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大椿是我国史学界在新时期较早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进行再学习与再研究的学者之一，他的贡献为方家肯定。

对论与史的关系长期争论不休，其症结恰恰在于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本身认识得不够清楚

现在年轻学者一般不大了解20世纪改革开放之初我国的学术氛围，那是一个思想解放大潮澎湃的时代。思想解放的一个重要内容是反思，所以人们才提出对马克思主义进行再学习和再研究，为的是求得“真经”，口号是“回到马克思”。这也是蒋大椿20世纪80年代在《历史研究》《近代史研究》等刊物上发表唯物史观研究系列论文的背景。他曾说，因为种种历史的原因，过去史学界对马克思主义原著读得不够，对论与史的关系长期争论不休，其症结恰恰在于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本身认识得不够清楚。

1981年6月27日，中国共产党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十一届三中全会“果断地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个不适用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口号，作出了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如何从唯物史观的理论上来解释这个问题呢？蒋大椿说：过去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解有片面和不够准确的地方，如把阶级斗争的观点理解成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核心，这就很难说是历史唯物论的本意。唯物史观乃是一种高度抽象的基本原理，而阶级斗争学说则是马克思和恩格斯运用唯物史观研究阶级和阶级斗争现象所总结出来的比较具体的历史理论。二者的层次不一样，故不能等同。他还说：“当然，阶级斗争学说在马克思创立的唯物史观理论体系中确实占有很重要的地位，但马克思和恩格斯之所以屡屡强调阶级斗争，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当时客观形势下工人运动的斗争需要。”关于阶级斗争观点是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核心，笔者曾经和蒋大椿有过商榷。笔者以为，阶级斗争观点不等于唯物史观，也不能替代唯物史观，但它确是唯物史观的核心内容。笔者理解蒋大椿的思考，他所侧重的是历史哲学的不同层次，并且也如同马克思恩格斯当年一样，兼顾了“客观形势”的需要。

蒋大椿思考最多的问题，还是如何运用唯物史观进行历史研究

在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再学习与再研究中，蒋大椿思考最多的问题，还是如何运用唯物史观进行历史研究。他援引恩格斯的话：“如果不把唯物主义方法当作研究历史的指南，而把它当作现成的公式，按照它来剪裁各种历史事实，那末它就会变为自己的对立物。”以往我国史学界也发生过恩格斯批评的那种情况，蒋大椿在反思中总结了若干经验教训，并且提出了自己的关于如何运用唯物史观进行历史研究的看法。

首先，唯物史观指出人类历史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有了这个前提，历史研究才能取得科学成果。蒋大椿指出，历史学研究对象有两个特点：其一，历史学研究的对象是人，而自然科学研究的是没有意识的盲目的事物；其二，历史学研究的不是人的现实生活，因此历史学只能依凭过去留传下来的历史资料。蒋大椿认为，要使历史研究的结果具有科学性质，应该做到三点：一是要从具体的材料着手；二是必须充分占有材料；三是要对材料进行分析研究，去伪存真。

其次，唯物史观揭示了各种历史现象的内在本质，使对历史现象的科学分析成为可能。历史材料纷繁复杂，看似理不出头绪，唯物史观却能解决这个难题。唯物史观的基本范畴，即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社会存在、社会意识、社会形态等，是马克思从对人类历史发展的观察研究中抽象出来的，是对无数同类历史现象的共同性的高度概括。蒋大椿认为，尽管历史科学本身并不研究这些抽象的范畴，但历史学家根据唯物史观的范畴就可将所掌握的大量历史资料进行科学归类。

再次，唯物史观极大地开阔了历史学家的视野，因为它对人类发展过程的历史内容的揭示非常全面。蒋大椿说，唯物史观出现以前，历史学家对历史的内容一般都理解得很狭窄，而唯物史观出现以后，人与自然界的关系、人们的社会关系及作为社会存在反映的思想领域，都成为人类历史的内容。蒋大椿强调，真正坚持唯物史观，就“既要摒弃蔑视人民群众历史创造作用的个人英雄史观，同样也反对各色以唯物史观面目出现的排斥个人历史创造作用的种种非科学的见解”。

最后，唯物史观认为整个人类历史遵循一定规律曲折地向前发展，在实际历史过程中，一切历史因素都是相互作用的。历史学家接受了唯物史观，就应把被研究的历史对象作为发展的现象来考察。蒋大椿认为，历史学著作无需泛论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而要让事实来说话。历史学家的任务是以唯物史观基本原理为指导，从实际出发，将所掌握的历史材料贯穿起来，以发现历史事实间前后的辩证统一的内在联系。

“回到马克思”，求得和捍卫一百多年前经典作家的“真经”已然不够

蒋大椿说，20世纪80年代中，自己是“回到马克思”论者。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社会发生了深刻变化。蒋大椿目睹了新时期的这一巨大变化，逐渐认识到，生活在这种环境中的人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而这种环境变化本身也是人造成的。他认为，这种实践是运用唯物史观观察和认识新时期历史时不可忽略的部分。由于马克思的《德意志意识形态》等著作在中国翻译出版较晚，老一辈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家在阐述传统唯物史观时，不少人没有读到这些著作，因此他们在强调生产方式的物质性的时候，对历史运动的主体即人及其社会实践研究不够。而新的社会实践表明，应该更重视对人及其社会实践的研究，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可以发展成为唯物辩证的以实践为基础的系统史观。蒋大椿在他的文章中还提出，人类历史中的一切都是人的实践活动创造出来的，而实践通常是在人的意志支配下进行的，因此人类历史发展的规律也只能是人的实践活动的规律。

其实早在马克思、恩格斯在世的时候，他们就批评过一些“马克思论述主义者”把唯物史观教条化的倾向。恩格斯说：“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无论马克思或我都从来没有肯定过比这更多的东西。如果有人在这里加以歪曲，说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性的因素，那么他就是把这个命题变成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诞无稽的空话……”

作为历史研究者，必须对所有学说具有基本的历史感。马克思、恩格斯创立唯物史观是在19世纪，当时人类的最高认识水平还没有超出以牛顿物理学为代表的古典科学的局限，与我们今天相差不止一个时代。时代的变迁，科学的进步，认识的飞跃，不仅改变着人们的理论观点，而且改变着人们的世界观和思想方法。因此，对今天的思想学术界来说，“回到马克思”，求得和捍卫一百多年前经典作家的“真经”已然不够，只有与时俱进地发展包括唯物史观在内的马克思主义，才算尽到了马克思主义者的责任。

（作者为兰州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