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一声发令枪响，在中国香港残疾人运动员的带领下，来自16个学校和团体，超过100个来自上海、香港和澳门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学童，开启了“童步共筑爱国情”共融跑活动。阳光明媚，白云朵朵。孩子们与海风相伴，从尖沙咀香港文化中心露天广场出发，开始了2000米的奔跑。

我是香港立法会议员郭玲丽。作为活动的推动者之一，我们举办此次活动是希望给孩子们一个平台，让他们一起做开心的事情，也期望吸引社会对孩子们更多的关注。主流学校和特殊学校老师出身的我，十分明白在很多时候，这些孩子在社会中相当于“透明人”。即便有人关注他们，往往也不能理解孩子们的需要。当时活动没有封路，其他人能和孩子们一起跑，就连家长也没有想到孩子们可以完成整个活动。这次活动，让很多人真切地了解到我们同在一片蓝天下，让大众看见和理解孩子的需要，也能多支持这些家长，理解他们的辛苦。

我的童年成长条件很艰苦，一家6口人挤在8平方米的小铁皮房里，连自来水都没有。人均约1平方米都不到的地方，除了睡觉，几乎不可能做其他事情，更别提做功课。艰苦的环境锻炼了我坚韧的性格。我勤工俭学完成了中学学业。尽管学习之余还要打工挣钱，压力不小，我还是改不了贪玩的毛病，差点就走偏了。所幸，我遇到了一些好老师，他们尝试理解我的处境，以耐性及关心教导我，让我顺利毕业。正因为被老师温柔对待过，我选择了教师这个职业，秉持“生命影响生命”的理念对待我的学生。

从小的生长环境，让我更有同理心。“施比受更有福”，我认为帮助别人是一种福气。早在中学期间我就开始做义工，一直关注社会弱势群体；在主流学校当老师期间，我发现了特教孩子学习面临的困难，甚至有家长虐待孩子的情况。我开始转向特殊教育领域，并修完特殊教育学位课程，希望以一技之长，帮助更多弱势群体。

比起普通孩子，特教孩子群体更需要我们懂得与他们沟通。与情绪、行为有问题的学生打交道时，最难的是取得信任，且每个孩子的情况都不一样。我在特教学校所教的班级，人数较主流学校少很多，但这些孩子可能完全不懂识字，不喜欢做功课，除了情绪问题，也可能有暴力问题。有时候，能让他们在考卷上写下名字，就是一种进步。教育这样的孩子，需要付出更大努力。仅从时间投入上来说，一节课，可能备课就要投入在普通学校四五倍的努力。同一节课堂就需要准备4个版本甚至8个版本的课业，以应对不同状况。

记得我刚到特殊教育学校中学部教学时，有个比较高大的孩子把椅子扔到黑板下，表示对抗。我问他，你扔完了没有？扔完我就拍照了。他问我为什么要拍照，我说这是破坏公物，需要取证。这个孩子立刻就意识到我的坚持与立场，很快把扔掉的东西复原。还有一个孩子，父母离异，母亲坐牢。我注意到这孩子爱画画，而且画得很好。每星期，我都会把他的画寄给他妈妈。没想到，妈妈没过多久就去世了，我陪着孩子参加了葬礼。这个事给我很大触动，父母的错误让孩子承受了太多，而孩子是无辜的。所以我希望在我的帮助下给他更多关怀，让他从阴霾中走出来。让我开心的是，他走出来了。我陪他画画、表演话剧、参加比赛，让他走到了更大的舞台。他现在已经可以在普通中学正常生活了。

2017年，我在社福机构做义工，也在不同公营学校当过老师。在和学生们讨论的过程中，我开始思考香港国民教育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孙中山先生弃医从政的历史故事，对当时的我来说是莫大的鼓励。经过近二十年的基础教育工作后，我决定从教育行业转向政坛，为改变自己所见的现状而努力。

转向政界之后，生活节奏有了很大的改变。以前当老师时，上下班时间固定，生活比较松弛自在。但作为代表着香港立法会形象的公众人物，我开始注意对外的言行举止，严格要求和约束自己。立法会的工作不只围绕着教育界，我也会结识很多其他行业的专家，眼界有了很大延展。我工作很重要的一部分就是上传下达，希望社会加深对有特殊教育需要孩子的理解，推动在基础教育中对特教生在主流学校融合教育的支持，促进家校联系，做好调研工作。此外，更要准确真实地将国家的教育政策向下普及。这是我的责任，也是我的使命。

在政界的工作并不一帆风顺。2018年，对于我在家校联合和社区活动的一些工作，开始出现了反对意见。2019年，一度出现对我生命安全造成威胁的极端行为。我工作的办事处也曾一周之内被蓄意破坏5次。同事提醒我，外出工作不要走在人群前列。但我觉得在地区为人民工作、为人民服务是正确的。我不愿站在志愿者身后，我要冲在前面，勇敢地讲事实，公布我们所遭遇的不公。虽然尽力，但2019年选举我还是落败了。当时非常难受，但难过的不是失败的结果，而是觉得亏欠了支持我的群众和同事。但困难的事情总需要有人去做。选举后第二天，我重整心情，重振旗鼓，面带微笑去面对我的支持者，也面对未来的挑战。

作为民建联教育事务发言人，我觉得，香港融合教育的发展非常重要。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孩子们，并不一定代表着他们有缺陷或者能力不足，他们有自己的独特性。例如，有些孩子记忆力超群，有些孩子心算能力突出，有些孩子艺术细胞发达……只要有合适的平台，他们都可以大有作为。如果我们能及早识别、及早介入，做好融合教育，相信对保障孩子们的未来和促进社会和谐都大有裨益。

为此，在特殊教育领域，我希望可以提出一些行之有效的措施。首先是推动香港职业专才教育的发展，解决一些没有接受高等教育、缺乏一技之长傍身而早早进入社会的青年的再就业问题。现在香港已有10所学校在中学新增了职专教育的课程。其次，我格外关注孩子们的心理及精神健康。目前特区政府已采纳了我的提议，确立了精神健康分层架构，学校设立了三层应急架构，以更加科学的方式去处理学生的情绪、精神健康和心理层面的问题。再者，我也极力为患有孤独症的孩子们争取权益。有一类特殊学校因政策改变而招收患有孤独症的儿童，但资源上没有调整，争取理顺有关政策，增拨资源给学校；我还就香港特教生评估轮候时间过长向特区政府反映，争取政府增拨资源加强社福机构到校评估安排，现在轮候时间已比几年前减少一半。

从教多年，我深感爱国主义教育是一个逐步“进化”的过程。从认识国家，到认同国家，再到贡献国家。只有这样，孩子长大后的所思所想才能以国家为先，把自己的能力用在国家建设上。对此，我们经常组织考察活动，从历史脉络出发，让学生看到祖国日新月异的变化。在这个过程中，也让家长参与进来，与孩子们一同思考爱国主义的内涵与意义。同时，爱国主义教育离不开家庭，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个老师。家庭教育往往融入孩子生活的点滴之中。中华文化也不仅停留在书面上，更是深入每个人的生活习惯、思维方式里。这就要求家校合作，让家长参与到爱国主义学习之中，培养孩子的家国情怀，与孩子一同成长。

香港是一个国际化城市，我们希望与内地、与世界有更多交流。希望接受特殊教育的孩子，未来都有良好发展。他们可以走进内地，为国家建设贡献自己的力量；他们可以走向世界，以身为中国人而自豪。未来也希望更多内地学生与家长来到香港，了解香港的多元文化。通过两地的交流融合，以香港作为联通世界的平台，讲好中国故事，一起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

——香港立法会议员郭玲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