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张昭家族墓被发现于南京，引起读者热议。在“纪念朱然墓考古发掘40周年学术研讨会暨六朝考古学术工作坊第六期”会议上，学者公布了最新的考古发现：南京市秦淮区南部新城油库公园地块内，发现了一组墓葬群。经由考古人员发掘，编号为M170的砖室墓中出土了两方龟钮金印，印文分别是“辅吴将军章”与“娄侯之印”，直接锁定了墓主人的身份。

据《三国志》卷52《张昭传》记载：“权既称尊号，昭以老病，上还官位及所统领。更拜辅吴将军，班亚三司，改封娄侯，食邑万户。”按，辅吴将军一职类似于蜀汉名臣糜竺的“安汉将军”，是一种很高的荣誉象征，可视为孙权对张昭未居丞相之位的补偿，纵观三国，只此一例。张昭封地娄县，属吴郡，治所在苏州昆山东。张昭墓所在地，旧称“娄湖”。《寰宇纪》卷90称其“在昇州江宁县东南十里，灌田二十余顷，水入舰澳通秦淮”，可见“娄湖”之名当源自娄侯张昭（《读史方舆纪要》卷20）。

另值一提的是，张昭墓的规模并不大，有学者推测这应该与他生前实行简葬有关。这一方小小的墓穴，似乎昭示了张昭在东吴的“困局”——作为孙策的托孤重臣，堪称东吴“文臣之首”的张昭，看似备受尊崇，实则屡遭冷落，总结起来，就是“外尊内疏”。到底是什么原因，令君臣二人走到了这般地步？

张昭墓出土的两方龟钮金印 来源：南京市考古研究院

新旧交替的尴尬处境

诸葛亮《隆中对》有言：“孙权据有江东，已历三世。”孙氏经过三代人的发展，方有江东基业，其中的关键人物正是孙策。孙坚战死荆州后，作为长兄的孙策肩负起家中重担，在照顾老母幼弟的同时，他合纵连横，转战江东，仅仅数年便拿下吴郡、会稽、丹阳等重要根据地，奠定了江东八十年基业。而孙策的另一个贡献，则是留下张昭、张纮、周瑜等人杰，为孙权继承家业提供了极大便利。

但问题也出在这里。孙策留下的这些臣子，都带有明显的“孙策”标签，尤其是名满天下的张昭、张纮，他们与江东政权的联系，更多依托在孙策乃至吴夫人身上，而非孙权。《三国志·张昭传》载：“孙策创业，命昭为长史、抚军中郎将，升堂拜母，如比肩之旧，文武之事，一以委昭。”长史即“长吏”，为僚属之长，孙策外出征战之际，张昭总览诸事，政事军务一把抓。对于张昭，孙策给予其充分信赖，与之缔结“升堂拜母”的仪式，通过这种泛亲属化的方式加强彼此间的亲密关系，另一个有此殊荣的，正是他的发小周瑜。

正所谓“士为知己者死”。孙策自比齐桓公，将张昭视为自己的“管仲”，后者也没有辜负他的信赖。在张昭的辅佐下，孙策得以安定后方，并借助“二张”才名与江东大族进行深入往来。建安五年（200），孙策遇刺，临终托孤张昭，江东从此换作孙权来掌舵。然而，孙权并没有足够的威望与手段“降服”孙策留下的功勋老臣，多亏张昭及时表态，“乃身自扶权上马，陈兵而出，然后众心知有所归”，众人见张昭对孙权如此尊重，也对这位年轻少主生出了几分信任。而后，孙策之母吴夫人出面掌事。作为“升堂拜母”礼仪的核心人物，吴夫人深得张昭、张纮、周瑜等重臣敬重，在她的斡旋之下，并未建立成熟体制的孙氏政权竟成功实现了权力的内部交接。在此过程中，张昭亦出力颇多。

事情很快出现了转折。建安七年（202），吴夫人病重去世，临终托孤张昭。而后者将面对的，是一个走入正轨的新生政权和一个斗志昂扬、摩拳擦掌的主公。《三国志》的记载很微妙，吴夫人去世后，“二把手”张昭“隐形”了一段时间。往后追溯，就直接到了建安十二年（207）。彼时，甘宁新投孙权，向他献上讨伐黄祖的西进之计，张昭表示反对，认为“吴下业业，若军果行，恐必致乱”，但孙权最终选择支持甘宁。

不难看出，孙权与张昭之间已经出现了分歧，面对这位兄长、母亲都委以重任的老臣，孙权虽然明白他的忠诚，也对他十分尊重（如孙权后来所说，“入宫则拜孤，出宫则拜君，孤之敬君，亦为至矣”）；但他更信赖的，却是鲁肃、甘宁、吕蒙、诸葛瑾等人。这些人，要么是刚加入的新面孔，要么是受孙权赏拔才得以发迹，都带有孙权的个人标签，是他能够真正信赖并委以重任的人。“一朝天子一朝臣”，正是在这种“新旧交替”的背景下，孙权与张昭之间渐行渐远。

张昭家族墓出土的青瓷狮形插器 来源：南京考古研究院
　　

面对曹操的立场分歧

若没有赤壁之战，孙权恐怕并不介意和张昭这位功勋卓著的老臣将心比心。但随着建安十三年（208）曹操南下，欲会猎于吴的“恐吓信”到来，孙权与张昭就彻底离了心。面对曹操的十足压迫感，江东内部出现了两种声音。求和派认为，“曹公豺虎也，然讬名汉相，挟天子以征四方，动以朝廷为辞，今日拒之，事更不顺……愚谓大计，不如迎之”。反对者则鼓励孙权与之对抗。周瑜一言定鼎，将曹操斥为“汉贼”，而鲁肃的话却说到了孙权的心坎上：“今肃迎操，操当以肃还付乡党，品其名位，犹不失下曹从事，乘犊车，从吏卒，交游士林，累官故不失州郡也。将军迎操，欲安所归？”鲁肃的意思再明白不过，他们这些做臣子的，一旦投降曹操，依然能够高官厚禄；可是作为主公的孙权，在降曹以后又当如何自处呢？

鲁肃的话，令孙权坚定了与曹操对抗到底的决心，而想要求和的张昭等人，自此为孙权所不喜，这也是张昭为人诟病的地方。需要指出的是，受小说《三国演义》影响，读者多以为张昭是“带投大哥”，凡言投降派必首先提及张昭。其实，《三国志》中并未明确记载，张昭曾劝说孙权降曹；但确实有证据表明，张昭是赞同求和的。“子布、文表诸人，各顾妻子，挟持私虑，深失所望。”（《三国志·周瑜传》裴松之注）又《张昭传》裴松之注引《江表传》载：“权既即尊位，请会百官，归功周瑜。昭举笏欲褒赞功德，未及言，权曰：‘如张公之计，今已乞食矣。’昭大惭，伏地流汗。”这两则史料可表明张昭的反战态度，但也未直接言明他主张求和。孙权对张昭早有不满，而“战与和”问题的出现，则是二者矛盾激化的导火索。或因如此，司马光撰写《资治通鉴》时，才会将主动求和的“议者”改写为“长史张昭等”。张昭称得上是江东文臣的“意见领袖”，无论这些话是不是他说的，只要他已明确表态，都将算在他的头上。

荆州豪强蔡瑁、蒯越等人此前降曹，有十五人封侯，故后世有史家认为，张昭劝说孙权投降，不免有贪慕荣华之嫌。投降派中许多人或有“卖主求荣”的嫌疑，可张昭主张求和，却未必如此。早在孙策创业之前，张昭就已闻名中原，他少有才名，“弱冠察孝廉，不就”，后来徐州牧陶谦又辟举他做含金量更高的茂才，仍不就。以张昭的履历、才气及名望，他不需要通过“卖主”就能轻易“求荣”。张昭主张求和，更多是受道德伦理的束缚，认为汉帝所在方为正统，其思想也趋于保守，不愿冒险奋进，所以不赞同甘宁西进，亦不愿赌上江东基业去与正处巅峰的曹操对抗。这与孙权的立场截然相反。孙权年少登位，锐意进取，故而周瑜、鲁肃、吕蒙、甘宁等人能在孙权执政前期备受重用，而偏向于“限江自守”的张昭等守旧老臣，就难免与孙权渐行渐远了。

与孙权性格不合

史书中记载了孙权与张昭的激烈冲突。嘉禾元年（232）十月，割据辽东的公孙渊反魏，向东吴称臣，希望得到孙权支持。张昭表示反对，孙权却一意孤行，遣使前往辽东。二者为此发生了激烈的争吵，“权掷刀致地，与昭对泣”。张昭见孙权执意行事，乃闭门不出，不参与朝政，孙权大怒，命人用土封住张昭家的大门；张昭不甘示弱，亦从门内将门堵上，与之针锋相对。不久，东吴使臣在辽东遭到截杀，孙权悔之晚矣，“数慰谢昭，昭固不起”，被拂了面子的孙权又急又气，又派人放火烧张昭家的大门，可张昭还是闭门不出。孙权别无他法，只好先令人赶紧灭火，又亲自前往张昭家，驻足良久，这才请出了张昭。

陈寿曾评价张昭的性格，“辞气壮厉，义形于色，曾以直言逆旨，中不进见”。而孙权“性既滑稽，嘲啁无方”，与张昭截然相反。作为托孤重臣，张昭总有他的孤高与矜傲，但孙权终归不是“性阔达”的孙策。尽管他相信张昭的忠诚与办事能力，但以他的立场，很难将张昭当作真正的自己人。而张昭也清楚，孙权没法像孙策那样，给予他充分信任。

孙权称帝后，张昭没有当上丞相，而是被封为“辅吴将军”，位次三公。“辅吴”二字是孙权对张昭功勋的认可，“食邑万户”是他对张昭的经济补偿。不过，“昭以老病，上还官位及所统领”还意味着，孙权的帝王之路，再也不需要张昭为他保驾护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