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下旧闻》是一部意义重大的清代北京地方文献，它的作者朱彝尊之所以能编纂《日下旧闻》，一大优势，就是他丰富的藏书。朱彝尊是清初非常著名的藏书家，且不说他“雅赚”钱曾《绝妙好词》等轶闻在藏书界传为佳话，在他去世六十馀年后，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清高宗在全国范围内徵访遗书时，仍对“朱氏之曝书亭”藏书念念不忘，点名让浙江巡抚着意搜访。此时“曝书亭久经坍废，书亦散佚无存”，但各省进书仍会将曝书亭旧藏单独统计，可见对朱彝尊藏书的重视。

当然，曝书亭的八万卷藏书大半是朱彝尊晚年归田后收集的，但他游幕、仕宦期间，也始终不忘买书、抄书、读书。朱彝尊早年客游京师，孙承泽看到朱彝尊的藏书，就曾对人感慨道：“吾见客长安者，务攀援驰逐，车尘蓬勃间不废著述者，惟秀水朱十一人而已。”（陈廷敬《朱公彝尊墓志铭》）后来，朱彝尊以翰林院检讨的身份参修《明史》，负责撰写三百年《文苑传》《诸王传》和嘉靖诸臣传的初稿，他第一时间写信给家人、朋友，请他们从家乡访求遗书文集寄到北京。其妻入京时，“无家具，仅载书两大簏而已”（朱彝尊《腾笑集序》）。《日下旧闻》中援引明人别集颇多，恐怕正是得益于他为纂修《明史》而积累的丰富藏书。与此同时，朱彝尊一边向居京的知名学者、藏书家借抄稀见之书，一边从翰林院秘藏中借抄珍本秘笈。他在平步登云之际忽然被贬，也是因为爱书、抄书之癖，故时人称之“美贬”。他晚年回忆说：

中年好抄书，通籍以后，集史馆所储、京师学士、大夫所藏弆，必借录之。有小史能识四体书，间作小诗、慢词，日课其传写。坐是为院长所弹去官，而私心不悔也。（朱彝尊《鹊华山人诗集序》）

一句“私心不悔”，道尽千古嗜书人心情！从这段话也可以看出朱彝尊藏书的一大特点，就是抄本多。据他自己说，“借抄于史馆者有之，借抄于宛平孙氏、无锡秦氏、昆山徐氏、晋江黄氏、钱唐龚氏者有之”（朱彝尊《鹊华山人诗集序》）。抄本的好处，一是珍稀善本不必等原主转手出售，即可获得副本，为我所有。

例如《日下旧闻》中援引颇多的北宋乐史《太平寰宇记》，即是朱彝尊先后从王士禛的“池北书库”、徐乾学的“传是楼”借抄拼凑而得。没有朱彝尊的抄书之癖，《日下旧闻》中便少了这部举足轻重的宋代地理名著中的内容。借抄的另一个妙处，在于能够获得最新的学术成果。如成书于顺治十七年（1660年）左右的孙承泽《春明梦馀录》，直至乾隆初年始有刻本，但朱彝尊从孙氏那里借得稿本抄录，所以《日下旧闻》中也援引和借鉴了这部同时代的重要北京历史文献。

又如清初重臣、学者高士奇记述内廷旧闻的《金鳌退食笔记》，至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方始成书，两年之后朱彝尊编纂《日下旧闻》，即已收录了此书的相关内容。由此亦可见，朱彝尊的藏书，绝不是为了猎奇炫富，而是真正的为读而抄，为学而藏。

来源：《竹垞日下留鸿著 去“考”乃得真〈旧闻〉》

作者：蔡紫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