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珠市口1938》

邱振刚 著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北平的珠市口，迎来了1938年的春天。珠市口1938，这个关键时刻成为了一个颇具爆破能量的文学引语，它映射的是不长的时间所容纳的浓缩存在及激烈变动。抗战烽火愈演愈烈，百行百业鱼龙混杂的珠市口，国仇家恨层叠而至，各种关系愈发错综复杂。在此情境下，如何准确地表达时间的重量，将关键时刻背后的关键意义呈托出来，颇为考验叙述者的功力。令人高兴的是，《珠市口1938》给我们提供了别样的思路，它并非庄严肃穆或慷慨激越的抵抗写真，故事被设计成一个精巧灵动的叙述装置，在最后时分冲破我们的预设，使散落各处的叙事机关连接起来，颇具中国古典小说“草蛇灰线”之趣味，令读者惊喜连连，拍案叫绝。

燕京大学学生穆立民是小说的主人公，他出身于珠市口老字号天泰祥绸缎庄，同时还是一名中共地下党员。他在革命导师高志铭和人力车夫文四方的协助下，排查到日军在居庸关车站藏有药品，准备接引八路军奇袭日军夺下药品。乍看，这是一部标准的谍战类型小说，地下党员利用情报网络过滤敌军动态，侦测有效信息，以此推进行动，堪称标准的地下斗争传奇。但在某种程度上，小说的“谍战”程度并不算太高，因为所有“间谍”的脸谱，自人物登场便都是明晰的，作者早已悉数道出，不存在随情节发展而逐步揭示，或层层翻转的可能性。质言之，“间谍”只是人物的既有设定，而非潜藏基因，无需读者过多猜测，小说也不再具有某种幽暗的美学，甚至是让渡了一定的“可读性”。如此设计的目的，正在于断开人物行动和人物身份之间的“隐藏”联系，使读者的注意力放诸人物行动本身。行动是故事的基石，故事本身显然更为重要。

故事，是足够精彩的。其原因之一，就在于牵涉到的关系足够复杂。穆立民在甄别情报、设计奇袭之时，国民党军统北平站也得到了同样的情报，准备横插一脚。更为复杂的斗争网络便由此架设了起来。中日双方敌我关系自不必多言，抗日大局之下，国共两党之间敏感而微妙的平衡更是看点。

无论是哪一方，只要从日军手中夺下药品，均可增强抗日军队之战力，于大局，于民族俱是大功一件。但彼此暗含的竞争关系却也不能无视，各自与日军交战的胜负之外，又暗藏另一层胜负之争。小说的内在张力就在于，国共双方除了要铲除日军的守备力量，还必须斡旋好双方潜藏着的、合作之外的紧张关系。但关系的复杂程度并不等同于故事的精彩程度，更重要的，是能否举重若轻地处理复杂关系。

当国共双方在居庸关车站相遇时，穆立民慷慨表示愿将行动机会让给军统。读者想必长舒一口气，这便是卡尔维诺所说的“轻逸”的魅力：“轻是一种价值而非缺陷。”（卡尔维诺：《千年文学备忘录》）重若千钧，落地无声，体现出的是作者对故事的高超掌控力。

故事的精彩，还诞生在珠市口的空间之中。叙事空间的选取绝非易事，其关乎故事的合理性，更关乎柔韧性——故事能在多大程度上延展铺设而又收缩自如，和空间内含的趋向密不可分。本书作者邱振刚曾经谈道：“在这里（珠市口），商贾云集、店铺林立，官、商、民各色人等俱全，每一处字号，每一条胡同，每一个穿行而过的人物——无论他身穿长袍马褂还是破衣烂衫，都可以为故事注入绵长的动力。”（邱振刚：《站在珠市口能看到什么？》）的确，一切都有可能在珠市口发生，珠市口的独特生态常为故事“充能”；珠市口的爱恨情仇，更为故事的蜿蜒渲染了婀娜的声色。穆立民的发小，奎明戏院的公子阮化吉留美归来，欧风美雨浸泡之下，他对电影这一现代艺术情有独钟，一心想把自家老号改造成电影院，进而开创自己的电影拍摄产业。然树大必招风，“奎明戏院离着东交民巷那么近，常有外国人来这里看戏逛街，再加上珠市口一带本来就人来人往的，在奎明戏院放一场，顶得过在别处放十场。”珠市口乃商业要冲，奎明戏院居此，自然为日本人所盯上，威逼利诱下，阮化吉也就走上汉奸的不归路。

人的命运在历史的风云际会间沉沉浮浮，珠市口不仅作为背景，更作为与人的命运羁绊甚深的历史景观，承载了太多的重量，本身也成为历史的一部分而被文学所记录，自有一番温情绵绵于此。

小说有两个引人瞩目的意象。其一是电影。从阮化吉一心想将奎明戏院改造成电影院便不难看出，作者对电影及其叙事功能的高度关注。电影以其所承载的意识形态传播功能，也成为文中一再被争夺的焦点。其二则是报纸。小说中，关于日军藏匿药品的最关键线索，来源于一份美国报纸上的“偷拍”照片，显示日军在某车站藏有药品。

《珠市口1938》所给予我们的，是一种难能可贵的经验，即如何将故事打磨得兼具合理与精巧，从而使故事发生的历史时段成为具有特殊意义的关键时刻，使之具有历史的庄严之美和文学的智趣之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