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安门广场正西约15公里，四环外的玉泉路旁，就是略显神秘的中国科学院高能所。它的地下十几米处，埋着形似一只羽毛球拍的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那是李政道当年“押上自己的声誉”推动建成的。凭借这一“国之重器”，中国成功跃上世界科技前沿大舞台，撞出了粲物理领域的三十余年领先。

鲜为人知的是，深奥晦涩的基础科学之外，对撞机工程还有一个日后与普通人日常息息相关的“副产品”——促成了中国第一条64k互联网专线的开通。

正如CUSPEA学者董洁林所说，李政道推动的中美高能物理合作等项目，本意是为了提升中国的科学水平，无意中却结出了中国互联网之“瓜”。李政道先生“种豆得瓜”，这真是奇妙历史的神来之笔。

李政道：“Please do it！”

许榕生永远忘不了，李政道的一句话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

1987年，许榕生刚刚博士毕业，在斯坦福直线加速器中心（SLAC）读博士后。一天，李政道来到他毕业的加州大学圣克鲁兹分校做讲座。结束后，李政道把几个中国留学生叫来，用中文给他们讲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的进展，讲了很久，又一个个问他们：你是学哪个专业的？你是哪一年毕业的？你接下来的打算是什么？

问到许榕生时，他回答，我是高能所来的，学高能物理，我可以考虑回去。李政道殷切的眼神更加深情，他用英文郑重地对许榕生说：“Please do it！”

1987年，李政道（左二）在加州和中国留学生交谈，并邀请许榕生（左四）到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项目组工作。

当时，美国高能物理实验室人手紧缺，许榕生求学期间一直在SLAC做实验，在美国寻求发展并不难，但他还是如李政道期望的那样，回到了出发的地方——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

天安门广场正西约15公里，四环外的玉泉路旁，就是略显神秘的高能所。它的地下十几米处，埋着形似一只羽毛球拍的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那是李政道当年“押上自己的声誉”推动建成的。

站在“巨型羽毛球拍”正上方，许榕生指着旁边的一条300米小路，向记者回忆：“李政道熟悉这里的一草一木，他曾陪着邓小平，一边走一边介绍。”

他第一次见到李政道，还是1979年春天。李政道应邀回国讲学，全国33个科研单位和78个高等研究院的千名师生聚集一堂，聆听大师课。近两个月的时间里，讲台上，李政道从强弱作用力讲到粒子物理的过去、现在和将来，讲台下，座无虚席，不少人席地而坐。

时年32岁的许榕生就是其中之一。1970年从北大数学系毕业后，他被分配到湖南农场，干了两年体力劳动，随后被调到湖南省计算技术研究所，在一间教室那么大的计算机上，许榕生编了5年程序。1978年，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研究生考试，他报考了中科院计算中心。考上后，因高能所急需计算机人才，他被意外地调到高能所，进入了高能物理的世界。

许榕生那时从未想到，自己与讲台上的大科学家还有更多的缘分。因为李政道的推动，他前往美国留学，又因为先生的一句话，他回到高能所，在这块物理圣地开辟出一片网络新天地，催生出对撞机工程的一个“副产品”——建起了中国第一根64k互联网专线。

当年回国讲学，让李政道深感要加快祖国科学技术人才的培养，只在国内举办讲座补课远远不够，必须送年轻人到世界一流的研究院和大学去系统学习。

可是，1979年，中国根本没有GRE和托福考试，美国学校对“文革”后中国大学的学术水平又毫无了解。况且，美国大学研究生一年的学费和生活费，折合人民币超过十万元，当时的国家财政怎么可能一下子拿出这么大一笔钱？

李政道不是循规蹈矩的人，他从任教的哥伦比亚大学开始，一一说服几十所美国大学的物理系和招生办。最终，这些学校同意以美国大学研究院的物理试题，直接考核选拔中国优秀学生，并为入选者承担教育和生活费用。这就是后来持续10年、培养了916名优秀学子的CUSPEA（中美联合培养物理类研究生计划）项目。

“我是CUSPEA项目的1982级学者。”许榕生告诉记者，导师唐孝威原打算送他到欧洲核子研究中心的丁肇中实验室。结果，“丁训班”还没去，美国传来消息，CUSPEA空出一个名额，在导师推荐下，许榕生紧急替补，成为CUSPEA正式启动后唯一没有参加考试的学者。

1988年，李政道为许榕生写的推荐信。

留美7年后，带着李政道的亲笔推荐信，许榕生重回高能所。他还得到了一笔4000美元的特殊资助，那是李政道特意从他在北京建立的中国高等科学技术中心（CCAST）拨出的。开始，许榕生以为这笔巨款要用在科研上，“后来李先生专门讲这些钱你们拿回去买肉吃，随便花，别担心，当时很多人眼泪都快出来了，那是一笔big money。”

4000美元是什么概念？许榕生笑着讲了一个小插曲。1988年8月30日，他回国报到。人事处的女同志问了他的学历，工资定级为70多块。许榕生补充说：“我不是刚毕业的，‘文革’期间还工作了好多年。”女同志抬头看了一眼，许博士的头发都快没了，“嗯”了一声，“你确实不是刚毕业的，加上工龄，每月84块。”

这笔相当于他10多年工资的“巨款”，让许榕生免除了生活的后顾之忧。他回国之际，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工程的硬件已经完成，只剩下软件系统需要安装、调试。那时计算机软件还是新鲜事物，一般访问学者出国一两年，想吃透高能物理实验的庞大软件系统并不容易。而许榕生在美国待了七年，既学高能物理，也学计算机和网络，还在SLAC做过实验，专业正好对口。每天只睡四五个小时，短短两个月，他就完成了对撞机的软件工程建设，以及海量数据的筛选、数据获取的质量分析、数据分类等。“用现在的话讲，就是大数据分析的前序，从几百万数据中过滤出干净的数据，归类整理好，接下来才能让物理学家上场进行物理分析。”

在高能所对撞机报告厅前，许榕生向记者展示了一张珍贵的合影：1988年10月24日，邓小平来到高能所，与工作人员合影，庆祝对撞机工程建造成功。由于对软件系统和数据工作的贡献，回国不到2个月的许榕生，也被喊去参加合影。

那天，邓小平由李政道全程陪同，兴致勃勃地参观了对撞机和谱仪，然后在现场即兴讲话：“过去也好，今天也好，未来也好，中国必须发展自己的高科技，在世界高科技领域占有一席之地。”36年后的今天，邓小平的讲话早已成为现实。凭借这一“国之重器”，中国成功跃上世界科技前沿大舞台，撞出了粲物理领域的三十余年领先。

鲜为人知的是，深奥晦涩的基础科学之外，对撞机工程还有一个与普通人日常息息相关的“副产品”——促成了中国第一条64k互联网专线的开通。

“托基，你要去月球吗？”

李政道悼念追思会 东方IC供图  

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一开始运行，就吸引了世界高能物理学界的目光。

1990年初的一天，李政道先生见到时任高能所所长郑志鹏，问起北京谱仪（BES）的情况。谱仪，即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的大型探测系统，相当于对撞机的眼睛，“目不转睛”地记录着正负电子对撞后散发出的每个粒子的飞行轨迹。

李政道告诉郑志鹏，因为对撞机亮度高，谱仪性能好，美国的一些物理学家对此很感兴趣，有意参加BES的数据分析。郑志鹏一听，当然表示非常欢迎。

于是，李政道和他的好朋友潘诺夫斯基（W.H.K.Panofsky）开始筹建BES合作组。潘诺夫斯基曾任美国SLAC主任，1980年，中国高能加速器第七次“下马”后，正是他和李政道一起，帮助谢家麟（时任高能所副所长，加速器总设计师）确定了今天的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方案。

年底，“高能物理所与斯坦福直线加速器中心合作备忘录”正式签署，BES由此成为第一个由我国主导的国际合作组实验。高能所的小院里，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外国面孔。郑志鹏记得，合作刚开始，就有20多位来自美国SLAC、加州理工大学、麻省理工学院等机构的科学家。

美国研究人员经常在两国间飞来飞去，没有互联网，只能把数据拷进磁带背来背去。“我们用最小最轻的磁带，每次还得装一大皮包，一过海关就被查，外国人讲不清楚，赶紧打电话给我，中科院就得派人过去，给海关解释，这是高能所的实验数据……”“我们的软件系统要升级，很多软件包也得从美国拷贝背回来，一进海关，又被拦住了……”

今天，我们早已习惯了互联网的存在，许榕生讲述的这些往事仿佛笑话。可当年的美国人着实发了一堆牢骚，有人提出：“干嘛不搞个网络？直接传数据就完了！”

在中国建一条高速网络，美国人不是第一次提出这个想法。早在1988年，许榕生还在SLAC时，后来的BES合作组首任负责人沃特·托基（Walter Toki）教授就跟他聊过这个话题。

托基知道自己的想法很大胆，他向许榕生讲了两个担心的问题，一是中国的技术条件怎么样，二是中国政策允许不允许。许榕生回国后一看，情况果然不乐观，2000多人的高能所，只有两条大号电话线进行对外联络，其中一条还要用于传真机。所谓的“大号电话线”，每条速率只有4.8kbps，“发个邮件还凑合，传一篇文章就够呛”。

其实，在国际联网方面，高能所已经属于中国的“前沿”。据中科院办公厅原副主任柳怀祖先生记述：1986年8月25日，高能所研究员吴为民，通过一条辗转的远程拨号线，登录欧洲核子研究中心的电脑，发出了一封电子邮件。

这封电子邮件，与1987年王运丰等人发送的“跨越长城，走向世界”那封邮件一样，都是中国上网“史前史”上最早的标志性事件。

跨越长城，中国通过电子邮件走向了网络世界。然而，电子邮件的利用率却不高。许榕生告诉记者，当时，每收发一封电子邮件都要花几百元甚至上千元，远超中国教授一个月的薪水。并且，那时的网络线路就像传真机，并非24小时通畅，要用的时候必须先呼叫，对方应答了才能传邮件。速度慢、费用高，只能算是个别人偶尔使用的“奢侈品”。

托基设想的高速网络不一样，这是一条从北京高能所直达SLAC的互联网专线，速率达到64kbps，一旦接通，中美两国科学家24小时随时可用。

最重要的是，这条专线运行的是TCP/IP协议。众所周知，TCP/IP是互联网通信最基本的协议，正是有了这个协议，海量的数据才能在不同的计算机网络之间传输。TCP/IP协议1983年被美国的阿帕网（全球互联网的鼻祖）正式采用，接下来的10年逐渐盛行。高能所开通的互联网专线之前，中国通往世界的电子邮件、辗转登录的网络，跑的都不是TCP/IP互联网协议。

1991年春天，互联网专线的事终于提上日程。熟悉计算机网络的许榕生，从实验物理中心被调到高能所计算中心，作为副主任扛起了开通Internet（互联网）的重担。

而在美国，托基也为此事紧锣密鼓地忙了起来。一次会议上，托基第一次提出中美之间建立专线连接的建议，在场的美国人一片哗然，有人开玩笑：“Toki，are you going to the moon？（托基，你要去月球吗？）”

美国人的疑虑不无道理。且不谈中国的困难，在美国互联网最初主要用于军事目的，上世纪80年代起，互联网逐渐分化成军用、民用两部分网络，但两者仍是连通的。高能所计划接通的SLAC计算机网络是属于美国能源网（ESnet）的。美国能源部会同意中国接入吗？

托基并非只有一腔热情，他把开通互联网专线的建议写成报告，寄给十几位得过诺贝尔奖的科学家，包括李政道、杨振宁、丁肇中等华裔知名学者。等收到一大摞表示“支持”的信件，他带着许榕生找到了“老潘”的办公室。

老潘，就是李政道的好朋友潘诺夫斯基，长期担任美国能源部的高级顾问。托基放下一摞信件，单刀直入：“这件事已经提了三年了。”老潘的回答更简单：“好，我来办这个事。”

许榕生告诉记者，老潘把信件转给了美国能源部，问题迎刃而解。不仅如此，为开通专线，老潘还走了中国的高层路线。

在高能所的档案室里，保存着一封信件，这是1991年6月1日潘诺夫斯基写给中央政治局原常委宋平和科学院院长周光召的报告。该报告中写道：“合作的另外一个重要的、新的因素是，需要在有关合作者之间建立新的高速电子数据联网……”

这些幕后的奔波长期不为人知，公众只知道，1991年的中美高能物理合作会谈上，中美科学家共同酝酿三年的建议被正式提出：建立一条速率64kbps的中美两国间的计算机联网专线，以便北京接通Internet。

“有问题，找李政委”

开通一条前所未有的国际高速网络，按今天的惯例，绝对是一项资金不菲的大课题。许榕生真是个纯粹的学者，完全没想到申报课题、申请资金，一个人就跑去了中科院计算所。

彼时，中科院副院长胡启恒正在牵头联合清华、北大、中科院三家，建设中国首个大范围局域网项目“中关村示范网”——科研人员亲切地称它为“三角网”。

许榕生听说“中关村示范网”也计划开通国际互联网，就直奔中关村询问：能不能等你们开通了，从你们这儿直接联网？可惜，得到的答复模模糊糊。

“我们不可能干等着，只好另辟蹊径。”“三角网”接入世界互联网的一路坎坷，当年的许榕生无从知道，亦无暇顾及。他蹬着自行车，从玉泉路一直骑到西单的北京电报大楼（北京电信局的对外服务部门），走进大厅询问：能不能提供接入英特网的服务？许榕生问的，就是如今广为人知的ISP（互联网接入服务）。只是那时“互联网”这个名词尚未出现，他只能把Internet音译为“英特网”。

20世纪90年代，位于西长安街的北京电报大楼。翟伟摄

大厅工作人员一脸茫然，不知道英特网是什么。许榕生只好换了个问法：“能不能申请一条64k的专线？”这次工作人员听懂了，反问道：为什么要用专线？你们那边有几条大号电话线，多弄几条电话线不就可以了吗？许榕生回答，电话线不行，我们需要24小时传输数据。

工作人员似乎还是没有完全听懂，就让他先填表。简单的表格，在深谙计算机网络原理的许榕生看来，信息量反而比工作人员的回答更多。原来，前面有八家租赁64k专线的用户，都是跨国公司。这些公司因为长途电话费太贵，专门包月租赁了专线，用来打电话、发传真。其中有几家日本公司，据工作人员说用专线传数据，“也不知道他们在传什么，一天到晚不停地传。”听到这里，许榕生心里有底了：日本公司能用来传数据，这事儿应该可以做成。

他向记者解释，日本公司传数据不是通过互联网，只是在特定的两台计算机之间，通过专线实现远程的数据拷贝。但是，既然专线可以24小时传输大量数据，说明信号传输的线路质量及硬件是可以满足的，从理论上推理，接入互联网也能实现。

没想到，填完表格，工作人员得知高能所在四环外，立刻摇头：“你这个要试一试，把表先填了吧，等专线做好可以用了你们再交钱。”

这一等就没了动静，从1991年秋天到1992年春天，申请专线的事毫无进展。许榕生仔细打听、咨询，这才知道，北京市当年的光纤网只铺到四环以内，以电报大楼为中心，四环内分布着50多个电话局。先前的其他八家用户都在城里，离光纤很近，只需几百米的铜线，就能连上光纤网，信号损失不大。而高能所的位置距离最近的电话局821局，还有5千米，嫁接铜线太远了点，64k的速率难以保证。

合作的美国工程师想得简单，沿着地铁一号线拉一条光纤不就行了吗？殊不知，申请铺一条光纤，至少要国家部门批准才行，还涉及通信复杂性等问题，费用无疑也是天价。漫长的等待中，美国人连连叹气，以为这事儿恐怕真干不成了。

关键时刻，郑志鹏所长提醒许榕生：“有问题，找李政委。”李政委，就是李政道先生。因对撞机工程遇到棘手问题时，总是请他帮忙沟通、化解，大家都亲切地称他为“李政委”。

许榕生写了张纸条，把专线的基本问题以及需要的帮助描述清楚，交给了郑志鹏。“调我到计算中心，就是郑所长的果断决策。”许榕生回忆，“他也是我的恩师，我读硕士期间，他就察觉到我的计算机水平不一般。当年高能所从欧洲丁肇中实验室带回来一盘IBM磁带，里面记录着大量科研软件和数据资料，由于国内没有同类机型，磁带装到计算机上，读出来的都是乱码。这个问题耽误了半年都没人能解决，他所在的研究室就让我来试试，我那时还是研究生，编写了一段小程序，就轻松解决了问题。这段程序的原理，其实就是今天互联网中广泛应用的FTP（文件传输协议），它让各种型号的计算机文件能够互联互通。”这件事也成为后来高能所导师推荐许榕生进入CUSPEA行列出国深造的原因之一。

1992年5月，趁着李政道陪同恩师吴大猷回祖国大陆访问高能所的机会，郑志鹏把许榕生写的纸条交给了李政道。许榕生内心是有期待的，因为他知道，“李先生虽然是理论物理学家，但他对实验科学非常了解，他很清楚，像对撞机这样的项目，需要各种技术、各种设备的支持，包括计算机和通信网络。”

只是没想到，事情居然办得这么快。“李先生用了什么锦囊妙计我不清楚，但李先生离开不久，北京电信局就派一支技术队伍带着测试设备来到了高能所。”说到这儿，许榕生有点激动，“那时候电信部门多厉害呀！如果不是李先生的推动，中国第一条互联网专线的诞生会推迟不止一年。”

后来，经常有人称许榕生为“中国互联网元勋”，他总是摇头更正：“李政道先生才是中国互联网诞生的关键推手。”

“最后5千米”的难题

1992年夏秋之交，北京电信局派出的工程队来到了高能所。一群人带着仪器，雷厉风行地测试信号，一个小伙子一边干活儿，一边忍不住开了个玩笑：“你们高能所好厉害啊，上面有人打电话！”测试结果的确有点麻烦，距离光纤接口太远，信号损失很严重。

许榕生拿出一张美国专家留下的专线设计图，向记者解释两国科学家的构想：“通过三元桥的北京国际电信局，租用美国AT&T公司的卫星专线，直通美国旧金山市，然后通过光纤连到斯坦福的SLAC。中国这边从三元桥到西单的电报大楼使用微波无线传输，电报大楼有光纤通到五棵松821电话局，最关键的难题是821局到高能所这最后5千米。”

北京电信局确定的最终方案是，用一对电话线从821局连到高能所，电话线两端用64k的基带调制解调器（俗称“猫”）相连。这在原理上是可行的，谁知，施工完毕，工程师们翘首以待，信号却在离高能所1000米的地方消失了，也不知整条线上具体是哪个环节或参数出的问题。为解决具体的技术细节，北京电信局只好到邮电部搬救兵，邮电科学院的传输研究所为此成立了一个科研小组，专门研究64k的“猫”怎么过渡信号，据说课题费花了5万元。

信号终于接通，但全程数据损失严重。从高能所发一组数据包，传到美国再转回来，只能接收到其中的一小部分。“关键是介质太多，卫星、微波、光纤、电话线（铜线），每个转接口都会让信号损失。”许榕生解释说。

电信局派人天天到高能所打开调试设备，测试信号。时间长了，高能所的人都学会了操作，有时也帮着测试。一天又一天，信号测试器接收到的数据越来越多，从20%到30%，从40%到50%，但这离专线的要求还差得太远——“误码率必须降到每秒10的负8次方以下”。

“技术人员反复调试了18个月，大家的信心都快没有了的时候，1993年3月2日（北京时间），这条线路神奇地畅通了！”曾任北京联通黄城根电话局局长的左磊，参与了这条专线的施工。

参与专线建设的施工人员在三元桥国际电信大楼楼顶合影。

线路畅通后，中美双方科学家立即挂通电话，将专线接到网络路由器上，双方同时将有关参数设置到位，特别是IP地址确认后，高能所的计算机上不断出现对方计算机发来的各种信号，双方互相在计算机上打出文字进行问候，并挂掉长途电话改用计算机会话，实验室里大家足足兴奋了一整天。

然而，好事多磨，高能所还没来得及庆祝，网络突然又断掉了。许榕生用信号发射器测试，专线没问题，他当即判断：“这次不是我们线路的原因，是美国那边断线了！”在场的美国专家不相信，但还是用昂贵的国际长途电话打到了美国的SLAC计算中心。对方证实了许榕生的判断，美国人顿时尴尬不已。

之前，潘诺夫斯基已经说服了美国能源部，但能源部批准不等于美国政府同意。专线接通的第二天，美国政府就关掉了通往中国的网络线路。理由很简单，美国国防部和商务部强烈反对，他们认为，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怎么能进入Internet？

美国科学家不管这些，他们商量以后，打电话的打电话，写信的写信，告诉美国政府：这是一个科学实验的合作项目，我们做了这么多年的工作，拿了这么多实验数据，没有互联网，我们现在做不了科研。

幸好，一个星期后的3月9日，美国政府同意了科学家的申诉，网络重新恢复。不过，美国政府的同意是有条件的。他们传真来一份合同，要求中方签署。许榕生记得，合同里有两条最重要的协议：不能用于商业活动，仅用于科学交流；不能在网上从事军事活动，包括核武器、生物化学武器这方面的用途，要维护网络线路的安全，不能散布病毒，不能有黑客行为。

这就意味着，“从技术上来看，我们实现了TCP/IP的畅通，但是美国能源网要保证高能所网络只进入美国参加科学实验的大学，包括斯坦福大学、麻省理工学院、加州理工大学等。所以说，1993年3月，我国只是部分进入了互联网，不能说全线开通了互联网。”

直到一年后的1994年4月20日，胡启恒牵头的“三角网”（NCFC）正式接入美国骨干网，中国才实现与Internet的全功能连接，成为真正拥有全功能Internet的第77个国家。一个月后，“CN”域名回到中国，几乎与此同时，高能所专线也实现了Internet的全线连通。

尽管1993年只是部分进入互联网，许榕生还是感慨万千：“过去我们出国回国把磁带背来背去，跟唐僧背经书没什么区别，这条专线的开通，结束了背磁带的时代。”

通过这条专线，中美之间不但可以快速、大量传送邮件和文章，而且实现了实验数据的及时传输。北京谱仪的第一项成果——τ 轻子质量的精确测量的文章，就是在这条专线上往返几十次完稿的。1995年在北京召开的国际光子学术会议，高能所专线还成功地尝试了视频直播。

许榕生曾经用计算机绘了一幅画，以理工男特有的浪漫，表达对高能所专线一步步成功的难以抑制的兴奋：BES合作组的老外在加州海滩晒太阳，用“大哥大”和笔记本电脑联通北京高能所的计算机。言外之意，“北京的网络开通了，快去给BEPC（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干活啦！”

1993年，中美第一条互联网专线开通，许榕生用计算机绘了一幅图庆祝。

“一次影响深远的信息爆炸”

第一条互联网专线这个“大课题”，全部花费只有每个月4000美元的专线租赁费用，中美双方各承担一半。可是，即便每月2000美元，依然不是个小数字。困难之际，一位开明的女领导伸出了援助之手，她就是时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综合计划局副局长的郭师曾。

彼时，郭师曾已是知天命之年，但对新生的互联网认识独到，她请许榕生到自然科学基金委介绍互联网情况，当场拍板，拨给高能所30万元经费，请高能所为自然基金委的1000多名基金项目负责人开通拨号终端服务，以便他们快速便捷地使用电子邮件与全球通信，并适当地补贴了高能所专线的开销。

说起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制度的建立，李政道亦是积极推动者和主要倡导者。他曾两次给邓小平写信，并面陈成立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的建议。

翻看基金委列出的1000多人名单，几乎都是当年的教授、校长、系主任，很多如今已荣升院士。您或许难以想象，在中国1994年全面接入互联网前，第一批上网冲浪的中国人不是年轻人，而是这1000多名“40后”的院士、教授、研究员。

中科院物理所的王鼎盛院士当年常往返于中美之间。20世纪80年代，他记得最清楚的就是背数据，“最重要的两盘拿在手上，人在磁带在，次重要的放在行李箱空运，不那么重要的海运，10多盘磁带分了三种运输方式。”1993年6月，他再次回国时，到高能所办了手续，回到家中立即给美国教授发去一封电子邮件，美国教授大吃一惊：“哇！中国能发EMAIL了！”王鼎盛感叹说：“这件事不单单对中国高能物理界，对整个中国科学界都做了件大好事。”

科学家用户上网非常踊跃，为解决网络拥堵问题，高能所计算中心的系统管理员安德海编写了一个小程序，让这些科学家们键入用户密码后，无须操作键盘，就能自动连接网络，并将预先写好的邮件进行发收，既减少了用户操作手续，又大大节省了联机时间。有的科学家年龄大，高能所派年轻人到他们家中，帮忙安装软件，教他们使用“猫”。许多年后，老科学家们见到许榕生，还惦记着当年帮他们上网冲浪的女生小吴、小马等。

有意思的是，美国政府一度反对这条专线，但专线开通的消息传到美国驻华大使馆，他们竟然也派人找到高能所，想要一个电子邮件账号。经过外事办批准，美国驻华大使馆如愿以偿。

除了大科学家，一些名不见经传的年轻人，也在高能所见识了神奇的互联网。

1993年夏天，一个25岁的湖北青年被朋友神神秘秘地带到高能所实验室。屏幕上，一行一行的Unix命令不停地跳跃着，他的心也随之怦怦直跳。“我第一次连接上了互联网。这实在是一种神奇的体验，整个世界就像都在眼前。”青年把自己刚刚完成的一个小工具上传到国际上好几个软件下载站点，几天后再次上网，发现自己的工具软件竟得到了很多好评。许多年后，已经成为小米科技创始人的雷军向公众分享创业思考，“我立刻就迷恋上了这种体验……”

第二年，西安交大的毕业生方兴东被分配到北京，围观了一个朋友在高能所收发邮件。那会儿想要出国留学的学生，大部分都是依靠邮寄纸质资料的古老方式，而这个朋友的申请信，通过高能所专线，一下子就传递到了国外。第一次“触网”，方兴东立刻被无形的网牢牢吸引住，从此投入这个新兴产业，“为互联网摇旗呐喊”，成了中国互联网界最重要的评论家之一和中国“博客教父”。

虽然自始至终不知道这些年轻人的“触网”故事，许榕生对那段历史的洞察力却相当敏锐：“1993年高能所引爆了一颗威力巨大的‘试验炸弹’，它不是核炸弹，而是一次影响深远的信息爆炸。”

在网上冲浪的中国科技教育界泰斗，最早体验到了互联网的魅力。中科院理论物理所所长郝柏林院士尤为推崇Internet，他在一次演讲中强调，当今如果一个科学家还没有开始读互联网上的电子出版物（Preprint），那就一定不算是一流的科研人员。

1993年底，由郝柏林起草、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共同提出的一份建议书被提交给国家，建议“建设全国性计算机网络”。正是在这份建议下，国家最后决定，以中科院牵头的“三角网”（NCFC）为基础，建设了中国科技网（CSTNet），教育界则建设了大学生们最熟悉的“教育网”（CERNet）——它们是中国后来大名鼎鼎的四大互联网骨干网中的两个。

“中国也要有www了”

几乎与中国接入互联网同时，一项新的互联网应用风靡全球，这就是www（万维网）技术，即world wide web。

1990年前后，供职于欧洲核子研究中心的英国人蒂姆·伯纳斯-李（Tim Bern-ers-Lee），发明了万维网、网页语言和浏览器等关键互联网基础设施。现在人们浏览网址时，早已习惯了“www”的前缀，但很少有人知道，万维网的诞生源自高能物理，而中国的第一个www网页，同样出现在高能所。

万维网诞生前，只有专业人士才能通过敲击复杂的代码程序，前往网络世界特定的地方，捕捉特定的信息。但伯纳斯-李的伟大发明，使普通人在网络上也不会迷路，人们只需打开浏览器，点开网页，就能抵达想去的地方，看到想看的东西。

伯纳斯·李更大的贡献在于，他早在1992年就考虑到网页浏览器可以申请专利，但最终放弃了专利，将自己的创造无偿贡献给人类。李政道说过，如果每次使用都收一分钱的话，欧洲核子研究中心将会有极其充裕的经费。

这项无偿开放的技术最先在高能物理圈里传播开来。许榕生很早就看到了相关资料，巧合的是，1994年春，他到欧洲核子研究中心访问两个月，正好被安排在伯纳斯·李的老办公室。“我就用他原来的桌子，上面还有许多他的书和资料，包括那本成就他的有关‘超链接’的英文书。”

每天，老办公室都会收到世界各地寄给伯纳斯·李的信件，搬到另一间大办公室的他不时回来取邮件，中英两位计算机专家自然而然成了好友。许榕生记得，伯纳斯·李向他介绍了www的起名缘由，并邀请他参加第一届全球www技术研讨会。

1994年4月15日，研讨会现场人山人海，所有人都兴奋无比，只见伯纳斯·李打出一张世界地图，表示凡有互联网的地方都将装上www服务器。因为几个小时前，许榕生刚告诉他，中国已经接入了互联网，正准备建立www服务器。伯纳斯·李特别指着地图上的中国有点激动地告诉所有人：“中国这一大片也要有www了！”

许榕生敏锐地看到欧洲这项发明的重大意义，他通知高能所计算中心的技术人员，让他们调用自己在北京的一台486个人计算机，立即着手建立中国的www网站。等许榕生从欧洲回到北京，中国第一个www网站的架构已经搭建完毕。

令人惊讶的高效，得益于高能所的一批年轻“极客”。高能所互联网专线的开通，让这些年轻人在互联网世界发现了一块“新大陆”——一项名为Linux的操作系统。

Linux原本是由一个名为Linus Torvalds的芬兰大学生带头开发的作业系统，1991年诞生后，迅速成为微软公司Windows操作系统的强劲对手。与Windows不同的是，Linux的源代码完全开放，只要掌握了Linux，就能免费安装互联网上的大量软件应用。因此，自学成为Linux专家，一度是那个年代冲浪的年轻人的最大梦想之一。

借助高能所的专线，一批物理专业出身的年轻人遨游在互联网，一头扎进Linux的世界。不久，陈向阳、方汉和于明俭三位年轻人，在圈内有了一个赫赫有名的称号——中文Linux三剑客。他们还写下了一本享誉早期互联网的《Linux实用大全》。

彼时，www服务器不能安装在windows系统中，只能安装在昂贵的Unix操作系统或免费的Linux上。多亏这些年轻“极客”对Linux系统的自发钻研，让高能所不用购买昂贵的Unix操作系统，就能在个人计算机上搭建出中国第一个www服务器及其网页。1994年4月15日，中国第一台www服务器开始在高能所运行，向全世界展示了来自中国的网站信息。

1994年高能所设立的国内第一台www服务器，现收藏于国家博物馆。

现在看来，当年这个网页极其简洁，每页都是英文，主要介绍高能所的相关科研。整套页面只有一张彩色图片——纪念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的邮票。神奇的是，如此简单的网页建好才几天，全球就发现了来自中国的第一个网站——http://www.ihep.an.cn/。而最让许榕生兴奋的是，其中最受欢迎的是一个与高能物理无关的子栏目——“Tour in China”（在中国旅游，后改名为“中国之窗”）。

“要感谢你帮助过的那些人”

1995年，马云创办“中国黄页”时，曾把“中国之窗”视为第一个竞争对手。在马云的多个不同版本传记中，都提到“中科院下属单位”建设的中国之窗。其实，中国之窗只是顺便推出的，它的成功完全是个偶然。

1994年5月，许榕生回到北京时，负责搭建www网站的年轻人遇到了一个难题。这个难题说难也不难，网页上那个介绍中国的子栏目不知该放些什么内容。关于高能所的内容可以非常“硬核”，科学家们交流，无需花里胡哨的图片，但要给外国人介绍中国，只有干巴巴的文字可不成。高能所没有图片，许榕生找到了国家进出口图书总公司和故宫博物院帮忙，提供了一些中国传统文化的照片。

谁也没想到，这些照片一上网就火了。每天，点击率最高的就是这个子栏目。许榕生并非网络传播专家，但他意识到，应该强化这个栏目的影响力。

1995年，“在中国旅游”栏目改名为“中国之窗”，独立成立网站，开始提供经济、文化、新闻、商贸等更为广泛的信息。接下来的两年，许榕生像互联网教父一样，在全国各地巡回报告，举办了几百场有关互联网和www技术的科普报告。

在上海，一个名叫施聪的小伙子对中国之窗大感兴趣。于是，他把上海老照片、现代化都市的新照片做成网页，搭建了中国之窗的地域性窗口上海之窗。短短几年，各地最早的一批网络爱好者，纷纷搭建出了天津之窗、福建之窗、深圳之窗等十多个地方窗口。

日益丰富的内容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国外网友，国内的网速太慢，中国之窗在美国设立了两处镜像服务器。1997年1月份的统计显示，仅在美国的中国之窗服务器已达到每天10万人次以上的点击率，其中约50%来自美国读者，20%来自欧洲读者，余下为亚太等各地区国家。

几乎没有人知道，1995年世界妇女大会期间，国外谣言满天飞，中国之窗协助进行了中国最早的互联网对外报道。北京会议现场的图片、视频纷纷上网，有图有真相，谣言不攻自破。因报道速度比新华社还快，传播效果显著，时任文化部副部长李源潮在表彰大会上高兴地称：这是第一次用高科技击退了海外舆论对中国的歪曲报道，大长了中国人的志气！国务院新闻办公室还给高能所发了一张奖状，表彰其为世界妇女大会作出的贡献。

同一年，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找到许榕生，认真了解www网站的原理，果断作出对外宣传方式转型的决策。今天的人民网、新华网、光明网等五大新闻网站，都是当年由许榕生带领的团队协助规划的。

尽管如此，许榕生从未把中国之窗当成一门生意。他告诉记者：“在加州硅谷的镜像服务器是美籍华人林潮教授自费帮我们设立的，在田纳西的服务器也是留学生协助我们在大学里设立的。”

或许正因这种纯粹，后来风生水起的互联网商业大潮中，中国之窗逐渐隐退。如今，许榕生的名字出现在公众面前时，总是被冠以“中国反黑客第一人”的名号。这是因高能所开通互联网专线时，美国发来的那份协议提到“黑客行为”，让许榕生注意到了互联网的另一面。从此，他断然转向网络安全研究，培养我国信息安全领域的领军人才，翻开了人生另一页的精彩。

许榕生

同为CUSPEA项目1982级学者的董洁林说，如果说李政道先生是中国互联网发展史上的一个关键节点和一台连接中国和美国的“路由器”，那么许榕生博士就是李先生构建并发送回祖国的一个核心“软件包”。

的确，李政道改变了许榕生的人生轨迹。今年8月11日，在北京高能所召开的李政道先生追思会上，许榕生回忆起李政道对很多人说过的一句话，“要感谢你帮助过的那些人”。从对撞机的软件工程建设，到第一条互联网专线的开通，再到“中国反黑客第一人”，许榕生把先生话中的哲理融入了自己的人生，他说：“我回国做了很多工作，但是我非常感谢我们高能所，感谢国内的整个社会环境给我带来的机遇。”

采访最后，许榕生念了一句诗，“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这正是李政道和他的学生们最好的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