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方励导演历时八年、倾家荡产完成的电影《里斯本丸沉没》于9月6日登陆全国院线，影片凭借着对真相抽丝剥茧般的探寻，和一个个饱含真挚情感的真实故事，收获了行业内外的一致好评，不少观众表示“被真实的力量触动心灵”“很难不落泪”。、

1942年秋天，搭载了1800多名英军战俘的日本运输船“里斯本丸”在中国舟山海域沉没。有关它的故事，不但记录着船上1800多名战俘的人生故事，记录着日本侵略者的暴行，也记录着在最黑暗时，中国渔民迸发出的人性之光。

18天香港沦陷

“里斯本丸”的故事，还要从香港沦陷说起。

1941年12月6日是一个星期六，香港的行政机关和公司、学校照例休假。到跑马地赌马的人群摩肩接踵，皇家苏格兰兵团乐队照例从深水埗兵营渡海，到马会演奏助兴。

接连几天的防空演习并没有给香港带来多少战争的气氛。人们舞照跳、马照跑、电影照看，忙着为即将到来的圣诞节营造气氛。

然而，接下来形势急转直下，当地时间12月7日早上8点，日军偷袭了美军在太平洋上的海军基地——珍珠港。几个小时后，即香港时间12月8日凌晨3点，日军第23军指挥官酒井隆接到日军大本营的特急电报：“花开，花开”。这是日军开始在马来半岛登陆，并向香港等多个东南亚地区发起进攻的暗语。

凌晨4点，日军的大炮开始轰炸英军前哨阵地，36架轰炸机冲到启德机场上空，将停在机场上的5架英军飞机和8架民用飞机炸成了碎片。

几个小时后，日本正式向英美宣战，太平洋战争全面爆发。

其实，早在1940年英国对香港的态度，便已经预示了它沦陷的结局。敦刻尔克大撤退后，英三军参谋总长曾坦言：“香港并不重要，即使我们能够向远东派遣强大的舰队，面对已在中国大陆上站稳脚跟的日军，能否确保香港仍属疑问。在任何情况下，香港都不能作为一个海军基地使用。”

也就是说，香港在英军整体战略布局中的任务，仅仅是尽可能长地拖住日本人，以便使新加坡有机会得到更有利的增援。战争爆发前，香港仅有一万多名英军士兵和印度籍士兵，此外便是刚刚抵港不久的加拿大部队和在港英国市民组成的义勇军。

虽然，英军对香港采取放弃的态度，但战前还是乐观地认为：九龙半岛防线至少可以守半年，港岛至少可以守一年。然而，令人错愕的是，仅仅18天香港便全部沦陷。12月25日——圣诞节当天，港督马克·杨爵士在半岛酒店向日军签署了投降书。

日军占领香港后，8500多名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华籍士兵被送入了位于深水埗、北角等处的战俘营。

被关在香港集中营的英国战俘。

战俘营的条件非常简陋，起初连供水设备和厕所都没有。200名战俘被塞进一个只能容纳30人的难民棚里。食物不足，卫生条件恶劣，战俘营里很快蔓延白喉、脚气病等传染病。

随着战场越来越大，日本男丁几乎都被送到各个战场，日本国内劳动力严重匮乏。于是，日本人开始打起战俘的主意。1942年，日军开始陆续将各占领区的战俘送回日本本土做苦工。

1942年9月起，香港战俘营中的战俘，先后分四批被送往日本本土，沉没的“里斯本丸”就是第二艘船。

浮动地狱

1942年9月25日，1800多名英军战俘和侨民被集合到香港深水埗集中营阅兵场。多年以后，英军战俘杰弗里·汉密尔顿在回忆录中写道，主管战俘的日本军官和田秀男，通过翻译新森源一郎对他们喊话：“你们将被带离香港，去一个将会好好照顾和善待你们的美丽国家。我将会亲自率领这个队伍，请注意自己的健康，并记住我的脸。”

战俘们听了这席话，立即明白自己将被送往日本。有些人充满幻想，认为日本人不会在自己国家里虐待战俘，而更多人则忧心忡忡，他们宁愿留在香港的战俘营中，也不愿到敌人的大本营去。

然而，战俘的命运并不掌握在自己手中，经过简单的体检后，每50名战俘分为一组，由一名日本兵带领，登上了“里斯本丸”运输船。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商船经常连人带船都被日军征用，为日军运送士兵、军用物资和战俘。“里斯本丸”就是日本邮政株式会社旗下的邮政船。

“里斯本丸”建造于1920年，长135.64米，排水量7053吨。战前，它主要行驶在日本到美国纽约的航线上。

对“里斯本丸”沉船事件进行过深入研究的浙江海洋大学教授唐洪森告诉北京日报纪事（ID：bjrbjishi）记者，被送上“里斯本丸”的1800名英军战俘，分别来自皇家海军陆战队、炮兵部队、信号军团、陆军工程兵、米德尔塞克斯团、海军防卫团、皇家苏格兰团、皇家陆军军医队，此外还有一些英国侨民。距离船首最近的1号舱关押着皇家海军和皇家军团第1、2营，第2舱关押着皇家苏格兰团、米德尔塞克斯团第一营和其他散兵约八九百人，靠近船尾的第3舱关押着皇家炮兵团。

“里斯本丸”虽然吨位不小，但是搭载着700多名日本士兵和1600多吨从东南亚掠夺而来的战略物资。因此，留给战俘们的空间非常狭小。三个安置战俘的船舱都用木板分成上下两层。由于内部空间狭窄，战俘们根本无法同时躺下休息。他们只能肩并肩挤坐在一起，如果有人想躺下，只能把脚搭在别人身上。

拥挤，闷热，再加上许多战俘得了痢疾，腹泻严重，船舱里的空气污浊得令人几乎无法自由呼吸。为了让战俘们不至于闷死，日军不得不允许他们分组到甲板上放风。据战俘回忆，船舱中没有厕所。日本人在甲板侧面用木板搭了几个悬空的小木棚充作厕所。每次到甲板上放风时，战俘们都争先恐后地抢厕所，两千多人共用这么几间厕所，环境不堪可想而知。

9月27日8点10分，犹如浮动地狱一般的“里斯本丸”，载着1800名无助的战俘，离开香港起航北上，向日本九州门司港驶去。

唐洪森告诉北京日报纪事（ID：bjrbjishi）记者，十几年前他刚开始研究“里斯本丸”沉船事件时，以为“里斯本丸”在出发时没有军舰护航。最近，他通过研究史料发现，其实这是一个误会。当时与“里斯本丸”先后从香港出发的船只有十几条，形成一个船团，由两条军舰护航。只是后来因为几个偶然事件的发生，“里斯本丸”临时改变了航线，开到日本军舰的保护伞之外。

一条装载了大量战略物资和士兵并且经过军事改造的运输船，在脱离军舰护航的情况下行驶在交战区海域。“里斯本丸”上路伊始，几乎便注定了它悲剧的结局。

六枚鱼雷

“里斯本丸”船上的年轻英国战俘。

由于卫生条件恶劣，空气流通不畅，“里斯本丸”起航第二天就爆发了疫情。虽然，随船医生给病人们使用了抗生素，但是船上太过拥挤，疫情还是不断扩大，甚至连船长经田茂也难逃厄运，患上了登革热。

航行的前四天还算顺利，天气晴好，海面上波澜不兴。“里斯本丸”按照既定航线向目的地日本九州门司港驶去。直到9月30日晚上，一场突如其来的大雨，改变了“里斯本丸”的命运。

9月30日晚上8点，暴雨突降，海面上浊浪排空，能见度非常差。此时，“里斯本丸”正行驶在北鱼山岛灯塔东南约7英里海域。船长经田茂由于持续高烧不能驾船，当时驾驶“里斯本丸”的是值班的二等运输兵荒木要。

荒木要是个近视眼，白天开船还问题不大，但是时值晚上又赶上天降大雨，荒木要基本上是两眼一抹黑，经田茂很不放心。为了避免“里斯本丸”撞上近海的暗礁，经田茂命令荒木要将船开到地理环境相对简单的外海航行，等次日涨潮以后，再重新靠近海岸航行。

“里斯本丸”以每小时3海里的航速驶向外海。看着船驶入东汀岛以外8海里的海域时，船长经田茂放心地离开驾驶室睡觉去了。他万万没有想到，“里斯本丸”已经进入美军潜艇“鲈鱼”号的巡逻范畴。

唐洪森对北京日报纪事（ID：bjrbjishi）记者说，有一种观点认为，如果“里斯本丸”一直沿着大陆海岸线航行，也许能够躲过一劫。正是由于航线临时改变，使“里斯本丸”不但驶出日本护航舰的保护圈，而且遇到了正在这一带巡逻的美军潜艇“鲈鱼”号。

“鲈鱼”号隶属于美国太平洋舰队第81分队，由美军上尉麦克雷格指挥，属于“小鲨鱼”级别潜艇。

1942年6月，美军取得中途岛海战胜利后，成功扭转了被动挨打的局面。此后，美国潜艇频繁出没于日本后方航线。太平洋战争中，美军潜水艇共击沉1000多艘日本商船，有效阻断了日军的海上补给线。1942年8月底，“鲈鱼”号离开珍珠港，前往中国东海海域执行巡逻任务。在遇到“里斯本丸”的10天前，“鲈鱼”号刚刚击沉了一艘日本商船“利根丸”。

按照《日内瓦公约》规定，在交战状态中，运载战俘的船只应当悬挂有红十字标记的旗帜，可“里斯本丸”并没有做任何标识。同时，这艘船还搭载着700名日军和1600多吨战略物资，无疑又给它增加许多危险系数。

唐洪森告诉北京日报纪事（ID：bjrbjishi）记者，“里斯本丸”之所以不悬挂印有红十字标记的旗帜，是因为将战俘运往异地关押的做法，本身就违反了《日内瓦公约》。事实上，直到“里斯本丸”沉没，日本《朝日新闻》的报道，仍对这艘船将英国战俘运往日本的事实，讳莫如深。

10月1日凌晨，“鲈鱼”号正在上海南部海域侦察。凌晨4点，船长麦克雷格发现了出现在南部海平线上的“里斯本丸”。

麦克雷格指挥潜艇悄悄靠近。当时，他觉得月光实在太亮，此时进行攻击有些冒险。于是，他命令“鲈鱼”号与目标平行前进，并占据有利位置，以便白天发动攻击。

清晨6点多，“里斯本丸”突然调转50度，改变了航向。此时，“鲈鱼”号的攻击位置不佳，但是为了不让“里斯本丸”跑了，船长麦克雷格还是命令下潜，准备攻击。

7点4分，“鲈鱼”号在距“里斯本丸”3000米的地方发射了3枚鱼雷。不过，这3枚鱼雷有的没打中，有的没有爆炸，直到第4枚鱼雷才击中“里斯本丸”机舱室右舷。2分10秒后，一声巨响传来，“里斯本丸”右舷推进器被击中，海水立即涌入机舱室。不久，锅炉室、煤库和关押着战俘的三号船舱相继进水。

麦克雷格通过潜望镜看到，“里斯本丸”向右舷改变航向，前进速度放缓，并最终停了下来。过了一会儿，“里斯本丸”升起一面类似请求不要继续攻击的旗帜，可是紧接着它开始用甲板上的小口径火炮，向潜艇潜望镜方向发射炮弹。小火炮虽然对潜艇够不上任何威胁，但是表明日军已经从最初被动挨打的状态中反应过来。

8点45分，“鲈鱼”号在距目标900米处，再次发射鱼雷。遗憾的是，这次又没击中目标。麦克雷格非常懊恼，他肯定自己计算精确，没有击中是因为鱼雷运行不好。于是，他命令“鲈鱼”号在水下6英尺处调整好位置， 9点38分第6枚鱼雷从“鲈鱼”的船尾射出。

就在这时，一架日军轻型轰炸机出现在天空中，向潜艇周围投下3枚深水炸弹。“鲈鱼”号立刻潜入100英尺的海下，躲了起来。

出事后，日本军舰和飞机一直在附近海域巡逻。“鲈鱼”号不得不收回潜望镜，潜入深海，直到当天晚上7点5分，它才从这片海域撤走。麦克雷格在当天的航海日志上写道：“估计敌舰沉没。”

不过，“里斯本丸”并没有立即沉没，而是开启了一场残酷的海上杀戮。

海上杀戮

“里斯本丸”被第1枚鱼雷击中时，船上大部分人刚刚从睡梦中醒来。2号船舱的值班军官——皇家苏格兰团的费尔本少尉正在唤醒战友，以便赶上每天早上7点例行的点名和早餐。只听一声巨响，船体剧烈晃动了一下，随后慢慢停了下来，开始向一边倾斜。船上的日军一边用小口径火炮还击，一边把甲板上为数不多的战俘赶回船舱中。

接下来，战俘们在船舱中度过了难熬的一天。中弹后，日军停止向战俘们供应食物、水和照明。战俘们不知道外面发生了什么事，在黑暗中度日如年。船舱中，空气污浊，闷热难耐，许多患病的战俘呼吸困难，他们多次要求到甲板上透透气，都被日军拒绝了。

为了能保持联络，三个船舱的战俘们用“摩尔斯电码”敲击管道，互相传递着信息。此时，第一、二号船舱的人得知三号船舱已经进水，战俘们正在人工操作水泵往外排水，但是人工水泵收效甚微，海水还是源源不断地涌入船舱。

当天下午，日本海军驱逐舰“酷儿”号赶到“里斯本丸”附近救援。据《日本邮船战时船史》记载，关于如何处理船上战俘的问题，船长经田茂和主管战俘押运的少尉和田秀男发生了争执。和田秀男怕战俘们趁乱发生暴乱，主张将他们全部杀掉。经田茂则坚持表示：“战俘必须安全送到，这是我的任务。”

下午5点，“里斯本丸”上搭载的700多名日本兵开始陆续向“酷儿”号驱逐舰和运输船“丰国丸”上转移。

6点左右，日本军官在“里斯本丸”上开会决定，将已经失去独立航行能力的“里斯本丸”拖到浅水区。为了防止战俘发生暴乱，他们决定用木条将舱口钉死。

当战俘们发现日本兵在用木条钉死舱口，阵脚大乱。英军斯图尔特上校立即表示，至少少钉一根木条，以便能让船舱中有一点空气流通，但是战俘们提出的小小请求也被日军拒绝了。晚上9点左右，船上所有舱口都被日军用木条死死压住，蒙上防水布，并用绳索牢牢绑住。战俘们在伸手不见五指的船舱中，度过了恐怖和绝望的一夜。

皇家苏格兰团的詹姆斯·麦克哈咯·米勒回忆，开始他们坚信日本人不会无情到让1800个人活活淹死。他们安静地等待救援，没有进行任何自救的努力。可是，船尾开始慢慢下沉，没有任何人来救他们。“里斯本丸”正载着一船战俘慢慢走向死亡。

10月2日拂晓，也就是“里斯本丸”遭到袭击24小时后，船体强烈地摇晃起来，随时都可能沉没。眼看大限将至，一名战俘自制了一把长刀，爬上梯子，设法打开舱门。斯图尔特上校组织几名精干战俘，组成敢死队，冲了出去。参加敢死队的豪威尔和波特中尉，此时仍然幻想着爬出去后能跟日军谈判，请求他们把战俘放出来，但现实击碎了他们的幻想，此时日军已经开始弃船。

留下来断后的日本兵看到逃出的战俘，不由分说地开了枪。豪威尔当场被打死，其他战俘跑回舱口，奋力用刀割断封住舱盖的木条和防水布。幸亏“里斯本丸”当时处在浅水区，船体下沉时触到了海底沙洲，给战俘们逃生留出了一些时间。

战俘们割断防水布，撬开封闭木条，从舱口蜂拥而出。此时，海水已经漫上甲板，许多人还没来得及钻出，悲惨地淹死在船舱中，特别是三号舱中的战俘几乎全军覆没。

逃到甲板上的战俘与日本兵厮杀起来，混战中和田秀男被击毙。战俘们纷纷跳入大海。这时，“丰国丸”上的日军开始用步枪和机枪向海中的战俘们扫射，有的英军战俘好不容易爬上日本船垂下的绳索，又被船上日军野蛮地踢了下去。

10月2日9点7分，“里斯本丸”头上尾下，沉入大海。附近海面，漂浮着无数遇难者尸体、布匹、杂物和奋力泅水的战俘……

海难发生后，日军不但不营救落水者，反而发起了一场残酷的海上屠杀。危急时刻，挣扎在怒海波涛中的英国战俘遇到了善良的舟山渔民。

天降救星

“里斯本丸”沉没的这片海域位于东海舟山群岛最东端的中街山列岛，周围排列着大西寨岛、黄兴岛、庙子湖岛、青浜岛等170多个岛礁，居民最多的青浜岛和庙子湖岛，也不过只有近千人。

出事那天早上，渔民郭阿德照例与同伴出海打鱼。这天，他们发现附近海面上漂浮着很多洋布。渔民们争先恐后地捞洋布。捞着捞着，他们发现海中不仅有洋布，还浮着许多人。渔民们二话不说扔掉洋布，开始救人。

常年在海上出生入死的渔民有一个朴素的信条，不管是黑眼睛、蓝眼睛，都是一条命，只要掉到海里不能见死不救。于是，一传十、十传百，附近渔民都驾着自家的小船参与到救人的队伍中。

那天天气晴好，海面上刮着东风，正值东北涨潮时刻。落水的战俘们有的抱着漂浮物随波逐流，有的在海浪中拼命挣扎，有的好不容易接近附近的岩石，又被大浪卷入海中，眼看命在顷刻。

渔民王谒富回忆，当时的情景惨不忍睹。海面上漂着许多尸体，十几个人抱着木头随波逐流。因为船小装不下那么多人，许多人都被大浪卷走了。

渔民们驾驶的是普通小木船，每条船只能容纳几个人。他们不得不多次往返于出事海域抢救落水者。由于各家渔船大小不一，载人多少也不等。营救过程中，落水英俘的表现，给渔民们留下深刻印象。许多参与救人的老人回忆，“外国人很硬气，救的时候，叫他上3个就是3个，”并没有发生争抢的情况。

被救上来的英俘大多只穿着短裤背心，有的甚至赤身裸体，他们在海水中苦苦挣扎了几个小时，体力早已消耗殆尽。岛上渔民虽然生活困苦，但还是纷纷伸出了援手。有的拿出衣服给英俘穿，有的拿出番薯、鱼干和米粥给他们吃。王谒富回忆：“那些外国人都饿煞了，捧起碗就喝，都不会用筷子。”

据1948年东极乡写给定海县长的公函统计，经过青浜和庙子湖两岛渔民历时12个小时的奋力营救，共有384名落水英俘获救。不过，唐洪森经过研究对比发现，这个数字可能存在重复统计的问题，实际上渔民们救上来的英俘可能在300人左右。

至今仍有日本右翼势力说，中国渔民救上来的英国战俘是少数，大部分人是日本海军救的。方励告诉北京日报纪事（ID：bjrbjishi）记者，在今年的寻访活动中，有人亲口告诉他，日本兵是在看到中国渔民出手相救之后，才开始停止对海面进行扫射的。

被救上岸的英国战俘，有的被安置在庙宇中，有的被渔民安置在家里过夜。他们中有人略通中文，在纸上写下“香港英国人”几个字，渔民们才知道对方的来历。

死里逃生的英俘刚刚在岛上休息一夜，日军就杀气腾腾地追来了。渔民们回忆，英国人看到日军，绝望至极，有人流下了眼泪，有人用手向渔民们比划，表示日军要杀他们的头。然而，面对荷枪实弹的日军，岛上渔民也无可奈何，只能眼睁睁瞧着刚被救上岸的英国人，又落入日军的魔爪。

重新被捕的英俘，连同后来被日本船救起来的幸存者共900多人，被集中起来送往上海。在开往上海的船上，幸存者们被集中到甲板上。此时，他们大多只穿着短裤、背心，有的甚至赤身裸体。时值秋天，海上风大雨冷，刚刚经历了“里斯本丸”船舱中的闷热后，幸存者们又不得不经历寒冷的折磨。

10月5日，幸免于难的英国战俘被运到上海码头。此时，他们身心疲惫，衣不蔽体，绝望地坐在冰冷的码头上，周围全是荷枪实弹的日本兵。日军并没有因为他们刚刚经历了一场大劫难，而对他们稍有怜悯之情，等待他们的仍是被送往日本本土的悲惨命运。

当死里逃生的战俘们看到自己即将被驱赶上一艘与“里斯本丸”差不多的运输船时，所有人都几近崩溃。他们不知道会不会再一次遭到美军潜艇的袭击，更不知道在日本等待他们的将会是什么命运。然而，面对日军的屠刀，战俘们别无选择，只能任人宰割。

战俘们也许没有想到，就在他们绝望无助时，有三名幸运的英国人被勇敢的中国渔民藏了起来，正在酝酿一次千里大护送。

千里大护送

听到日军上岛大肆搜捕英国战俘的消息，住在渔民翁阿川家里的三名战俘急得团团转。一旁的渔民唐如良见此情景，用手势比划着问他们：“是想走还是想藏？”三人比划着表示想藏起来。唐如良与渔民许毓嵩一商量，决定带三个英国人到青浜山后的一个叫做“小顽洞”的海蚀洞中躲藏。

“小顽洞”洞口看上去只能容纳一个人出入，实际上里面很宽敞，可以装十几个人。涨潮时，洞口被海水淹没，从外面看好像根本不存在。这样好的藏身之处，只有岛上居民才有可能知晓，外人根本找不到。主意已定，翁阿川自告奋勇带三名英国人藏进“小顽洞”。

这三名英国人，一个叫法勒斯，战前任天津市英租界工部局警务处总监。一个叫约翰·斯通在战前任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警务处会计师。另一个叫伊文思，战前是英美烟草公司的高级职员。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他们都参加了香港皇家海军预备队。

1942年10月中旬，伊文思、法勒斯、约翰·斯通三名获救英国战俘与中国军民在舟山合影。唐洪森供图。

此前，有人认为，翁阿川等人之所以在几百名英国战俘中只救了伊文思他们三人是因为这三人看起来地位最高，像战俘的头儿。唐洪森告诉北京日报纪事（ID：bjrbjishi）记者，这是一个误会。事实上，英国战俘与中国渔民言语不通，而且他们当时样子都很狼狈，根本看不出谁地位高、谁地位低。渔民们救助英国战俘完全出于一种朴素的人道主义精神，根本没有想过回报。几名渔民冒死将伊文思等三名英俘藏匿起来，并没有经过筛选，完全出于巧合。

10月4日至7日，日本军舰一直在青浜岛、庙子湖岛和东西福山岛附近逡巡，直到8日才罢手。

这些日子，翁阿川一家一直冒险照顾伊文思等人。翁阿川的儿子翁孔流回忆，他父亲将三个英国人藏到“小顽洞”后，每天都是他娘给他们做饭。“因为穷，也没啥好吃的，都是番薯汤、乌贼肠。为了调调口味，还给他们买过一斤白糖。”

翁阿川的女儿翁流香回忆说：“我爹叫我娘给三个英国人送饭，因为我娘是小脚，又是女人家，不大方便，就叫我去帮忙。我们一道去，递上递下都是我。”

三个英国人虽然暂时安全了，但是伊文思却高烧不退，病情日益严重。翁阿川等几个渔民一琢磨，老这么拖下去不是办法，于是一起找到住在庙子湖岛的第四保保长沈品生想办法。

沈品生与当地抗日武装力量有联系，他知道定海县国民兵团抗敌自卫第四大队副大队长缪凯运正在岳母家拜寿，于是便与第五保保长吴其生驾船前往葫芦岛。

缪凯运得知此事，立即与沈品生等人到“小顽洞”见伊文思等人。缪凯运早年随父亲在上海生活，学过英语，所以跟伊文思等人交流起来问题不大。小岛上缺医少药，伊文思高烧不退随时都有生命危险。缪凯运等人觉得，当务之急是先给他治病。可当时大岛重镇都在日本人的控制之下，小岛又缺医少药，怎么办呢？思来想去，缪凯运决定派人去定海沈家门找岳父杨福林帮忙。

杨福林是定海县的大户，在当地有一定的影响力。他让缪凯运把几个英国人安置在自己位于葫芦岛的家中，又花重金请定海名医李启良前去出诊。经过打针、吃药，伊文思转危为安。

百感交集的伊文思，向缪凯运倾诉起自己的遭遇。缪凯运之女缪芝芬记得伊文思非常健谈，他说：“‘里斯本丸’出事后，我眼睁睁地看着妻子和儿子被海浪冲走，无法相救，自己也不想活了，是你们这些好心的中国人冒死救了我和我的战友，如果我们能回英国家乡，将来一定要好好报答你们中国人的大恩大德。”

葫芦岛距离普陀山和沈家门很近，这两处都有日军驻扎，三个英国人在葫芦岛长时间滞留，凶多吉少。两天后，缪凯运与同伴趁夜色将三名英国人送往镇海县甘露庵大队驻地，找到定海县抗敌自卫第四大队大队长王继能。

接到三名英国人后，王继能立即选派16名精干的武装人员，将他们护送到原定海县县长苏本善那里。唐洪森告诉北京日报纪事（ID：bjrbjishi），抗日战争爆发以后，日军占领了定海县，原定海县县长苏本善一直率领海上保安纵队坚持游击战。在查看原始档案时，唐洪森发现了苏本善给已经迁到云和县的浙江省政府发的电报。电报中，苏本山请示浙江省政府，如何安置被渔民们救下来的三名英国人。浙江省政府也不敢擅自做主，立即打电报请示重庆。重庆方面倒是乐意救助盟军战俘，不过战时经济吃紧，三个英国人千里迢迢从定海到重庆，还要有人武装护送，人吃马喂需要不少钱，这笔钱从哪儿出呢？这封电报很快被转到英国驻华使馆。英国大使立即表示，先请民国政府代为垫付，等三名英俘抵达重庆后，一切费用由英国大使馆负责。

就这样，苏本善派了一个班的战士护送三名英国人乘车沿武夷山、南坪、泉州、厦门一线到桂林，然后又从桂林乘飞机飞往重庆。

伊文思等人到重庆时，已经是1942年12月份了。历时两个月，牵涉人员众多，跨越近千里，中国军民竟然在日寇的眼皮子底下，将三名英国战俘送到大后方，绝对堪称中国抗战史上的一个奇迹。

1949年初，英国政府在香港举行悼念“里斯本丸”遇难英俘活动。出席悼念仪式的不但有13名幸存者代表，还有救人义士代表胡栋林。仪式上，英国政府向东极海岛渔民们赠送了一艘价值16000元港币的机动渔轮。

消息传到东极，舆论一片哗然，因为那个所谓的渔民代表与东极渔民毫无瓜葛。更匪夷所思的是，有人查明他在抗日战争时期还做过汉奸。不久，《定海民报》发表了名为《港督！你听着！救英俘的乃青浜渔民，与吴东林风马无关》（误将胡栋林传为吴东林），措辞极为严厉地为东极渔民正了名。

800多个冤魂躺在海底

随着时间流逝，渐渐不再有人提起东极渔民勇救英国战俘的事迹。在西方，“里斯本丸”沉船事件同样被有意无意地淡忘了。西方关于二战的研究、电影和书籍汗牛充栋，可知道“里斯本丸”沉船事件的人却寥寥无几。直到英国主要媒体刊登出寻找“里斯本丸”上英国战俘和后人的广告后，这件事才再一次回到公众的视野中。

“你在哪？寻找‘里斯本丸’英国战俘遗属。”

2018年，英国三大报纸——《泰晤士报》《每日电讯报》《卫报》都刊登了这样一条内容相同的整版广告。

花钱刊登广告的既不是“里斯本丸”沉船事件的后人，也不是专注二战史研究的学者或机构，而是一位中国电影制片人——方励。自从知道运输英国战俘的日本船“里斯本丸”在中国舟山海域沉没、危急时刻舟山渔民冒险营救落水者的故事后，方励就久久不能释怀。

他投拍的影片《观音山》《后会无期》《万物生长》在国内有着很不错的口碑和票房。2016年5月，方励更因为在网上磕头恳请全国院线经理为文艺片《百鸟朝凤》增加排片，而引起媒体关注，一时间成为街谈巷议的热门话题。

方励告诉北京日报纪事（ID：bjrbjishi）记者，自从刊登寻人启事后，他已经接受BBC几档重头栏目的采访。每次记者都会好奇地问：为什么一个中国人会对800多名英军战俘的故事如此感兴趣，还这样兴师动众地组织跨国寻访活动？

方励不厌其烦地声明，这一切纯属个人行为。他完全是因为被这个故事所感召，才发起这次寻找活动的。

方励第一次听到“里斯本丸”这个名字是2013年，当时他正与韩寒一起在浙江舟山附近拍摄电影《后会无期》。一个船老大告诉他，就在他们所处的这片海域、不到30米深的海底，躺着八百多名英军战俘。

听到“里斯本丸”沉没的故事后，方励大为震惊。关于二战历史的回忆和研究很多，但方励从来没有听说过“里斯本丸”的故事。无论在西方还是中国，这一事件似乎已经被人们遗忘了。方励感到不可思议，这么大的一个海难，这么多遇难者，怎么能说忘就忘呢？

不过，当时他还没有下决心要挖掘这段历史。方励告诉北京日报纪事（ID：bjrbjishi）记者，开始有拍纪录片的想法是在2017年。

2017年是“里斯本丸”沉船事件75周年。除了做电影制片人，还从事地球物理和海洋探测专业的方励，带领劳雷海洋测绘团队再次来到舟山东极岛海域。测绘团队通过侧扫声呐系统，精确呈现了海底的“里斯本丸”船体细节。“里斯本丸”船尾断离，船长140米，前尾部断裂25米，主体115米。

方励第一次通过科学手段“触摸”到了这艘沉船。“当时，我感到800多个冤魂就躺在我脚下30米的海底，可世人竟然都不知道，这太不应该了。”方励说。那一刻起，他萌生了为“里斯本丸”拍摄一部纪录片的想法。

2017年10月，英国《泰晤士报》报道了方励团队对“里斯本丸”进行海底探测的新闻。一个英国女人见报后联系到了方励。

这位女士名叫阿曼达。她写来邮件说，自己的爷爷就死在这艘船上。她从小就听父亲讲爷爷的故事，他们家的家族墓地中还有爷爷墓，只不过墓是空的，墓前只有一块墓碑。没想到有人会去海底探测“里斯本丸”，阿曼达激动极了，她把这个消息告诉了自己所有的亲戚。

阿曼达情真意切的话语，深深打动了方励。他感到，虽然已经过去70多年，但“里斯本丸”并未走远，这件惨案曾经深刻影响了一千多人的命运。这段历史应该被挖掘，死难者、幸存者、行凶者和施救者的故事应该被讲述。

方励认为，多年来“里斯本丸”的故事被埋没和遗忘的原因主要有三点。其一，“里斯本丸”沉船事件发生在远东。在英国人的二战记忆中，远东本来就不是主战场，发生在远东的一场海难也就很难引起广泛关注。其二，“里斯本丸”是被美军潜艇击沉的。虽然说美军潜艇在这次海难中并没有犯错，但是造成了这么大海难，也着实难于启齿。长期以来，作为盟友的英国也有意无意地对此事避而不谈。其三，海难以及后来在日军战俘营遭受的非人待遇给英军战俘们留下了终身难以磨灭的惨痛记忆。他们中除了汉密尔顿一人出版过回忆录外，大多数人终其一生都对这段经历缄口不谈。

2005年，被东极渔民救上岸的英国战俘——查理斯·佐敦在家人的陪伴下来到东极，故地重游。落水时，佐敦不会游泳，他和另外一名战友一起抓住海面上漂浮的一根木头。不知过了多久，筋疲力尽的佐敦才被东极渔民救上岸。战后，佐敦娶妻生子，生了三个女儿、两个儿子，后来又有了10个孙辈。跟他过了一辈子的妻子，直到晚年才偶然知道他的惨痛经历。

方励告诉北京日报纪事（ID：bjrbjishi）记者，大多幸存者都如佐敦一样，不愿意提及当年的惨痛记忆。这次他们还有幸找到了当年被渔民们营救的三名英国人之一——法勒斯的好友。他们告诉方励，法勒斯终身未婚，直到前几年才以102岁高龄谢世。他们与法勒斯交往的漫长岁月里，从未听他提起过早年这段悲惨的经历。

经过几个月的跨国寻访，方励和他的团队联系到200多名幸存者的后人。更不可思议的是，方励团队还找到一名居住在加拿大的幸存者——丹尼斯·莫里（Dennis Morley）。

方励对99岁幸存者丹尼斯·莫里做了一次4个小时的访谈。方励供图。

不久前，方励对99岁莫里进行了4个小时的访谈。莫里用“动物园”这个词来形容“里斯本丸”的船舱。在那个黑暗恶臭的空间里，他和战友们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死神四处游荡。“里斯本丸”中弹后，莫里跟战友一起冲出船舱，又遭遇到日军的疯狂扫射，幸亏有中国渔民挺身营救，他们才逃出生天。

在美国西萨塞克斯郡，方励见到了佩尼兄弟。当年，兄弟俩的大伯理查德·佩尼（Richard Penny）被送上“里斯本丸”前夕，曾在战俘营里给他们的父亲写过一封信。他们的父亲当时只有5岁，理查德·佩尼怕他太小看不懂，用大写的最简单的英文一笔一划写道，希望他长大后能照顾母亲，撑起这个家庭。这张遗言一样的字条，在兄弟俩父亲的钱包里放了几十年。

当年被困在3号船舱的皇家炮兵团主炮查尔斯·布鲁斯在战俘营中曾给儿子写过一封信，让他们“一定要保持微笑”，“我们一定会相聚”。然而，孩子们还没有收到这封信，父亲已经随“里斯本丸”沉入海底。今年4月，布鲁斯年过八旬的儿子再一次读起这封信时，下巴颤抖，泪流满面，旁观者无不动容。

另一方面，当年参与营救“里斯本丸”落水英俘的中国渔民，也只剩下94岁的林阿根一人在世。方励说：“如果再没有人去挖掘这段历史，可能就来不及了。”

今年94岁的林阿根，是“里斯本丸”救援中最后一名尚在人世的舟山渔民。新华社记者 朱涵摄

几个月来的所见所闻，更加坚定了方励拍摄这部纪录片的决心，虽然纪录片很难收回成本，但他觉得这一切都是值得的。

图片提供：唐洪森、方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