煌煌中华，素称“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其重要标志，是它数千年积累、存留下来的极为宏富的文化典籍。无论是从典籍的数量、质量，还是从典籍管理系统的科学水准看，中华文明都大大领先于古代文明诸国。

殷商已有国家图书管理机构

早在殷商时代，社会就拥有相当数量的书籍，故《尚书·多誓》有“唯殷先人，有典有册”之说。其时巫史“掌官书以赞治”，可见已有国家图书管理机构。春秋、战国时期，诸子并起，百家争鸣，竞相著书立说，学术文化事业兴旺发达，图书数量因而剧增。据《左传·昭公十二年》载，当时即有“三坟、五典、八索、九丘”之称。这些书籍早已亡佚，具体内容，亦多争议，但西晋学者杜预注曰“皆古书名”，则无疑义。私人藏书，已成风气。《庄子·天下》载：“惠施多方，其书五车。”后世遂以学富五车的成语，来形容某人读书广博、学问精深。

汉代是中国历史上的强盛王朝，文化事业出现空前繁荣景象。公元前124年，汉武帝下诏“广开献书之路”，“于是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下及诸子传说，皆充秘府”。到公元前26年，“书积如丘山”，“天下遗文古事，靡不毕集”。就在这一年，成帝又命陈农求遗书于天下，并诏光禄大夫刘向等人校定经传、诸子、诗赋、数术、方技等各类典籍。刘向每校完一书，便写成《叙录》一篇，介绍该书作者生平行事、思想内容、学术源流及校勘经过。他将各书《叙录》汇编成册，别行于世，称之《别录》。刘向死后，其子刘歆在《别录》基础上删繁就简，编成中国第一部综合性图书分类目录《七略》。《七略》今已不存，但其大致风貌，可从班固所修《汉书·艺文志》中得以窥见。班固“删其要以备篇籍”，取消辑略，保留其余“六略”三十八种的分类体系，又增加刘向、扬雄、杜林三家著作，共收录典籍五百九十六家、一万三千两百六十九卷。

目录学遥遥领先世界

西晋时，荀勖著《晋中经簿》，创甲、乙、丙、丁四部图书分类法。甲部收“六艺”及小学之书，乙部收诸子、兵书、数术之书，丙部收史学之书，丁部收诗赋、图赞，共录书目一千八百八十五部、两千九百三十五卷。

唐太宗贞观年间，魏徵监修《隋书》。《隋书·经籍志》著录存书三千一百二十七部、三万六千七百零八卷，佚书一千零六十四部、一万两千七百五十九卷，按经、史、子、集四部（分别相当于《晋中经簿》的甲、乙、丙、丁四部）四十类排列，奠定了中国古籍目录分类法的经典形式。

在世界范围内，就图书管理的专门学问——目录学的早熟与发达而言，中国居于遥遥领先的地位。相当严密成熟的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法诞生之时，西方还鲜有这方面的成果可言。欧洲第一部图书分类表，迟至1545年才在德国出现，晚于《隋书·经籍志》九百余年。而刘向父子编纂分类目录的时间，更比号称“俄罗斯目录学之父”的索必可夫早出一千八百余年。

从东汉开始，随着造纸技术的成熟，隋、唐两代雕版印刷术，尤其是宋代活字印刷术的发明、运用，给源远流长的中国图书事业插上了腾飞的双翼。

明清巨型类书、丛书罕有其匹

降及明、清两代，图书事业达于鼎盛。世界文化史上罕有其匹的巨型类书、丛书相继问世，充分展示了中华典籍之宏富、文化之昌明。

类书是一种广泛采择古今图书中的语词、诗文、人物、典故等各种资料，分类编排，汇辑成册，供人检阅翻查的工具书。中国最早的类书当推三国时魏文帝曹丕令王象、桓范等人编纂的《皇览》。《皇览》分四十余部，每部有数十篇，共八百余万字，可惜今已亡佚。此后类书代有巨制。唐代著名者如《北堂书钞》《艺文类聚》《初学记》《白氏六帖》，流传甚广。宋代编类书风气更甚，《太平广记》《太平御览》《册府元龟》《文苑英华》四大类书先后问世，至今仍为治史学、文学者经常查阅。

明代永乐年间，诞生了中国文化史上规模最大的百科全书式类书《永乐大典》。《永乐大典》由姚广孝、郑赐、解缙监修，参与编校者达两千多人。全书正文两万两千八百七十七卷，凡例和目录六十卷，装成一万一千零九十五册，字数高达3.7亿字，为世界闻名的18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狄德罗主编的《百科全书》的12倍。

《永乐大典》收入典籍七八千种，包括经、史、子、集、释藏、道经、戏曲、平话、医方、技艺等各类著作，均据原书整部、整篇、整段收入，“直取原文，未尝擅改片语”。宋代、元代以前许多佚书和珍本得以完整保存。令人遗憾且愤慨的是，《永乐大典》仅有正本、副本两部，正本明代亡时悉数毁弃，副本亦陆续佚散，至今仅残留八百一十卷，只是原本的三十分之一。

现存规模最大、体例最完善的类书，是清康熙四十五年（1706年）成书、雍正四年（1726年）印行的《古今图书集成》。全书一万卷，分历象、方舆、明伦、博物、理学、经济六篇三十二典、六千一百零九部，每部又有汇考、总论、图表、列传、艺文、选句、纪事、杂录、外编等项目，它所辑录的古籍，均保留原貌，并详注书名、篇目和作者，以利检索原书。乾隆皇帝赞其为“书城巨观，人间罕觏”，确非溢美之虚言。

类书之外，又有丛书，即将多种著作整部地编印在一起，并冠以总书名。在成批地完整保存典籍方面，丛书功用尤其显著。在历代编纂的丛书中，以清中叶乾隆年间面世的《四库全书》规模最为浩繁，令人叹为观止。《四库全书》由皇帝亲自主持，集中硕学鸿儒、书工写匠四千余人，历时十五年方告全功。共收录图书三千多种、七万九千余卷，仅存书名而未录其书者六千七百六十六种、九万三千余卷。这是中国文化史，乃至世界文化史上最宏伟的图书工程。

煌煌中华，“有典有册”，现存古籍数量，雄踞世界首位。特别应该指出的是，除了现在得以见到的珍贵古书以外，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因自然灾害、兵燹战祸，以及人为毁弃的古代典籍，更不知凡几！

（作者分别为武汉大学人文社会科学资深教授，湖北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