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因为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加入了《跟着唐诗去旅行》剧组，在《仙山》那一集中出镜，所谓“仙山”，是李白曾经到过的山峰。

事关李白，不能不让人犹豫。当时，虽然我毫不犹豫地答应了，依然慢慢犹豫了几个月，不只因为李白，还因为我常年在家写作，现场输出能力不容乐观，表情动作，也常常滞涩，就是一个小城怪人的样子，但我参加了那一集的拍摄，又参加了《跟着唐诗去旅行》第二季中，《出塞曲》一集的拍摄。因为，那种诱惑太难抵挡了。

不是出镜的诱惑，不是露脸的诱惑，而是旅行的诱惑，是带着线索旅行的诱惑，是和有趣、豁达、明亮的人一起工作的诱惑。我忘不了，在庐山，落日的余晖消失，风变得清凉，红紫的晚霞中，大家收拾设备的身影，成为剪影，来自山东的小郭，在突然临近的夜晚，学鸟叫的声音。在小匡山，涌动的云雾稍稍退却的一瞬间，露出碧绿的山岭，山下的小城，和黄昏的灯火，李白纪念馆的左彩龙老师，伸手指向某个方向，说那就是李白一家可能居住的地方。忘不了开车穿过四川、江西、安徽的村镇，那些斜坡、路灯、房屋、田野，还有每天晚上的复盘，讨论，还有在每个拍摄地见到的新朋友，得到的帮助，用制片人刘老师写在朋友圈里的话来说：“那些明亮的眼睛，和善的笑容”。

第二季从2021年底开始筹备，在2022年进入脚本创作，在家的那些日子，大家常常开视频会讨论脚本，各自发现的线索，2022年年底，大家分赴各地调研，我们这一组，则在2023年，春节刚刚结束的时候开始调研，前后两次，历时一个月，2023年7月到2024年6月，两次拍摄，一次正式拍摄，历时二十天，一次补拍，特种兵式的行动，历时五天。

这一次，忘不了的画面更多。

在临洮，彩陶技艺传承人阎建林，打开他的工作室给我们参观，在一盘子大大小小的彩陶里，一个随意捏出的少年，微微张着嘴，表情酷似甘肃博物馆的仰韶文化彩陶双系评的人头部分，挤在那堆瓶瓶罐罐里，似乎在向我发出呼喊。在静宁，《中国诗词大会》里得过亚军的朱彦军老师，带我们去他出生长大的地方，深山里的小村，正是雪后，盘山的公路，一圈又一圈，路边是苍黑的白杨、榆树，雪簌簌地掉下来。在民乐，有西部最美的白杨林荫道，林荫道两边，是无边的绿野。在敦煌和瓜州之间的无人戈壁，在落日的红光中，李金硕老师吹响筚篥。扁都口，一片祥和，山上山下，种植着大片的燕麦，金黄色的油菜花也正在盛开。看不见马，绿地没有马，如同碧海无舟，但内心的某一块，却已经飞渡。

在当时，在旅途之中，我就知道，这将是我一生最重要的旅行。走过这趟行程的我，和没有走过这趟行程的我，是两个我。虽然我看上去还是像个小城怪人。

对边塞诗人来说，更是如此。

每到一个地方，我都努力设想，当年那些从中原、从南方来到西域的人，都有什么感受，都在想什么，这些高山雪原，草原大漠，夜里的风声，烽燧里的一碗面汤，边塞小镇的饭馆里的半块胡饼，都在何种程度上改变了他们呢？他们在当时，是不是知道，这趟旅行，是他们一生中最重要的旅行，是不是知道，走向世界之外的世界，是在物理和精神两个层面的拓展？他们是被动地被这样的行走改变，还是主动地、自觉地迎路而上，知道上路之前，和上路之后，自己是两个人？

这条路，不论对一个民族，对东方西方，还是对一个心头有一把小火的蝼蚁一样的行者和隐者，都是改变之路。刘宗迪老师说：“张骞‘凿空’西域，开辟了中西文化交流的丝绸之路，丝绸之路所带来的异域宗教和文化，极大地改变了中国的宗教面貌和精神世界。”

对诗人来说，尤其如此。从先秦到唐，2300首边塞诗，其中2000首属于唐人。任文京老师又在《唐代边塞诗的文化阐释》中做过进一步的统计，唐代边塞诗人有出塞经历又留下边塞诗的172人，籍贯不详者25人，北方籍的99人，南方籍48人。其中，初唐时期21人，盛唐时期39人，中唐61人，晚唐51人。北方人更多。也就是以这172个人（还有大量没去过边塞却凭借想象创作边塞诗的诗人）为主力的诗人团体，用诗歌，成为改变中国人的边塞意识和地理视野的主力。

也改变了他们自己。

唐朝开始出现行走的趋势和壮游的风气，以及大批的边塞诗人，是和唐朝的城市化密不可分的，唐朝出现了世界上最大、最繁华最富有的城市，长安和洛阳，这些城市远远超出了当时人们的期待和认知，带来了自我认知的飞跃。就像段义孚先生在《恋地情结》中说的：“城市化运动的兴起和随之而来的超越观念的发展，剪断了人与地方性连接的纽带，打破了新时期时代所具有的就地取材的孕育型社区。”人们不再把自己和出生长大的地方捆绑在一起，而对别处产生了全新的期待。当然，说是全新，也并没有那么新，因为，他们的样板，是汉朝人，汉朝人在西域获得的进展，对西域的描述，那些质朴又瑰丽的命名，都给他们的期待赋予了具体的内容。

所以，唐以前的人们，对于西域，更多想象，比如南北朝的边塞诗，想象的成分居多，诗人们提到的地名都是汉代的地名，但是他们实际上没有去过这个地方，陇山以西的很多地方成为一个象征。唐人不一样，他们最重要的成就是，他们已经亲身去过这些地方，甚至驻扎过相当长的时间。这也是李白这样的诗人创作的基底，可以有瑰丽的想象，可以任意抒发，但前提是，自己一定要亲临现场。

向西行，向西行。

向西行。在世俗层面，唐朝文人的自我意识是和他们强烈的世俗进取心功名心结合在一起的。从军戍边给人们提供双重的价值感，一是世俗的自我实现价值，一种是精神的自我实现价值。从军戍边，是最坚实的行走理由。雷恩海老师（他也是我们这一集的寻访嘉宾）校注过高粱佐的《西北随轺记》，所谓“随轺”，是跟随军车，以前的人们，要想去往西部，必须有一个非常坚实的出发点，随军，出使，出访，经商，等等，还要有非常强大的后盾，很少有单纯的所谓“旅游”“旅行”，“旅行”几乎是个副产品。反而是今天的人们，有了旅游的概念，也有了旅游的行动。

向西行。在精神层面，唐朝人对宗教的认识，也让他们产生一种看法，那就是要获得超越的体验，就得通过艰苦的行走，前往那些未知的目标。

向西行。在精神层面的另一翼，也有复杂的因果关系。苏东坡写过一篇《灵璧张氏园亭记》：“古之君子，不必仕，不必不仕。必仕则忘其身，必不仕则忘其君。”向西而去，是必仕和必不仕的矛盾统一，是争取功名和放逐避世的两面一体。诗人向西，是走向詹姆士·斯科特所说的“赞米亚高地”，也是日剧《悠长的假期》所主张的，把人生那些庸常的时段，当做一场“悠长的假期”。

这段“悠长的假期”，改变了诗人，也改变了所有读到这些诗的人。翻过陇山之后，戍边者有了新征程，诗人有了新身份，少年有了成人礼，他们变了，从诗风到性格，浮艳的，变得雄浑，明丽的，变得苍凉。

也完成了一个意外的任务。他们来到西部，本来肩负的是远征的任务，后来却完成了另一个任务，成为诗人，写下诗篇。而只有诗和歌到达了，人才算真正到达一个地方，诗和歌的版图，才是山河的版图。

亲历边塞之后，经历了无数离别之后，一向恬淡静寂的王维写下：

居延城外猎天骄，白草连天野火烧。暮云空碛时驱马，秋日平原好射雕。

护羌校尉朝乘障，破虏将军夜渡辽。玉靶角弓珠勒马，汉家将赐霍嫖姚。

不识阳关路，新从定远侯。黄云断春色，画角起边愁。

瀚海经年到，交河出塞流。须令外国使，知饮月氏头。

经历边塞之后，岑参写下：

花门楼前见秋草，岂能贫贱相看老。

一生大笑能几回，斗酒相逢须醉倒。

银山碛口风似箭，铁门关西月如练。

双双愁泪沾马毛，飒飒胡沙迸人面。

同样是岑参，入蜀之后，诗风又在慢慢变化：

江水初荡潏，蜀人几为鱼。向无尔石犀，安得有邑居。始知李太守，伯禹亦不如。

就连陈后主陈叔宝，写宫体诗的时候，就非常浮艳，一旦进入边塞诗的世界，就仿佛老灵魂附体，有了另外一种风格。

他们得到了西部大地的帮助。

就像丹纳在《艺术哲学》里说的，地理、气候，塑造了一个地方人们的性格，也滋养了一个地方的文艺创作。也像刘勰在《文心雕龙·物色》里说的：“然屈平所以能洞监《风》《骚》之情者，抑亦江山之助乎。江山之助，除了自然景观滋养和丰富了人的创作的意思之外，大概还有一重意思是，不同的自然环境，在不同的时机出现，意义是不一样的，山水、自然、在一个人经历的重大转折期，和思想的升华期，作用是不一样的，它会和一个人的命运共振，让一个人，从生活到创作，都呈现出了全新的面貌，有了全新的境界。边塞诗诗人中，有很多都经历了这样的转变。他们起初到来边塞，是为了另辟蹊径获取功名（文人从戎更容易积累功劳和声望），但当他们真正到达西部，和西部的风景、西部人的命运呼吸与共之后，他们从人到诗都产生了重大变化。而边塞诗，也反过来重新塑造了西部人和西部地理，赋予了西部不同的意义。这是令人愉悦的互为因果。

这一场漫长的“悠长假期”，至今也在影响我们。西部，给了诗人、旅行者，以及一切有感受力的人，在人生的庸常之中，拥有另一生另一世的可能，有了西部，有了行走，有了诗，人有了双重生命，生命因此增值。

我因此驻留西部，也因此无时无刻不在渴望奔向荒野、大河和草原、雪山、大漠，奔向那些貌似沉寂，却依然奔涌的灵魂，奔向看似纯净，却密布低语的长空，就像音乐人李建傧在歌里唱的：

我愿化作一匹白马，奔跑在找寻你的路上，纵然力竭而亡，也要倒向你去的方向。

对于这首歌，他一再声明：“不是情歌！不是情歌！”那个“你”，或许是一切老灵魂，也是一切看似烟消云散但依然坚固的总体性。

《跟着唐诗去旅行》，也是一场“悠长假期”，这一次，我们跟随韩愈、柳宗元、白居易，李白、杜甫、李商隐，以及边塞诗诗人群体的脚步，去往大地，去得到江山之助，去和老灵魂对话，既收获阴影也收获明媚，既深沉刚烈，也青春勃发，像匹白马奔向你。（《跟着唐诗去旅行》第二季寻访人、撰稿 韩松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