舆论场中，一直流行着一种论调，即“美国擅长从0到1，中国擅长从1到100”，意为美国擅长原始创新，中国擅长改良应用，因此在未来的科技竞争中，中国很难超过美国。

事实果真如此吗？

（一）

1927年，第五届索尔维会议在比利时布鲁塞尔召开。爱因斯坦、洛伦兹、居里夫人、普朗克、波尔、海森堡、薛定谔……一个个物理学史上如雷贯耳的人物悉数出席，这场盛会因此被冠以人类史上平均智商最高的会议。与会者的全家福广为流传，但遗憾的是，其中并没有中国面孔。

历史上，中国的“四大发明”、丝绸编织、茶叶种植等创新成果，毫无疑问对人类社会的进步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但如果我们只将牛顿建立经典力学、麦克斯韦统一电磁学、爱因斯坦发表相对论等自然科学方面的伟大进步界定为“从0到1”，那近代中国确实严重缺席。技术创新的衰败，也将中国原有的先发优势破坏殆尽。

而用同样的视角审视当时的美国，恐怕也很难将其视为一个擅长“从0到1”的科技强国。

在那张群星闪耀的索尔维会议照片上，只有2个名不见经传的美国人。在1901年至1939年间的128名自然科学类诺贝尔奖得主中，只有15位是美国人；1942年美国制造原子弹的“曼哈顿工程”启动，从计划提出到技术原理再到模型架构，都由欧洲科学家完成……

虽然在1890年美国就成了世界第一工业强国，但美国长期盛行反智主义和实用主义，科学实力很弱，以至于被当时的欧洲人调侃为人类科学的盐碱地。

正因为自身科学家数量和其人口及经济实力完全不成正比，美国才在二战欧洲战场即将胜利时制定“回形针”计划，将德国1600多名顶级科学家及其家属，通过特殊渠道紧急运往美国。

可以说，从最初的家底来说，美国并不占优，如果没有这一次人才掠夺行动，以及大量欧洲科学家为了躲避战乱移民，美国根本无法在二战后成为人类的科学中心，也就无法给世人留下“擅长从0到1”这一国家“神话”。

（二）

以另一个视角看，“0到1”“1到100”这种二分法，也是一种对科技创新的误解。

长期以来，人们一直持有一种观念，即基础研究是应用研究的源泉，因此基础研究上的新发现才是原始创新，拥有比应用创新更为重要的地位。

但是，这种单向度的“线性模型”，将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完全割裂开来。回顾人类科技史可以发现，科学研究并不是线性发展的。

比如，为了救死扶伤，巴斯德发现了微生物与疾病之间的直接联系并发明巴氏消毒法，由此创立了微生物学；比如，为了改进卫星通信，彭齐亚斯和威尔逊发现宇宙背景辐射，促进了天体物理学、粒子物理学和宇宙学等领域的发展；比如，为了减轻地震、风暴、干旱和洪涝的损失，才诞生了地震学、海洋学、大气学……

理论与应用如同一个硬币的正反面，是相互联系、相互推动、相互促进的，无从单独比较孰优孰劣。

同理，严格按照“0到1”和“1到100”的机械式划分来衡量一个国家的科技水平也是片面的。

我们看到，在信息革命中处于领先地位的美国，既有信息论、控制论等理论创新，更收获了晶体管、PC机、企业软件、互联网等技术应用方面的巨大成功，实现了产学研的不断循环。而今天的中国，在墨子传信、高铁飞驰、电磁弹射、光伏出海等应用创新背后，也有科学家在量子力学、材料科学、电气工程等领域的一大批原始理论创新成果。

说白了，科技发展是体系性的，能够产生领先的地方，基本就是从理论到应用的整体领先，每走一步都是创新。在这方面，中美两国并无本质区别，都有“基础研究—应用研究—设计开发—产业化应用—规模化发展”齐头并进的创新链条。

（三）

为何在观感上，今天的美国与中国在创新上表现得好像各有侧重？

如果对科学采取较为严格的定义，那么即便是现代意义上的、以实验和数学工具为特征的科学也已经有超过三四百年的历史，发展早已走向了细分化、专业化，远远超越一般人的知识更新速度。

就拿数学来说，庞加莱猜想是什么意思，纤维丛理论是什么，NP完全问题为什么难……这些概念即便由最专业的人士进行科普，也很难让公众明白其中的奥妙。

所以在客观上，公众对于如今科技前沿创新成果处于一种“知识缺失”状态，无法从专业知识的角度做出判断，只能依靠一些外在标准进行感性认识，比如获得诺贝尔奖的数量、媒体宣传、技术应用等。

然而，原始创新是开辟了一个全新的领域，常常不符合当时流行的看法，人们很难做出“预见”，也不易达成“共识”。有统计指出，诺贝尔获奖人所做出代表性工作与获奖时的平均时间差为16.1年。某种程度上可以说，诺贝尔奖衡量的是几十年前的“科学”成就，并非当下的“技术”水平。

媒体营销也在“科技强国”的形象塑造上提供了很大助力。一方面，美国科技公司极其擅长通过制造概念、发布会演示、社交媒体传播等方式，持续不断塑造高科技形象，让公众忽略那些失败的案例。比如VisionPro之于苹果、元宇宙之于Meta、完全无人驾驶之于特斯拉。

另一方面，我国科普事业发展长期跛腿，没有形成激励科技工作者投入科普事业的长效机制，导致科普内容质量不高。很多人只能通过生活中新技术的运用，比如基建工程、新能源汽车、光伏板等，来了解国家科技发展水平，产生了“中国擅长科技应用”的直观感受。

（四）

仔细审视“美国擅长从0到1，中国擅长从1到100”这种观点，还蕴含着一种偏见，本质上是“西方优越论”的新变种，暗示了美国人更“天生适合”进行开创性工作。

那些将之延伸至文化、体制等方面的论调也站不住脚。比如，有人说，美国人喜欢个人英雄主义，所以孕育了爱迪生、乔布斯这样的创新者；中国人重视实用主义和集体主义，因此擅长制造业和技术优化……这样的观点，其实是将文化当作了一成不变的东西，并将之视为科技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实际上，文化是多样的、动态的，是随着经济、教育、技术和全球化不断演变的。

今天的中国创新体制，既有国有企业勇挑创新大梁，向“卡脖子”难题发起挑战，也有民营资本积极投资，推动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既有高考制度统一进行人才选拔，形成“工程师红利”，也有少年班、强基计划、学科竞赛等多元方式，呵护奇才、怪才、偏才；既通过破除“五唯”松绑减负，让科研人员心无旁骛投身科研；也通过“揭榜挂帅”“赛马制”等，让有志者有自由施展才华的空间……多元化的途径架起了一座立交桥，可以实现人尽其才、才尽其用。

因此，“美国擅长从0到1，中国擅长从1到100”的观点在逻辑上过于简化且缺乏科学依据，潜藏着西方中心主义之下的刻板印象。我们必须擦亮双眼，避免落入这种“话语陷阱”。

（五）

1955年11月，钱学森访问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时，陈赓大将问他，“我们能不能造出火箭、导弹？”钱学森反问：“为什么不能搞？外国人能搞，我们中国人就能搞，难道中国人比外国人矮一截？”

经过70多年筚路蓝缕，我国已经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在许多科技创新领域实现了从“跟跑”到“并跑”“领跑”的目标。毋庸讳言，我国目前仍是创新大国而不是创新强国，突出表现在一些核心领域和关键环节还存在明显短板。

对此，我们不必妄自菲薄，陷入“是否擅长创新”的自我怀疑。而应当充分认识到，原始创新是长期积累的产物。比起世界上的科技强国，我国在创新方面所投入的时间与资源仍然处于一个追赶的状态，大量原始创新成果正处于“萌芽”状态。只要持续加大投入保持好现有的势头，中国定能迎来各种创新成果、奖项、应用的“井喷”。

当然，独立自主也不意味着大门紧闭。邓小平同志曾经说：“任何一个民族、一个国家，都需要学习别的民族、别的国家的长处……即使我们的科学技术赶上了世界先进水平，也还要学习人家的长处。”中国所走的自主创新道路，是在开放环境下搞创新，“聚四海之气、借八方之力”。对于美国的长处，我们也要学习借鉴。

“不为，则易者亦难矣；为之，则难者亦易矣。”我们的征程是星辰大海，踏踏实实走好自己的路，就一定能在搏击风浪中勇立潮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