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李大钊|《我所知道的李大钊同志》
2024-10-25 09:36 来源:  北京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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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今年是李大钊同志诞辰135周年,作为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李大钊一生的奋斗历程同中国共产党创建的历史紧密相连,他唤起了民族的觉醒,播撒了马克思主义的火种。知所从来,方明所往,“北大红楼”特推出【回忆李大钊】专栏,与您共同缅怀致敬“播火者”李大钊。于树德是李大钊在天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的低年级校友,他长期从事农村合作社理论的教学和研究, 是中国最早讲授合作社理论的学者之一。于树德与李大钊有着深厚的革命友谊,他们是同学、同事,又都前往日本留过学。1922年1月21日,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召开远东各国共产党和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于树德作为党组织可以信赖的同志和朋友,经李大钊推荐参加了这次重要会议。同年6月,李大钊介绍于树德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如今,我们通过于树德于1979年所撰写的《我所知道的李大钊同志》一文,感受两人的革命友谊,深刻体会李大钊的革命精神。

《我所知道的李大钊同志》

于树德

我和李大钊同志是天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同学。这个学校最早是北洋大臣袁世凯办的。北洋法政学校第一期办的是“绅班”,招收的是举人、秀才等有功名的人,不收一般学生,规定一年毕业,毕业后出去就可以做官,或做候补县长。李大钊同志是第二期的学生,报考这一期不一定要有功名,但要文字好才能考上。第二期规定预科三年,正科三年。他是光绪三十三年(一九〇七年)入的学,我是宣统元年(一九〇九年)入的学,他在法政学校一共学了六年,是那一期学生中很能写文章的一个,在校就很有名望,在校期间他们创办了《言治》杂志。法政学校当局从毕业生中选了三人送往日本留学,其中就有李大钊。

一九一三年冬,李大钊同志到日本留学,开始接触新思想。那时,日本的思想界很活跃,世界各国出版有关新思想的书籍,日本马上就翻译过去。在日本大学图书馆里,有关社会主义的书很多,甚至外面查禁的书,在学校图书馆里仍可看到。京都帝国大学教授河上肇,担任的课程就是讲解马克思主义的学说,我就是从他那里知道一些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但那时我的思想有点偏信无政府主义,而不接近马克思主义。李大钊同志在日本,读了不少马克思主义的书,这对他后来思想的变化,起了积极的作用。他还写了不少文章,曾和章士钊一起办过《甲寅》杂志。一九一六年,李大钊同志从日本回国,当时他的思想已超越一般民主主义,而初步具有社会主义思想了。回国后,李大钊同志在法政出版物上写了不少有关宪政方面的文章。

一九一七年,由天津南开中学和法政学校的学生联合组织了一个“新中学会”,该会在当时是一个进步组织,我是会员之一。

一九一八年六月,李大钊等发起组织少年中国学会,该会在宣传新文化,领导五四运动方面,起过很大的作用。我记得五四运动后,北京学生联合会曾派代表团到日本宣传,联络日本学生界,对日本学生界颇有影响,代表团中很多是少年中国学会的人。记得新中学会和少年中国学会曾酝酿过两会合并问题,因考虑合并不如分开活动好,故决定两个学会结成为“友会”。

一九二三年六月,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会议专门讨论和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建立统一战线的问题。会议确立了和国民党合作的方针,决定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李大钊同志和我参加了这次大会。因我曾参加过同盟会,参加过辛亥革命滦州起义,和国民党有过一段关系,所以决定我加入国民党。同时还有李大钊、林伯渠同志等,都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

一九二四年一月,孙中山先生在广州主持召开了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李大钊、谭平山、毛泽东、林伯渠、瞿秋白和我出席了这次大会。李大钊同志参加了大会主席团,对大会发挥了重要作用。这次大会通过了中国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宣言、新的党纲和党章,接受了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制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大会选举了中央执行委员会。执行委员二十四人,候补执行委员十七人,李大钊、谭平山和我当选为执行委员。毛泽东、林伯渠、瞿秋白、于方舟、韩麟符等当选为候补执行委员。在那次会议上,对国民党的元老,凡是同意改组的,孙中山就指定选为执委;凡是反对改组的,孙中山就指定选为监委。

李大钊同志为促成第一次国共合作,做了许多工作,贡献很大。陈独秀虽是书记,但他的活动不多。在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共产党的主张是通过李大钊同志提出的。他代表中国共产党发了言,并印发了一份“意见书”,理直气壮地批驳了国民党右派诬蔑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是一种“阴谋”的反动谬论。李大钊同志参加国民党一大以后,回到北京,担任了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北京执行部主要负责人,主管北方各省区的工作。国民党一届一中全会曾决定在上海、北京等地建立国民党中央执行部。国民党北京执行部成立后,李大钊同志和我都参加了该部的领导工作,凡在京的中央委员都是北京执行部的委员。

一九二五年孙中山先生逝世,李大钊同志写了一副很长的挽联,文字和内容都很好。北伐战争中,革命军到达武汉时,李大钊同志给阎锡山写过一封长信,劝他参加北伐,阎锡山后来接受国民革命军第三集团军总司令职务,这封信起了很大的作用。

李大钊同志的被捕和遇难,既有国内背景,也有国际背景。国共分裂,加之北京国民党左派和西山会议派的斗争是国内背景。张作霖有个政客叫胡若愚,曾加入过同盟会,蒋介石的代表李石曾和胡若愚往来密切,李石曾到上海给胡若愚留下一封信。信中说:张作霖究竟准备和谁和谈,如和南京政府谈,可到上海找我;如和武汉政府方面谈,可到苏联驻北京大使馆找李大钊。从国际背景看,当时东交民巷外国使馆区,本来是不准中国人持枪进去的,中国军人如进去,得先把枪交出来。那么为什么张作霖的军队能进去抓李大钊呢?因为当时东交民巷公使团的领袖由荷兰公使担任,他完全听从英大使的支配。英国的目的在于通过勾结张作霖,打击苏联,使苏联处于被动地位。因此,张作霖得到公使团的允许,才派兵进入苏联大使馆的。

一九二七年四月二十八日李大钊同志就义时,我正在武汉。一九三三年,李大钊遗体的安葬活动,是用北京大学的名义发起组织的,因为他是北大的教授。党组织通过这次公葬,曾组织了较大规模游行示威。当时党组织还送了一个石碑埋在墓下。

李大钊同志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献出了自己的宝贵生命,他的革命精神将永世长存。


作者:

北大红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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