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日本诸岛的居住人口已经达到20世纪30年代的两倍，生活水平得到极大提升。东京都一带就容纳了3500万人，这个数字已经超过明治时代（1868年至1912年）初的日本总人口。

日本战后控制人口快速增长

20世纪头30年里，日本的领导人一直坚称日本人口在膨胀，需要向外安置，并利用这一说法为扩张找借口。“二战”后，日本的人口再一次大幅度膨胀。除了几百万从远方战场应召回国的军人，还有数以万计的平民从亚洲各地被遣返回日本。这波流入人口，进一步加重了已经极度紧张的住房问题，这块土地的人口本来就高度密集，如今还要容纳新来的和回国的人。和战后的其他社会一样，日本的出生率有所上升。投降以前，日本政府一直反对采取节育措施，但战后改变了政策，放宽堕胎禁令，允许妇女出于医学、优生、经济或伦理方面的原因进行堕胎。20世纪90年代晚期，政府又放开避孕药的获取渠道。随着工业化和人口城市化，出生率开始平缓，接着出现了下降，日本也开始走上其他工业化社会的道路。

在这一切作用下，日本的人口结构不同于其他工业化社会，老龄人口逐步上升，而年轻世代的人口规模却小得多。女性婚龄越来越晚，所生孩子也越来越少。

此外，日本人不仅更加健康，还愈加长寿，日本成了世界上长寿人口比例最高的国家。劳动人口通过税收和工资扣除的方式，缴纳日本的国民健康保险和社会保险，但这部分的支出不断增长。接下来的日子里，日本在国内社会政策和国际竞争力方面都面临着一系列问题。

城市化带来发展和环境恶化

工业增长驱使上千万人口涌入城市。日本的城市化程度向来比较高，但20世纪下半叶发展尤其迅猛。大城市周边的郊区一带在20世纪50年代还是农村面貌，此时完全发展起来。随着公共交通进一步改善，城里的打工人可以选择住在更远的地方。部分人希望，更好、更快的交通方式可以将中心区所聚集的力量分散到其他地方，新兴的居住区和工业区会减少大城市的压力。时任内阁总理田中角荣在其出版的一本书里提出全面开发日本列岛的口号，并以此为理据主张扩建高铁网络。这些目标在一定程度上被付诸实践，九州成为高科技产业的中心，日产就将自己的第一大厂从东京附近搬到九州，太平洋沿岸即昔日东海道也兴起一批小型供应商。

城市生活多种多样，从物质层面上看，几乎所有日本人都过上比之前更好的日子。实际上，日本兴起的城市社会显示出一种惊人的一致性。

一方面，可以归根于持续多年经济发展所带来的乐观向上的氛围。生活条件得到了改善，不过大多数人仍期望未来越来越好。在法律法规和保护措施的作用下，物价和服务业消费高昂，但由于工资也在上涨，大部分日本人接受这一现实，认为这是对社区小商店和老售货员的一种社会公平。

另一方面，这种方式的工业发展造成环境的全方位恶化。20世纪70年代初，汽车、卡车、大巴车废气无处不在，危害性极强。城郊居民陷入惊慌失措，对此政府官员迅速反应，总体上应对有效。

意识到民愤会迅速威胁到自身的统治地位，自民党终于开始关注环境问题，特别是站在公共卫生的立场。据1967年出台的一部法律，法律可以“平衡”环境和经济发展的需要，然而到1970年，污染已然是“公害国会”要处理的头号问题。

全盘变革令制度相当超前

纵观日本历史，每当社会发展来到重要关口，某些老旧制度会在社会工程颇具戏剧性的壮举下焕发全新的面貌。明治年初便是这样，而在投降后的几年里，原有社会秩序的制度架构也发生了类似的变革。全盘变革令制度不仅与时俱进，很多时候还相当超前。明治期间，面对新政府的进步主张，农村的封建关系仍岿然不动，甚至比前者活得更长。日本投降后，盟军总部公布了一系列重大变革宣言，表现为立法改革，然而，尽管他们描绘的目标非常美好，现实行动常常不尽如人意。

这在妇女权利上尤其如此。1947年日本宪法在某些条例上比美国还要先进。修订过后的明治《民法典》以及另增的有关平权的宪法条款，瓦解了专制的武士家族体系。选举权、婚姻自由、教育机会平等以及新的劳动机会，改变了年轻女性和女孩的命运。

20世纪60年代，随着人口大量涌入城市、工业蓬勃发展，女性工人的贡献自然和男性工人一样不可或缺。新权利的有效行使，必然面临很多障碍。

在很多人看来，日本之所以在政治和经济方面陷入困境，一大因素是它迟迟没能让女性在关键岗位上发挥自己的才干。随着管理层的女性任职比例增大，昔日男性打造的网络迟早会被打破，而这个网络所巩固的政、商、官“铁三角”关系正是顽疾所在，难以通过放宽管制、行政优化等措施进行改革。与此同时，尽管宪法承诺男女平等待遇，日本的政治领域依旧由男性把控着，和其他发达国家相比，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

（作者为哈佛大学博士、普林斯顿大学荣誉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