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人的“万民”概念，对于理解早期民本思想有着决定性的意义。

民本思想是影响中国历史的重大思想命题。然而，民本思想源于何时，却长期存在分歧。以郭沫若为代表的主流观点认为，民本思想在春秋时期兴起，孟子将其完善化和体系化。这一观点认为商周时期不会有民本思想，因为甲金文中找不到痕迹。另一派坚决反对这种观点，历史学家常金仓认为“民本思想根本不是春秋时才产生的新思想”，他道:“如果坚持金甲文外无信史那种貌似科学的态度，历史的天平将在此严重地失衡。”

我赞成常金仓的观点。拙著就是支撑其观点的有力证据，本书涉及十余种周制，能以金文作为主要材料，与传世文献形成印证关系的，十之二三而已。可以明确地说，制度史必须依赖经史，离开经史不可能对周制进行体系化的研究。当然，依赖并不是盲从，制度史有独立的方法论和辨别真伪的办法，简单地说，就是系统内部必须自洽的方法。实际上，无论对秦以前还是以后的制度，如果必须以“二重证据法”为制度史研究的基本方法，只要没有考古材料印证的传世文献皆判定为不可信，那么，制度史将不复成形，也不必谈制度史了。制度是国家与社会的骨架，不明制度史，也谈不上深入理解国家史与社会史。

在进化论者的眼中，任何事物都要经历从无到有的过程，又必须经历从萌芽到发展，再到成熟和衰微。民本思想也必须经历从无到有的阶段，因此，春秋以前是无，春秋时期才有。我认为，历史进化论并非全无道理，但要避免生搬硬套。如把有机物的发展阶段机械地套用在思想观念上，可能就不合适。下文以今文《尚书》为例，论证中国进入有史记载的时代后，民本思想已经成熟。

让我们用战国以来的文献，看看民本思想的概貌。正如《礼记·缁衣》的精练概括“民以君为心，君以民为体”，民本思想分为两个主要方面。一方面君以民为本，意思是君主要多做培固根本的事，也就是多做利民之事。另一方面民以君为师，或称君为民之主，强调君要教民有方，使民知礼义法度。孔子说“富之教之”也暗含了民本思想的两个方面，“富之”就是君要做利民之事，“教之”则是君为民之师。

今文《尚书》二十九篇中，《盘庚》居其一，其中包含三篇诰命。民本思想在《盘庚》中已有全面展现，若说商周时期没有民本思想，或说商周时期民本思想不成熟，都必须越过《盘庚》这道坎。

先来看民为邦本的方面。开篇说，盘庚决定率民迁于殷，但是，“民不适有居”，于是推选人向盘庚吁告。吁告辞提到，“重我民，无尽刘。不能胥匡以生。”以民生困苦为由向君主吁告是正当的，君主必须以民生和民情为重，这已是商王和众臣的共识。接着，盘庚说了第一句话:“毋或敢伏小人之攸箴。”王先谦的解释是:“无有故伏绝小人之所欲箴规上者。”这句话同样体现了盘庚重视民情民意，不敢听闻人民的箴谏而不作答。关于重视万民利益的句子，《盘庚》中还有很多，如“古我前后，罔不惟民之承保”，再如“朕及笃敬，恭承民命”“鞠人谋人之保居”等等。重视民生的思想弥漫于《盘庚》中是毫无疑问的。

再来看君为民之师的方面。以前往往忽视了《盘庚》的思想基础就是君为民之师。在发布第一次诰命前，《盘庚》说:“盘庚敩于民，由乃在位，以常旧服，正法度。”“敩”字即教训的教，今古文皆同。《殷本纪》说“盘庚乃诰谕诸侯、大臣”。诰、谕都有命令的意思，可作参考。然而，命令毕竟不是教，从《盘庚之诰》的内容看，也是劝诫、勉励、威胁等口吻，不是简单地下达命令。盘庚还以神灵的主祭者身份，宣布自己有“作福作灾”的权力，但他承诺要看万民的表现，不会轻易动用这些权力。其中有王命必须让远近周知，而且王应诚恳而详细地解释，无有遗漏，使人民清楚其要旨，而人民则必须遵从王命，改变自己原有的行为。说明这种观念在当时已是理所当然的前提，只是尚未提炼出“民以君为师”的说法而已。

尤值一提的是，《盘庚》中也使用“民”和“万民”，与《周官》相印证。《盘庚》中的“万民”是效忠商王的姓族。他们与先王有盟约，承诺效忠和服事王室，故而在商王朝世代任官。探讨商周时期的民本思想，关键在于理解万民不是庶民。今古文《尚书》中多有记载，商王或周王重视万民的呼声，保护万民的利益，时时召见万民，听取他们的意见，解释政策意图。很多人以为是后世美化，这种误解正源于不理解商周时的“民”和“万民”。民本思想在商周政治实践中得到贯彻，是由当时的政治格局所决定，并由当时的政治势力保障，是一种事实而非理想。

（作者为学者，曾出版专著《近代中国民法学中的私权理论》《近代中国的法律与学术》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