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毒为药：古代中国的医疗、文化与政治》刘焱 上海人民出版社

俗话说“是药三分毒”，通常解释是药具有副作用。以今人看来，“毒”与“药”是截然两分的事物，一则害人性命，一则救死扶伤。然而，古代医家并不这么认为，在他们的观念中，没有绝对的良药、劣药，只有“是否恰当运用”的药，哪怕药具有毒性。从历史学者刘焱的《以毒为药：古代中国的医疗、文化与政治》一书中，便能清晰地理解此类观念。

《周礼》记载：“凡疗疡，以五毒攻之，以五气养之，以五药疗之，以五味节之。”此处的“毒”与“药”被认为都能治病，只是程度不同，这种看法其实是将“药”二分——猛烈之药即是毒、温和之药即是药。中国第一部系统药物著作《神农本草经》中，就把药物分为三品：无毒、有毒、多毒。明确记录有毒的物质，依然可以入药。在陶弘景的《本草经集注》中，药物研究更加深入，陶弘景记录了494种药物，其中22%被认定为有毒，其中，草木类的毒性药物最多，达到56种。

在欧洲药学观念中，毒性是药的副作用，但中国医者认为，毒性正是治疗疾病的力量。刘焱将其概括为：“在欧洲，尽管有毒，仍然使用；在中国，因为有毒，所以使用。”所以，古人能辨别毒性，但与今人想法不同的是，他们认为毒具有两面性，恰当将其毒性转化为药，便可治病救人。

孙思邈说：“天下物类皆是灵药，万物之中，无一物而非药者。”审慎地使用“毒药”，将毒转化为力量，也需要一些手段，包括控制剂量、搭配使用、药物加工。其中较为有趣的是加工，《神农本草经》就提到草药的干燥分为曝干和阴干，陶弘景更加详细地记载了捣、研、筛、洗、煮、炙等步骤，用于“驯服”巴豆、附子这类的毒药。

此外，“以毒攻毒”的观念，不仅是对药的认知，还涉及古人对疾病的观念。比如在中国第一部病因学著作《诸病源候论》中，便认为很多疾病由鬼神引起，尤其是传染病，被认为是“鬼疰（zhù）”，即“鬼上身”之意，消灭鬼怪，自然需要猛药，亦即毒药，否则鬼怪怎么可能被制服呢？

古人对药的认知，也让我们理解中医问诊的重要性。因为药很可能具有毒性，所以用多少、怎么用，很可能是差之毫厘、谬以千里。因此，所谓中医、中药是否有用，自然不能一概而论。孙思邈在著作《备急千金要方》中，就兼收并蓄，强调个人经验在实证方面的重要性。他的医案会记载于医方的末尾，信息包括病人的身份、诊断、处方、疗效。这种记录模式，在至今流传的医疗故事中，常常能窥见踪迹——不同病患的症状虽然相同，病因却不相同，于是医者开出两副截然不同的药方，但都能药到病除。

除了治病，有毒之药还被寄予更高的期待，那便是修炼升仙的“灵丹妙药”。“仙”带有强烈将身体提升至至高状态的含义，其意义不仅是长生不死，而是通过修炼达致另一层时空。自汉至唐，丹药随着道教发展，十分兴盛，也被认为是“升仙”的催化剂。比如葛洪就认为，仙丹是猛药，炼丹矿石既可锻炼身体，也可能伤身，所以要通过行气导引、呼吸吐纳让丹药更好发挥作用。

法国哲学家德勒兹延展斯宾诺莎的思想，提出“强度”概念，他认为事物的性质不是主观概念或外在界定，而是由“能力”（puissance）决定。在这个意义上，他又提出“无器官的身体”概念——生命可以理解为不同强度在容通性平面（即身体）不断生成的过程。这一现代哲学概念，其实暗合了中国医家对毒与药的思路，一味药并无绝对的好坏，只是它的强度是否适合患者，药的“强度”并不唯一，而是变动不居的转化过程。

关于药与毒的转化，刘焱在书中列举了两个事例，一则是屠呦呦分离的青蒿素治疗疟疾；另一则是张亭栋，他是接受过中西医教育的血液病专家，他从东北获取了一个药方，该方含有砷、汞、蟾毒，被村民用于治疗癌症，通过研究，他最终发现三氧化二砷是治疗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的关键成分。这两个事例都颇有启发性。

正如刘焱所总结的：“药物是流动不定的物质，无法被严格地归类为能治病或能伤人、良善或邪恶、合法或非法……没有本质性的、绝对的、不变的内核来决定任何一种药物；它在实践中的效果总是和其他事物相关联，视技术干预、社会政治状况和个人身体体验而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