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新史：一次改写人类命运的尝试》

[美]大卫·格雷伯 [英]大卫·温格罗 著

张帆 张雨欣译 九州出版社

思想家梁启超曾对“物质文明”的发展这样说道：“从渔猎到游牧，从游牧到耕稼，从耕稼到工商。”这样的发展顺序构成了近代开眼看世界这一批人对文明的理解，这种理解在百年间基本没有变化，一直延续至今。

大约一万两千年前，地球告别了最后一次冰期的严寒，人类的定居点里悄然兴起了一场革命——动植物驯化的技术横空出世，引领着人们踏上了游牧放养的驯化之旅。随后，土地的开垦与粮食的耕种让定居生活成为可能，人类社会的面貌焕然一新。生产力的飞跃更是催生了商品的流通交易，城市拔地而起，阶级分化悄然出现，中央集权逐渐成形，文字也在这股浪潮中应运而生。这一切，构成了我们对文明最基础的认识。

然而，近年来的考古学研究却为我们揭示了另一番景象。原来，狩猎采集并非我们想象中的那般艰辛与不稳定，觅食者们不仅能够拥有丰厚的剩余物品，还掌握着高超的工匠技艺，能够进行大规模的合作。这些特质，在传统认知中往往被视为农耕社会的专属，而非渔猎社会所能企及。事实上，农业在初露锋芒时并未立即展现出其强大的吸引力，许多先民在掌握农耕技术后，又选择了回归更加自由轻松的觅食生活。在贫瘠的地带，这些觅食者的身影尤为显著，他们在渔猎与农业之间徘徊，最终被逐渐排挤到边缘地带，而那些接受农耕的人类则与土地结下了不解之缘。

农业的出现，虽然带来了生产力的提升，但也让人类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在农业社会的大部分时间里，人们的劳动时间越来越长，被牢牢地束缚在土地上。在中国历史进入封建时代后，土地更是成为了每一个王权永恒的基础因素。耕种驯化了人类，让人类遵循着某种既定的秩序，失去了探索的精神，目光紧紧盯着脚下的土地。工业革命的到来更是加剧了这一趋势，直到20世纪，这股洪流才得以扭转。在现代化程度较高的地区，人类的劳动逐渐减轻，生活也变得更加轻松惬意。

然而，就在我们享受着现代化带来的便利时，一个新的问题悄然浮现——全球化之下，分散的人类所衍生出的文化又该如何保存？在人类学家大卫·格雷伯和伦敦大学考古学教授大卫·温格罗合著的《人类新史：一次改写人类命运的尝试》中，两位学者以近数十年来人类学和考古学的最新研究成果为依托，为我们探索了人类进化发展中的更多可能性。

书中，两位作者对传统的大历史叙事质疑，呼吁我们以一种崭新的视角来书写人类历史。他们指出，原始人类可能并非固守某一种特定的制度，而是季节性地在不同的社会秩序之间游走。许多我们以为标志着“文明”的宏伟建筑遗址，可能只是他们季节性地建造又抛弃的临时居所。数量惊人的早期城市也并非等级森严或中心化的组织方式，却创造了令人惊叹的文化。在一些传统社会中，财产权并不意味着你绝对占有某物，而是代表着你负有照看它的责任。历史上许多重要发现也并非来自概念性的突破，而是源自日常实践的累积，甚至来自玩乐或仪式。

当我们谈及全球化时，往往会将其视为近代的产物。然而，书中却为我们揭示了一个令人惊讶的真相：或许在中石器时代，全球化就已经悄然萌芽。在那个遥远的时期，地球的大陆板块还未完全分裂开来，广袤的大地上，未形成定居习惯的人类为了追逐猎物而四处迁徙。这样的迁徙不仅促进了物种的传播，更让各种思想、文化在不经意间相互渗透。因此，当我们审视每一个民族的古老文明时，或许会发现它们并非百分之百地源自本民族的原创，而是融入了从其他地方“借鉴”来的智慧与灵感。

文化，这一复杂而多元的概念，其最初在小部落或氏族中萌芽的动因，或许并非为了促进彼此间的交流，而是为了彰显本部落的独特性。在那个原始而纯真的时代，部落与部落之间、氏族与氏族之间都渴望通过某种方式将自己与他人区分开来。于是，文化便应运而生，成为人类“求异”心理的直观体现。每一个部落都精心打造着属于自己的文化符号，从服饰、语言到宗教信仰、生活习惯，无不透露出与众不同的气息。

回望历史全球化与去全球化仿佛是一对永恒的矛盾体。在某个时期，我们热切地倡导全球化，渴望打破地域的界限实现文化的交流与融合；而在随后的某个阶段，我们又突然醒悟开始担心文化的同质化会抹去我们各自的特色。于是，我们又忙不迭地筑起高墙试图保护自己的文化不受外界侵扰。作为一种猜想和新方向的试探，两位作者在书中留出了疑问的空间：究竟是什么力量促使我们接受对其他文化的认同？又是什么因素导致了我们在某个时刻突然停下脚步？或许这些问题的答案就隐藏在我们对文化的理解、对自我认同的追求以及对未来世界的憧憬之中。

历史的发展并不存在所谓的正轨，人类社会有过各种有趣的可能性。那些传统从未中断，而它们比当前的主流秩序有着更加悠久和深厚的渊源。在这本《人类新史》中，两位学者以独特的视角和丰富的史实为我们打开了一扇通往人类历史深处的大门，让我们得以窥见那些被遗忘或被误解的历史碎片，从而更加深刻地理解人类的过去、现在和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