也采用班级授课制。17世纪时，被誉为“教育科学奠基人”的捷克教育家夸美纽斯尤其推崇班级制度。他先是在自己的著作《大教学论》里，阐述了班级授课制的管理模式，之后又在《泛智学校》和《创建纪律严明的学校的准则》等著作中，对班级授课制作了更深入的论述。在夸美纽斯看来：“一个教师同时教几百个学生不仅是可能的，而且也是很重要的。”或许夸美纽斯夸大了班级授课的效果，但在当时，班级授课制确实是提高教学效率、普及平民教育的先进模式和有力手段，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西方教育从中世纪教育转向现代教育的重要标志。

“帮提调”职责近似班主任

尽管在中国古代没有现代意义上的“班主任”这一专门职位，但存在类似职能的角色。比如私塾先生。在中国古代的私塾教育中，通常由一位私塾先生负责教授多个学生，他不仅要传授知识，还负责学生的品德教育和日常管理，这在一定程度上类似于现代班主任。再比如书院的山长和主讲。在更高级别的书院教育中，虽然管理结构更为复杂，但山长或主讲教师往往也承担着类似班主任的角色，他们不仅负责教学，还参与学生的日常管理和品德培养。

另外，在中国古代的官方教育中，隋唐以前，最高学府国子监中皆设“监丞”一职，而府、州、县学又专设“训导”一职，其职责即专事训育。明清国子监中又专设“绳愆厅”，由监丞主其事，负责训育职能。这些职务也有班主任的色彩。

我国的现代班主任制度，学术上普遍认为是“西学东渐”中西结合的产物，如果要在历史上给它找一个发端点，那得从1862年说起。

1862年是清同治元年，清政府为了和外国人打交道，创办了京师同文馆，培养翻译以便在外交时“不受人欺蒙”。作为我国最早的官办新式学校，“西学东渐”的影子在京师同文馆里处处可见：京师同文馆旨在培养洋务人才，课程设置以外语为首位，同时侧重“西学”与“西艺”，学习科目包含英、俄、日、法4种语言课程，以及算学、天文、化学、物理、万国公法、医学、生理学等学科。这所学校开启了中国的班级授课制，并诞生了班主任的雏形。每批新生入学，都要按照西方学校的班级授课制，进行学科分班，造册登记；同时又沿袭乾隆年间俄罗斯文馆的教学管理做法，内容包括“酌传学生以资练习”“分设教习以专训课”“设立提调以专责成”等。

在创办初始，京师同文馆就设满汉“提调”各一人；同治十年(1871年)前后，又添设了“帮提调”二人。“提调”与“帮提调”的区别是前者可以不“逐日到馆”，后者必须“轮班在馆管理一切”，两者都从总理衙门官员中选任。按照《钦定大清会典》中关于京师同文馆“提调”职掌的记载，“提调”主管“掌经理训课及督察生徒勤惰之事”，具体岗位职责有：“……常日轮班住宿，朝夕稽察馆事……治其文书，达其条议……督其训习，制其膏奖……纪其勤能，纠其游惰。典其锓籍……”总结来说，“提调”，特别是日常轮班住宿的“帮提调”，主要负责馆事的日常巡视、在校学生的考勤、成绩奖惩、奖学金以及生活费发放、勤惰考核、纪律学风管理，以及文书撰写及印书处的管理等事务。

京师同文馆最早学生人数不多，只有10人，之后扩充到120人。两位“帮提调”的管理对象虽然是京师同文馆的全体学生，平均每人管理60人，也可以看作是一个“大班级”了，“帮提调”的职责与现代的班主任职责非常相似，只不过是专职。此后各类洋务学堂的管理基本沿袭了京师同文馆的学生管理机制。1900年，由于洋务运动爆发，京师同文馆一度停办，两年以后并入了京师大学堂，也就是后来的北京大学。

班主任角色在我国现代学制的土壤里一经萌芽，就一步步地扎根、生长。就在京师同文馆并入京师大学堂的同一年，清政府颁布了《钦定学堂章程》，简称壬寅学制，章程分为8章84节，对办学纲领、科目设置、课程安排、招生办法、毕业分配、教师聘用、学校纪律、管理体制等都作出了详细规定，其中的“教员／教习”一职，已经十分接近今天班主任的角色，并且明确一个班对应一名教习：“小学堂之教习，宜以一教员任教一班学生。” “小学堂所需教习之数，应计算学生之数定之。其计算之法，以学生班数，不以学生人数。”

壬寅学制虽有颁布但未能实施，真正落地的是1904年张之洞主导制定、颁布的《奏定学堂章程》，其中规定：“凡初等小学堂儿童之数，六十人以上一百二十人以下，例置本科正教员一人；其力足添置副教员一人者听。”依据班级人数，或者只设置一名本科正教员，或再增加一名副教员，通盘负责全班教育工作，不仅负责学生的学习，还关注思想、生活。这样的教员与后来班主任的职责基本相同了，只不过管理对象范围不以学科而以年级划分，年级教员管理的范围貌似比班主任大一些。1932 年国民政府颁布《中学法》，明确规定中学实行“级任制”。今天看来，管理一个年级的主要课程教学与组织管理，工作量着实不小，但其实民国时多数学校的教学规模也不大，一个学级往往只有一个班，所以级主任也可以看作是今天的班主任。

解放区最早使用“班主任”头衔

1938年，国民政府教育部颁布的《中等以上学校导师制纲要》，将中小学原本的级任制废除，代之以导师制。在随后出台的《中等学校导师制实施办法》里，又进一步明确了导师的准入和职责:“各校应于每级设导师一人，由校长聘请专任教员充任之”，“训导方式除个别训导外，导师应充分利用课余及例假时间，集合本级学生谈话会、 讨论会、远足会、交谊会以及其他有关团体生活之训导。”

从以上规定中可以看出，当时的导师对学生的思想、行为、学业、健康都有管理与教育责任，工作职责与今天的班主任一样，只是名称叫法不同。跟国民政府设置的导师职责类似的还有主任教员。在同一时期的解放区，1934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小学制度暂行条例》里就有规定：“每班设主任教员一人，一班学生在四十名以上者，得增设助教员一人。”这里的主任教员也相当于班主任。

“班主任”的头衔，最早在解放区被使用。《中国抗日军政大学第二分校毕业证书》的验证信息里有：“1936年10月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其进入抗日军政大学一期（红军大学二期）高级班（军、师级红军干部）学习，后留校任高级班班主任。”再比如1942年绥德专署教育科的《小学训导纲要》里提到的：“实行教导合一制，必须加强班主任的责任，否则教导主任就忙不过来。”从这些记载中可以看出，从20世纪30年代起，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苏区、抗日根据地、解放区，无论是小学、中学，还是师范学校，以及抗日军政大学，每个班级里都设有班主任。

从革命老区诞生的教学传统在新中国成立之后继续得以发扬。1952年3月，中国教育部颁发了《小学暂行规程（草案）》与《中学暂行规程（草案）》，以立法形式确认了班主任的制度。《小学暂行规程（草案）》提出：“小学各班采取教师责任制，各设班主任一人，并酌设科任教师。”《中学暂行规程（草案）》也要求：“中学每班设班主任一人，由校长就各班教员中选聘，在教导主任和副教导主任领导下，负责联系本班各科教员指导学生生活和学习。”

从级任制、导师制到班主任制，班主任的工作职责日益重要，角色也愈发多样。班主任不仅是班集体的组织者、教育者和指导者，也是贯彻国家教育方针、办学教育理念的有力助手，还是沟通家庭与学校的桥梁。在学生的健康成长中，班主任既是管理者，更是引领者，是班级中的灵魂人物。因为班主任工作千头万绪，繁杂而琐碎，有人把班主任比喻为“超人”，也有人说：“班主任是天下最小的‘官’，却管着最多的事儿。”尽管很辛苦，但仍有很多有爱心、责任心的老师主动承担起班主任的工作。依据教育部2021年教育统计数据，全国小学、初中与高中阶段，共有班级4501852个，这意味着我国班主任队伍的人数已有450万以上。这支值得尊敬的庞大队伍，现已成为我国教育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西对比】

班主任的中国特色

班主任，从几百年前的西方“班级授课制”中而来，在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经历了级任制、导师制和班主任制三个阶段，如今成为我国主流的班级管理制度。

班主任基于班级而生，但是有班级不一定有班主任。比如美国的教育制度中，班级管理者有一个重要角色叫作“顾问”（英文为counselor）。顾问和班主任的角色有交叉但也不大相同：前者通常有心理学的背景，完全脱离教学，但也对学生的升学咨询、规划提供建议；后者由任课老师（常是主课老师）担任，对学生除了启发引导，更多是管理。因为接触学生多，也和学生更有感情，更爱学生。另外，班主任因为参与日常授课教学，对学生的学习状态有更深入的了解。通过对比可以看出，我国班主任承担的工作内容更复杂、职责更多样，因此在班主任人才培养、队伍建设以及班主任的津贴补助方面，国家出台了各项政策，不断提高这支教育队伍的积极性和战斗力。

【现代风采】

以班主任姓名为班牌

“丽娟班”“红霞班”“钰龄班”“杨硕班”“萍丽班”……在深圳市的福田区南华小学，每一间教室的门楣上，除了有一面传统的以数字命名的班牌外，另一面则是以班主任的姓名命名的班牌。这是该校自2021年开始，以班主任的名字命名班级，进行教学管理的一次新尝试。

“亲其师，信其道”，这种命名方式将班主任姓名与班级绑定，增强了老师的责任感，为教学管理增添人情味。学生的一言一行，不再仅仅代表自己，更是代表了班级和班主任的共同荣誉，这种“共生感”和“安全感”的建立，是一个集体共同进步的动力之源。同时，班主任不仅是班级的领导者和协调者，也是班级里的一员，学生以班主任姓名称呼所在班级，不管发生什么事情，第一时间想到班主任，使班主任形象更具有亲和力，拉近了师生间的心理距离，也让老师更有责任感。当学生在心灵上和老师感到接近时，也会更配合老师的教学，愉悦的课堂气氛则使学生的学习兴趣更浓。

供图：视觉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