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5周年。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召开，1954年9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召开，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标志着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成立，也标志着人民政协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正式确立，表明新中国既不实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两院制”和“三权分立”，也不实行苏联无产阶级专政的苏维埃制度，而是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人民政协制度的“两会机制”。这种新型政治制度扎根中国土壤，汲取充沛养分，是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具体实际、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团结带领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无党派人士和各族各界人士在人类政治制度史上进行的伟大创造。

西方资产阶级的文明，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在中国人民的心目中，一齐破了产

一个国家走什么样的政治发展道路、实行什么样的政治制度，既取决于这个国家的具体国情和历史文化条件，又取决于这个国家政党的政治经验和道路选择，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实际情况，使其既不能移植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制度，也不能移植苏联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制度。

近代以来，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建立什么样的政治制度才能挽救苦难深重的中国？清末以至民初，各派政治势力将西方的政治制度，君主立宪制、议会制、多党制、总统制等移植到中国，但都因水土不服而未能成功。各派军阀打着民主共和的幌子，割据一方，联省自治运动也昙花一现。实践证明，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照搬西方国家的政治制度是不能成功的，因为它在中国的历史传统、政治经历、制度、天性、信仰、观念或习惯中没有根基，就是这样，“西方资产阶级的文明，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在中国人民的心目中，一齐破了产。”

历史和实践充分证明，在中国照抄照搬他国的政治制度行不通！

新中国政治制度的一个特点是“两会机制”

中国共产党自建立之日起，就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积极探索中国的新型政治制度。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创建人民政权的过程中，将马克思主义的政权建设理论与根据地的革命实际相结合，为建立新型政治制度积累了实践经验。经过实践探索，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通过深刻总结近代以后中国政治生活的惨痛教训，对新中国的国体、政体进行了理论思考，得出一个基本结论就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胜利后建立的国家政权，既不适合实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两院制”和“三权分立”，也不适合搞苏联无产阶级专政的苏维埃，唯一的出路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团结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结成广泛的统一战线，并由此发展到建立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联合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共和国。国体决定政体，同人民民主专政这一国家政权性质相适应的国家政权形式，只能实行民主集中制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实行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而人民政协则是联合各革命阶级的统一战线组织，是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重要政治形式和组织形式。这成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的思想和政治基础，是新中国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理论根据。

《共同纲领》以临时宪法的形式确定新中国实行民主集中制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这是一个新的政治制度。刘少奇说：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们“研究了资产阶级议会制度和苏维埃制度的经验而提出的”。民盟主席张澜在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上说：根据人民政协《共同纲领》《组织法》和人民政府《组织法》，“这个新的政治制度，将不同于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现有制度。我们的新制度，当然放弃了旧民主主义中所谓的总统制、内阁制那一套陈腐的旧东西，同时我们亦不同于苏联及东欧各国的政权治权合一的制度。”周恩来则指出：“新民主主义的政权制度是民主集中制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它完全不同于旧民主的议会制度，而是属于以社会主义苏联为代表的代表大会制度的范畴之内的。但是也不完全同于苏联制度，苏联已经消灭了阶级，而我们则是各革命阶级的联盟。我们的这个特点，就表现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形式。”也就是说，新中国政治制度的一个特点是有人民政协这个革命阶级联盟性质的统一战线组织、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重要机构，人民政协是中国特色的制度安排。

1954年，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全国正式确立。同年，政协第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通过了《政协章程》，标志着政协成为完全意义上的统战组织、协商机构，政协制度得到巩固。人民政协不是权力机关，更不是西方“两院制”中的“一院”，它不同于美国的参议院，也不同于英国的上院和德国的参议院，它和人民代表大会共同组成我国的基本政治体制架构，在我国的民主政治生活实践中，逐渐形成“两会机制”。对此，周恩来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全国政协常委会联席会议上指出：“两个大会联合起来开会是一个新形式。但要说明，这个会是又联合，又有区别。主要议程是合着的，但人大要实行它的权力，这些权力政协是没有的，但是多吸收意见，归入决议中去，可以集思广益把工作做得更好。人大、政协两会会有不同之处，权力上有分别，但应该说两会只有权力之分，无高低之别。不只是人大的报告政协可以听，政协有好报告人大也可以听。”

“两会机制”是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人民政协制度建立密切关系、共同发挥作用的一种机制，包括两会期间的工作机制，也包括两会在社会多个领域特别是在民意表达方面共同发挥作用的机制，是区域利益和界别利益互补的表达机制，是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的机制。“两会机制”将民主和集中、协商民主和选举民主、民主监督和权力监督有机结合在一起，相互补充、相得益彰，成为实现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载体，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独特安排和制度创新，共同构成了我国新型政治制度的重要特点和优势。

“两会机制”与中华文明的政治智慧深刻关联

文化是制度之母，一个国家的传统文化对这个国家的政治制度有着重要影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赋予中国政治制度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党开创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政治协商制度，与中华文明的民本思想，天下共治理念，‘共和’、‘商量’的施政传统，‘兼容并包、求同存异’的政治智慧都有深刻关联。”习近平总书记这个重要论述为我们理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人大制度、政协制度之间的关系提供了根本遵循。

民本思想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强调百姓是江山社稷之根本。中国共产党将其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坚持人民至上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体现到政治制度方面，就是保障人民拥有当家作主的权利，而“两会机制”则是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在政治制度中的对应安排。

天下共治理念是天下为公的政治理想在治国理政方面的反映。中国共产党将其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为保障人民切实行使民主权利、中国共产党和民主党派长期合作，体现到政治制度方面，就是让“两会机制”成为全过程人民民主、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长期合作的重要制度载体。

“共和”“商量”是中国古代的施政传统，但范围只限于统治阶级内部。中国共产党将其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经过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建设，使其发展成为一种民主形式，成为“两会机制”的重要内容，体现了“有事好商量、众人的事情由众人商量，找到全社会意愿和要求的最大公约数”的人民民主的真谛。

“兼容并包，求同存异”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特质，彰显了解决问题、消除分歧的政治智慧。中国共产党将其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为协商民主的显著特性，贯穿于“两会机制”中，既吸收多数人的意见建议，也尊重少数人的合理诉求。

在国家政治制度中实行“两会机制”，是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伟大成果，既避免了西方“一院制”缺乏监督的缺陷，也避免了西方“两院制”、三权分立相互倾轧、尔虞我诈的弊端，体现了新型政治制度的特点。鉴往知来，“两会机制”是符合我国国情和实际、体现国家性质、保证人民当家作主、保障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型政治制度，最可靠，也最管用。

（作者为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的重要思想北京研究基地特约研究员、北京联合大学北京政治文明建设研究基地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