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西旅人：晚清外交与信息秩序》皇甫峥峥 著 汪林峰 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世纪中叶之前，在大多数中国人的想象中，“西方”是一个既野蛮又神秘的所在，居住着桀骜不驯的夷人或是超凡脱俗的得道仙人。然而，鸦片战争后清政府所收集的关于欧洲的第一手资料，逐渐揭开了欧洲各国真正的面纱。中国第一批前往西方国家的使节和外交官，是如何建构起新的知识框架来诠释这个未知的“西方”，并同时寻找新的自我定位与外交方针的呢？

众所周知，在19世纪以前，中国官员和私人旅行者到达过欧洲或新大陆的寥寥无几。因此，关于这些地域的信息主要来自各种二手资料：道听途说的传闻、访谈、传教士的著书立说以及对外国志书的翻译。

19世纪60年代中期，在设立总理衙门、镇压太平天国不久之后，清政府便派出了第一支调查与外交使团。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清政府与列强签订了《天津条约》，该条约赋予了列强在北京设立使馆的权力，同时也赋予清廷同等权力，许其派遣公使常驻海外。1866年，一群低阶官员和语言学生进行了半官方性质的欧洲之行；1868年清政府向欧洲和美国派遣第一个正式外交使团并向欧美呈递了国书；1875年，清廷任命第一任驻美、驻英公使，从此，开启了清朝外交制度建设的过程。到1895年，清廷已经形成了一个拥有12个公使馆、12个领事处的海外办事处网络。清朝驻外人员和国内通讯者之间的交流，也改变了清帝国的外交政策及其对世界的看法。外交使团及公使馆与国内官员协调，引导对外国的侦察研究、参与条约款项的谈判、管理领事馆，并努力巩固外交联盟。他们通过为国内的读者研究、记录与解读西方，承担起清帝国远程信息管理者的职务。

19世纪60年代后的外交使团与以往派遣的“使节”在实践上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的不同。首先，以往派遣外国的使节，通常是有具体任务的、以行走为主的“活动使团”，其设立与任命有较强的灵活性，是任务结束后就立即解散的临时性机构。其次，派往中国周边地域或邻国的使节，往往有大量的历史文献资料可以作为他们报告的模板，包括使者日记、游记、王朝历史、地名词典等等。与其不同的是，19世纪60年代之后前往欧美的清朝外交官并没有关于这些国家以第一人称叙述的使臣报告作为他们的文书样板。官方要求他们书写其在西方国家的日常行动。这对于外交官们无疑是史无前例的挑战。总而言之，19世纪的外交官清楚地认识到，他们的陈述不是简单地对已完成使命追溯既往的报告，而是将世界文化为己所用的手段。

鸦片战争激起了地方一轮民间收集情报的热潮。其中，最为人所知的项目是由林则徐组织、由传教士和有涉外经验的人士协助翻译大量的英文书籍和新闻报道。例如，林则徐编撰的《四洲志》是从慕瑞的《世界地理大全》翻译而来，但他没有将原著中任何政治哲学的内容囊括进《四洲志》之中。在有关美国政治体制的章节中，《四洲志》使用外文音译的方法来介绍特定的政治机构：总统是“勃列西领”，国会是“衮额里士”，参议院是“西业之西那多”。其“乱码”般的术语，其实是为确保外国的政治实践不会与中国的官僚机构概念相混淆。

这些尝试中最引人注目的是魏源的《海国图志》，该书问世后成为第一部“或多或少能够全面且连贯地向读者解释每份外国地理的已知材料是如何整合在一起”的中国地理志书。

此外，1851年至1864年的太平天国运动，为通商口岸的地方官员及其幕僚创造了与外国人合作的机会。在19世纪60年代初，这些协商与合作促成英清联合军队共同镇压太平天国运动，清政府将相应的官衔、朝服、标识和勋章授予在清军中服务或在军火供应上提供协助的外国人。地方官员及其幕僚在上海组织赈灾救济的募捐，派人从上海购买科技图书和仪器设备，同时收集最新的消息。这种半官方的合作与互动逐渐改变了清朝精英对西方的看法。

综上所述，到了19世纪60年代，两个交叠的信息网将清政府与西方联结了起来：第一，通商口岸将地方士绅、官员与西方传教士、外交官、外国雇佣将领联系起来；第二，由总理衙门维持的官方信息网络将各国驻京外交官、海关、地方官员、各通商口岸领事、南北洋通商大臣紧密地联结起来。

在面对前所未有的内忧外患之时，地方官员与士绅、通商口岸的知识分子正广泛地寻找历史经验与外国知识，帮助他们了解自己所处的世界。

（作者为纽约州斯基德莫尔学院历史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