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三个重要组成部分之一，也是我们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必修课。学好用好政治经济学，意义十分重大。在理论方面，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于整个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形成过程具有特殊地位。恩格斯说，无产阶级政党的“全部理论来自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在实践方面，列宁则把政治经济学视为马克思主义理论“最深刻、最全面、最详尽的证明和运用”。政治经济学作为观察和分析一个社会经济建设的望远镜和显微镜，通过运用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理论指导经济改革，运用政治经济学科学方法论揭示社会中占据支配地位的经济关系的理论指导经济发展。

“政治经济学”一词，是1615年由法国重商主义者蒙克莱田在其著作《献给国王和王太后的政治经济学》中第一次使用，这意味着经济学研究的问题不再是传统自然经济范围内的家庭经济管理，而是商品经济中国家或社会层面的重大经济问题。此后，配第、斯密、李嘉图、魁奈、西斯蒙第等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主要围绕如何增加国家物质财富以使人民获得最大福利展开研究，具有一定历史进步性。然而由于客观上时代的局限与主观上思维的缺陷，他们并不能真正科学解答一个国家或社会如何实现“富国裕民”，反而最终成为资产阶级为私有制利益辩护的工具。

那么，促使马克思研究政治经济学的最初动因，则发端于19世纪40年代初他担任《莱茵报》编辑时，第一次遇到要对所谓物质利益发表意见的难事。马克思通过对莱茵省议会关于林木盗窃和地产析分的讨论、关于自由贸易和保护关税的辩论，得出一个重要结论：“法的关系正像国家的形式一样”“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而对“这种物质的生活关系的总和”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求”。

为了进一步搞清楚人类经济活动特别是资本主义社会经济运动规律，1843年10月，马克思在巴黎正式全面开启了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他决定从唯物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立场来批判性地继承历史上经济学特别是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科学成分，其创新研究成果《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为唯物史观、唯物辩证法的创立作了必要准备。1845年，马克思移居布鲁塞尔，这一时期，《德意志意识形态》（与恩格斯合著）、《哲学的贫困》《雇佣劳动与资本》等一系列深深植根于对社会经济事实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科学分析的著作相继完成，为马克思主义的公开问世奠定了科学的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基础。

1848年，马克思移居伦敦。伦敦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成熟的典型地点，为马克思研究政治经济学提供了丰富实践资源，而大英博物馆收藏的大量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著作、官方文件和各种刊物，则提供了宝贵理论资源。1859年，《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问世，马克思在《序言》中指出，他从政治经济学中得到并一经得到就用以指导政治经济学的总的结果即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社会意识。在恩格斯看来，在现时代运用好这一经典表述，“一个强大的、一切时代中最强大的革命远景就会立即展现在我们面前”。

经过20多年呕心沥血刻苦钻研，1867年，划时代巨著——《资本论》第一卷终于正式出版。《资本论》的出版既在政治经济学研究领域实现了伟大而根本性的变革，标志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诞生，又使唯物史观和科学社会主义得到充分而严格的证明和运用，更在实践上为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解放事业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武器。正如恩格斯指出，“自从世界上有资本家和工人以来，没有一本书像我们面前这本书那样，对于工人具有如此重要的意义。资本和劳动的关系，是我们全部现代社会体系所围绕旋转的轴心，这种关系在这里第一次得到了科学的说明”。

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政治经济学的学习、研究与运用。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我们党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创造性地形成了新民主主义的经济理论。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为了走出一条适合中国自己的经济发展道路，毛泽东提出“写出一本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伟大设想。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邓小平盛赞1984年10月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写出了一个政治经济学的初稿，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的政治经济学”。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学好用好政治经济学”，中央政治局专门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和方法论”为主题进行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有关经济发展的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了习近平经济思想，指导我国经济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新征程上，面对深刻复杂变化的国内外经济形势，更加迫切需要学好用好政治经济学，深化对我国经济发展规律的认识，提高领导我国经济发展能力和水平，更好回答我国经济发展的理论和实践问题，不断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智慧和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