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述明，家庭的功能围绕财产传递给血缘后代展开。在当代话语体系中，它呈现为婚礼上“早生贵子”的贺词和婚礼后顺理成章的期待。在这套叙事体系中，生育被定义成女人不假思索、无可回避的一项任务，至于生育之后会遭遇什么，几乎无人问津。很长时间里，我都爱套用香港作家亦舒的“婚姻犹如黑社会”论来描述生育后的感受：“没有加入的人总不知其可怕，一旦加入又不敢道出它可怕之处，故此内幕永不为外人所知。”事实上，一朝分娩，这项“任务”便再无完成的那一天，回顾育儿一路上的奶粉、就医、玩耍、入托、上学种种，是无穷无尽的思虑操心；而自我的探寻、职业与家庭的关联和多个身份的平衡，也是自己必须面对的人生课题。某种意义上，我认为生娃的“黑社会”性质更甚婚姻——孩子固然是增强夫妻关系的纽带，却在更多时候成为两性间的矛盾来源和离婚障碍，没有孩子的婚姻脆弱易碎得堪比恋爱分手，而有了孩子之后呢？即使不幸（或有幸）分开，因为这个承载两人基因的生命体在世间的存在，你永远都不可能与前任重返陌路了。

把我和沈洋联系在一起的，是从个人经历引发出的研究旨趣，以学术为工具，探究“生，还是不生？”这个每位育龄女性都不得不以实际行动作出回应的问题，如何改变了她们的生活、职业、家庭、自我，以及对整个世界的认识。

我的研究兴趣来自“二孩时代”开启后对中国社会和中国女性的新认识。一方面，过去三十余年受计划生育政策影响最强烈、实施“一孩制”最严格的家庭基本上局限在城市、良好受教育背景、公有制单位、体面就业这几个标签下的育龄女性，在更广大范围的农村地区，二孩乃至多孩妈妈并不鲜见。另一方面，性别平等的提升并不总是与经济增长同步发展。城市中受教育水平较高的女性可能会发现，她们在校园里的成功并未能顺利转化为职场上的成就。社会政策和福利体系在很大程度上将育儿责任视为家庭私事，而女性则无偿承担了其中大部分的照料工作。

细细数来，我们调查和研究过的家庭，已经达到四十余个，访谈超过六十次。在一次次碰撞交流中，我们与受访者一起讨论了生育的动因和时机、生育前后的期待和失望、初为人母的挑战和压力。每一次生育经历，都伴随着和工作、父母、配偶、孩子（们）的关系变化，分享这一路上的成就与缺憾、欣慰与辛酸、痛苦与成长，以及对未来的想象、对孩子们的期盼，都是对后来者的诚恳建议。

英国作家蕾切尔·卡斯克在《成为母亲：一名知识女性的自白》中说，“母性是一座与外部世界隔离开来的围城”，“孩子的出生不仅将女人和男人区分开来，也将女人和女人区分开来”。当中国社会郑重宣告三孩时代的来临，或许是时候打开围城，让更多人领略其中各色姿态、杂陈五味。生？不生？生几个？对这些问题不同的回答，固然会通往相异的人生，但作为占据人口半数的女性群体，我们相信思想交汇、情感交融是身为命运共同体建立联结的最好方式，也是家庭中与孩子爸爸互动和沟通、理解与体谅的携手并进之路。

在这本书中，我俩凭借研究者的敏感性和使命感，力图对新时代下的母职做立体而充分的探讨。我们的研究聚焦于妈妈们如何理解和实践母亲角色，包括职场妈妈在工作与家庭间寻求平衡、全职妈妈的家庭回归之路，以及二孩妈妈再次成为母亲的故事等等。但我们也注意到，书中的妈妈们多来自城市中产或富裕阶层，拥有高学历和房产，这限制了我们对更广泛母亲群体的覆盖。我们遗憾未能展现更多普通母亲的境遇，同时意识到，当今母职的履行对我们笔下的妈妈都如此不易，那么对于更多不具备这些“优势”的女性来说，她们所面临的生命之重更是何其严峻。

（作者为上海对外经贸大学法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