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易卜生”约恩·福瑟:“缘何如此”的叩问
北京日报

2024-11-03 08:57 语音播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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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恩·福瑟,这位挪威剧作家常被欧美剧评界誉为“新易卜生”。然而,这或许只是国度上的亲切关联,其风格更承袭了尤奈斯库、贝克特等人的现代主义气质。《有人将至:约恩·福瑟戏剧选》呈现的极简、反复、静默,可谓戏剧中的“冷抽象”。其与易卜生构成某种相反相成:从关切社会问题的外部性、具象化矛盾,转向凝视个体存在的精神性、抽象化疏离。如果说,娜拉出走是易卜生表达的行动与姿态,福瑟更关注情绪的暗涌相持、精神的困厄挣扎。

福瑟依旧遵循了剧中人一无所知、观众洞若观火的模式。人物无力挣扎,只剩下盲目、出神、虚无与回想。剧作普遍萦绕着个体的迷惘,我概括为“缘何如此”的叩问。男女往往不期而遇,情感常常无疾而终,答案不能言明,抑或根本无解。《我是风》《一个夏日》《死亡变奏曲》里皆有人物逝于大海的谜团。如果用“缘起性空”形容这种感受,或许颇为贴切。

地铁里弹琴唱歌的“吉他男”,将音乐挚爱变为生存所迫。“但毕竟我是靠这些钱/生活的/我靠弹琴为生/所以就算天冷/当然我也得弹”。与卡夫卡笔下“饥饿艺术家”不同,福瑟所写乃是疲惫凡人的“自命平庸”,既不是落魄音乐家,也没有一副好嗓子。为了女人来到这里,为了儿子留在这里,这就是很多男人的一生。女人会画画,她的画简单清晰,但也就这样了,谈不上艺术。这对男女形成对偶:无法取得世俗成功,在平庸之上,又差艺术很远。作家试图劝谕,接受平凡,学会放弃,重获解脱。作家在估量何为“值得过的人生”。人不应只是努力模仿,不要在他人的轨迹上流浪,而要找寻“一场可以承受的人生”。

背对世界,面海而居,是几部剧中相似的空间布置。这虽然与作家生活的地理环境密不可分,却也象征一种凡俗尘世的终止点、临界线。“我已经变得不想见人了/或者我本来就是这样的/不过说实话/自从我们搬到这儿来以后/就更不想了”。“也许只有到海上去/我想我才会觉得安全”。而访客作为“闯入者”形象,使阿瑟心神不宁,感到不安(《一个夏日》)。卖房者上门与女友搭讪,不怀好意的暗示使男人妒意陡生,对女友百般猜忌(《有人将至》)。情侣日常是作家的醉心题材,最大限度剔除社会关系的执念,是福瑟创作的一个显著特征。

这种情境设计完全是实验性的——远离尘嚣的两人独处,如同在讨论物体不受力的条件,乃是不可能性。其真正反讽在于,情侣们虽然逃避外部世界(家庭、社会阻力)和他者打扰,最终彼此却成为新的异己力量。《有人将至》围绕新住处到底有无“第三人”打扰,女友到底与卖房男有无亲昵,展开了辩驳。男友以近乎偏执的强迫症,对女友施加“污名”臆想。这个善妒男人的形象,撕开了恋情的遮羞布——一个自恋障碍者无法容忍任何人进入生活,有人将至,就意味着萨特式地狱,而房子内的任何道具(如床下未倒的夜壶)都只是恶心的确证。

逃离原有生活,又无法忍受新的“荒原”。“生活在别处”的主题,指向永远不可抵达、不可实现之境。《一个夏日》里阿瑟和年轻女人在峡湾边找了新住处,《有人将至》中情侣接盘了郊野荒废的老房子。福瑟反复写情侣找房的主题,或许想说明,摆脱环境的本质是对人际关系的清理;对一幢房子的厌倦,也是对伴侣的厌倦。“难道你不喜欢和我在一起吗/到底怎么了/你总是这么坐立不安/永远也安静不下来/总是想到外面海上去。”

人物被生存和爱欲困扰,最终呈现为不安全感,以及对丧失的哀悼。甚至,福瑟表达了一种“出生焦虑”(人之为人的本体性烦扰)——对降生世界和父母的不可选择,高度紧张。“因为没出生的孩子当然也是人/就像死去的人也是人一样/如果你想成为一个人/你一定要能够去想象/所有死去的人/所有未出生的人/所有活在当下的人是如何作为人而存在的”。

某种程度看,福瑟笔下男性大多无能且软弱,是缺少社会属性、身份角色的“边缘人”。女性则多为依附者形象,陷于亲密关系的幻象,总在忧虑男人是否还爱自己。情感维系勉强无力,若存若续,恍惚缥缈。甚至,人物“成功”地将生活、世界化为一堆牢骚,癔症般的车轱辘话没完没了。换言之,福瑟戏剧不断对事件与行动进行抽离,使情绪弥漫与欲念浮动占据剧作的核心。

《名字》与其小说《三部曲》构成某种互文,甚至可谓母本与衍生。两者都在写未婚先孕,女友待产,寻找庇护之所。《名字》谈不上婚恋悲剧,只算是“可悲的生活”。福瑟描摹了盲目意志(漫无目的)、丧失原欲(毫无动力)与能量枯竭(缺乏爱的能力)的人生。这正是剧中人物一副无所谓、不在乎、不知道的根源。男孩心不在焉,对女友不置可否,对未来恍然无措。女孩母亲胡言乱语,父亲冷漠疲惫,面对男孩不问名姓,没有交流,只是介意“他们要在这儿待很久吗/我看见他带了个行李箱”。

不同的是,《名字》有反抒情、反悲剧的处理:情侣并无真情,女孩公开与儿时玩伴比杨恩调情,男孩则冷漠视之。男孩给待出生的孩子起名字,总想照搬祖父母的名字。这或许是种隐喻——他把二人的未来也要埋在墓里。结尾处,女孩的玩笑或许才是真相:“如果他永远都不回来了,我就可以给我儿子起名叫比杨恩了”。

在我看来,福瑟剧作呈现出抽象主义的概括性感知,又以混沌的意象世界营造氛围意境。或许唯有抽象,才可抵达共通情感、普遍境遇和永恒困惑。一方面,其笔下人物几乎都化为集合名词——男人/女人、年轻人/老人、他/她、父亲/母亲。没有名姓的角色,完全充当功能化的二元符号。另一方面,他意欲用寓言的超时空性,去揭示人类持存的烦忧、隔绝与孤独。当作家用上帝视角对人物悲哀地凝视,反复说出“生活就是如此”的台词时,人生袪魅后的真相即被无奈呈现出来

(作者为书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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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高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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