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心有坚守,行为不逾矩。为政者不受外物干扰和诱惑，是一种高贵的品质。

白居易在《伤唐衢二首》中写道：“自我心存道，外物少能逼。常排伤心事，不为长叹息。”他告诉了我们一个深刻的道理：为政者心中存大道、能自持、有政德，就不会为外物所役使，就能保持气节，清正廉洁。

纵观历史，有循吏廉官，也有墨吏贪官，二者的一个最大区别，就是循吏廉官坚守大道，不随俗而化，不做物欲的奴隶；而墨吏贪官不能自持，多受外界干扰，在物欲面前败下阵来，贪污受贿，大肆敛财。可见，成为廉官不在于外界的干扰多厉害，而在于内心是否有不变的追求、永恒的道义。

这个“道”是一种定力。《旧五代史·晋书》记载，高汉筠在襄州供职时，有位恶吏私赠白金五百两，他说：“你不是多剥削农民，就是多榨取了商贩，吾有正俸，此何用焉!” 遂将白金悉数上缴，并告诫该吏不可再为。在当时动乱的年代，高汉筠能够在利诱面前不为所动，在歪风面前正气凛然，实属难能可贵。他以“吾有正俸”告诫行贿者，正是为政清廉的一种坚守。

这个“道”是一种气节。清代名臣张伯行任职江苏时，江南官场贿赂之风盛行。一日，六合县县令将自己绘的一幅画悄悄送到张伯行府上请其指教。张伯行回家后拿起画卷，竟从画轴里抖出一根金条。于是，张伯行找来县令，还赠一幅字画。县令欣喜收下，谁知回家后竟也从画轴里抖出根金条，再看张伯行所题墨宝：“一丝一粒，我之名节；一厘一毫，民之脂膏。宽一分，民受赐不至一分；取一文，我为人不值一文。” 一丝一粒、一厘一毫，皆关乎名节。张伯行正是像珍惜生命一样珍惜自己的名节，才能够始终保持清廉。

这个“道”是一种操守。《宋史·包拯传》写道：包拯“徙知端州，迁殿中丞。端土产砚，前守缘贡，率取数十倍以遗权贵。拯命制者才足贡数，岁满不持一砚归。”包拯命令制砚者仅制作够上贡的数量，在他任职期间没有拿过一块砚台。砚台是个好物，但包拯不为所动，体现了心中有“真宰”。正如古人所言：“操守要有真宰，无真宰则遇事便倒，何以植顶天立地之砥柱？”

对于“道”，不同人有不同的理解。但对共产党人来说，“道”就是理想信仰、党性修养，也是我们常讲的内因。主宰自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尤其是在物质利益、官位及名利的诱惑下，仍能坚守做人做官的准则，就更不容易。哲学讲，内因是事物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内因决定外因。党员干部心中有了“道”，就能永葆政治本色和崇高气节。焦裕禄以身作则，“任何时候都不搞特殊化”；谷文昌干干净净，“不带私心搞革命”；杨善洲秉公用权，权力“只能老老实实用来办公事”……他们能够一心一意为民办实事，把生命用在为党和国家干事创业上，根本原因在于自己有“主心骨”、把住了“总开关”。

当前，全面从严治党纵深推进，很多党员干部心中立起了大道，管住了手脚，坚持以严的要求约束自己。然而，仍有少数党员干部说不服、点不醒，刀悬头而手不停。有的甘于被“围猎”，用权力为他人谋私；有的乐于入“圈子”，追求官位乐此不疲；还有的醉心于“雅物”，成为了外物的奴隶。诸如此类的问题，探究起来，就在于这些党员干部内心失去了“真宰”、丢掉了大道。

“志之所向，无坚不入；锐兵精甲，不能御也。”新征程上，党员干部只有自觉涵养政德、职业道德、社会公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勤掸“思想尘”、多思“贪欲害”、常破“心中贼”，拒绝心为物役、庸俗放纵，做到正心明道、怀德自重、修身慎行，才能成为一心为公、一身正气、一尘不染的共产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