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家学说产生于战国时期，是中国古代主要的思想学派之一，其创始人为墨子，名翟。墨家思想中的治理观将“兼爱”思想体现在国家治理的方方面面。具体来讲主要体现在政治组织的治理、国家治理思想、义利观、维护社会秩序、外交关系、人民生活观念等多个方面。

贵义尚利：义利观的价值追求。墨子提出“兼相爱，交相利”“相爱相利，爱人利人”，其爱必言利，讲求的是实用主义原则，有利有用是判断事物的标准。墨家将“义”视为天下良宝。“所谓贵良宝者，可以利民也，而义可以利人。故曰：义，为天下之良宝也。”“万事莫贵于义”，天的实质是“义”，“义”就是判断一切价值的最高标准，“有义则生，无义则死；有义则富，无义则贫；有义则治，无义则乱”。墨子贵“义”又尚“利”，“利”是天下之利、他人之利，“贵义”为手段，“尚利”为内容、目的。墨子提出“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凡合利天下、利人之举，就是形“义”，相反则为“不义”。墨子把“利天下”作为义利观的最高标准，使“义”与“利”实现了高度统一。

尚同：国家政治思想的核心。“尚同”是墨家“兼爱”在国家政治思想上的体现。墨家认为社会动荡不安的原因在于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标准，社会没有共同的“义”。因而，墨子认为社会应当有一个共同的政治追求即尚同。在尚同理念下选举品德高尚而又有智慧的人为天子，天子再选举贤者任“三公、诸侯、国君”与各级的“正长”以实现国家的有效治理。“上之所是，必皆是之；所非，必皆非之”，尚同的实质不是民上同于君，而是君下同于民。这样做就是统一意志、统一观念、统一行动，即统一于最高统治者，进而实现“治天下之国，若治一家；使天下之民，若使一夫”。墨家的“尚同”主张在一定程度上符合当时历史发展的趋势，但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却难以实现。

尚贤：保障政治组织的运转。墨子主张政治地位的获得要靠才能，没有才能不能做官。依靠血缘关系取得政治特权和经济利益这些与生俱来的富有和高贵是“无故富贵”。“官无常贵，而民无终贱，有能则举之，无能则下之，举公义，辟私怨，此若言之谓也”。因而，墨家“兼爱”思想体现在国家用人制度上则是“尚贤”，即任人唯贤。墨家贤人标准是“有力者疾以助人；有财者勉以分人；有道者劝以教人”。墨家追求贤人治世，在选贤人的标准上主张“官无常贵，而民无终贱”“不党父兄，不偏贵富，不嬖颜色”。但也要认识到，墨家所倡导的“尚贤”是靠王公大人提携的，不能代表民意的普遍性。

在维护社会的正常运行上，墨家也提出了自己的主张。从命定论的角度，墨家提出“非命”，墨家认为命的危害性很大，如果相信天命的学说并用以指导行动，则王公大人、卿大夫、农夫、妇女会懒于本职工作，结果就必然是天下大乱。墨子认为，天命的说法，上不利于天，中不利于鬼，下不利于人，是一切坏言论、坏行为的根子。因而，要实现天下富裕、大治，就不要那种天命的言论。墨家倡导“非命”，但也提倡“天志”“明鬼”。“天志”是衡量王公大人和万民的规矩，如果顺从天的意志，“兼相受，交相利”就必须得到奖赏；如果违反天的意志，“别相恶，交相贼”就必然要遭到惩罚。鬼神有助于“天”赏善罚恶。如果天下的人都相信鬼神能够赏善罚恶，则天下不会乱，这就是“明鬼”。“非命”“天志”“明鬼”，一方面鼓励人民依靠辛苦劳动实现天下之治，另一方面又强调人民要有敬畏之心，这样社会就会有秩序地在一个稳定的状态运转。

节用：生活伦理的价值体现。墨家主张的节用节葬非乐，是其“兼爱”思想在民众生活中的体现。实现“兼爱”的途径有两种：对内则为贵俭，对外则为非攻。贵俭的具体办法是“节”，即“节用节葬”。墨子认为，为政者应该增加生产，使物质财富成倍增长。“圣人为政一国，一国可倍也。大之为政天下，天下可倍也。”实现这个目的不需要扩张领土，只要尽量开发本国的资源，而又厉行节约，去掉不必要的开支，就可以实现物质财富的成倍增长。

非攻：对外交往的方略。“非攻”是墨家“兼爱”思想在国家关系上的体现。“非攻”主张不发动战争，墨子认为春秋战国的战争多是违背“兼爱”的，战争在春天进行使农民不能耕种庄稼，在秋天进行使农民不能收获，是“夺民之用，废民之种”的。对发动战争国家的人民来讲，也是“度民之种，废民之利”，同样会带来严重灾难。因而，在战争中永远没有胜利者，只有受害者。但是墨家并不是反对一切战争，而是反对一切非正义战争，攻无罪之国是非正义战争，伐有罪之君是正义战争。如果无道之君为了自己的私利私欲而发动战争，有道之君尽可征伐之以维护正义。因而，“非攻”作为国家间的交往准则，可以避免无辜百姓遭受不义战争之祸。

墨家思想对于我国古代社会国家治理起到了积极的作用，特别是墨家思想代表了以维护小农阶级的利益为主的国家治理立场，起到了缓和调节阶级矛盾的作用，有利于社会的稳定有序发展。时至今日，墨家思想仍对我国国家治理产生着积极的影响，为一部分人所接受并推崇。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