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前，一家三代“蜗居”在一间房子里并不是什么新鲜事。住房制度改革，不仅让老百姓的住房变大了，也催生了房地产这个庞大的产业，助力经济飞速发展。无数个家庭享受着改革开放的红利，“住有宜居”的梦想变成现实。

试点“公房出售”启动住房商品化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前，房子作为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一项福利，一直是由国家分配，个人承租。不论是党政机关还是工厂企业，盖职工住宅都得由国家拨款，导致建房速度太慢、欠账太多。

1980年，邓小平提出“住房要进行商品化”，房子被定义为商品，要用市场的方式解决住房问题。但住房制度改革关乎民生、影响经济，是改革开放最重要也是最艰难的内容，因此在全面改革之前经历了漫长的探索期、试点期。

那时候，北京放开了建房的渠道。除党政机关和事业单位盖房要由国家拨款外，大企业可以用提留的一部分资金盖房子；小单位本身力量有限，可以集资一起盖；有的单位还可以向银行申请贷款盖房。众人拾柴火焰高。这样做，加快了住房建设的速度。1979年至1982年，北京新建住宅1250多万平方米。（1983年4月22日《北京日报》3版，《结婚没房实困难 自有希望在前头》）

即使如此，因为公有住房的租金很低，每平方米公房房租仅1毛钱左右，不够房屋的维修保养费，政府和企业的负担仍然很大，不能为新建住房提供资金、形成住房供应的良性循环。公房低租金制度已经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出售公有住房，让住房成为商品，成为解决这个问题的最好出路。（1987年10月5日《北京日报》3版，《住房制度改革势在必行》）

在1988年国务院印发《关于在全国城镇分期分批推行住房制度改革实施方案》后，北京先在11个单位进行试点，1990年试点在远郊县铺开。顺义实行的住房制度改革，新房以每平方米390元的标准价加优惠向职工个人出售，回收的资金再建新房；旧房租增长2.5倍，解决了管理费和维修费的来源。当年，顺义内新建楼房700套，出售给单位，再出售个人，得款900余万元。同时，旧房提租使全县房租收入由之前的23万元骤升到80余万元，为县财政卸下了一个大经济包袱。（1991年1月30日《北京日报》1版，《顺义出售七百套楼房款 转化为危旧房改造资金》）

与顺义同时进行房改试点的还有延庆、通县、大兴等远郊县。试点成功后，房改向全市推广，加快了解决职工、居民住房困难的步伐，城镇居民人均住房面积也增至7.7平方米。住房建设资金逐步进入良性循环的轨道，同时也转变了人们的消费观念，“房子也是商品”成为人们普遍接受的观念。（1991年4月18日《北京日报》1版，《首都十年建设成就巨大》）

商品房在市场呼声中浮出水面

经过几年的探索、试点、总结，住房商品化的方向更加清晰。1992年1月，国务院办公厅批转了国务院住房制度改革领导小组《关于全面推进城镇住房制度改革的意见》，明确指出城镇住房制度改革是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要全面深化住房商品化。

同年6月，《北京市住房制度改革实施方案》公布，提出要坚持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共同负担的原则，改革低租金福利性住房制度，逐步实现住房商品化、社会化。之后，北京出台了《北京市职工购买公有住宅楼房管理办法》《北京市住房公积金制度实施办法》等10多个系列配套政策，为北京的住房商品化提供了政策依据和支持措施。

一批外销房的出现，给北京的商品房市场带来了新鲜的活力，也带动了北京内销商品房市场的发展。当时，对个人销售的内销商品房还比较少，作为试点的方庄商品房小区大部分房源都是被单位买走，只有个别楼作为特级商品房对个人销售。不过，虽然方庄公寓式商品房每平方米售价高达5000元，购买者的热情却丝毫不减。当时刚刚成立不久的北京市房地产交易所负责人称，前来登记的购房者已达300多人，而所里的商品房，不仅没有现房，就是期房也难说什么时候有。购房者纷纷呼吁政府多建商品房。（1992年12月19日《北京日报》2版，《“俏”起来的商品房》）

1994年，北京的内销商品房多起来，在首届北京商品房展销会上，62家参展商带来的近百万平方米的商品房中，绝大部分是适于大众的中档民居住宅，每平方米售价在1500元至5000元之间。通县、石景山及大兴的现房颇受青睐，供不应求。一家房地产开发公司带来的通县西马庄小区住宅，现房虽已售完，但垂询者依然不断。在另一家公司展台，花16万元就可以买到一套一居室住宅，吸引了许多感兴趣的人们。一个等房结婚的小伙子说：“盼单位分房恐怕要等到猴年马月，倒不如自己掏钱买个单居。”（1994年4月2日《北京日报》2版，《普通商品住宅成为市场主流》）

通过市场化的运作，北京的商品房如雨后春笋般生长起来，北京人的住房条件大为改观。2000年，北京人均住房面积已达15.3平方米。（2000年12月28日《北京日报》1版，《为有广厦千万间》）

经济适用房成新住房体系引擎

1998年6月，国务院发出《进一步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加快住房建设的通知》，提出全面停止福利分房，住房由实物分配转为货币化分配。对不同收入家庭实行不同的住房供应政策，最低收入家庭租赁由政府或单位提供的廉租住房，中低收入家庭购买经济适用房，其他收入高的家庭购买、租赁市场价商品住房。经济适用房作为一个新的概念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一个以经济适用房为引擎的全新商品房时代随之到来。（1998年8月28日《北京日报》2版，《经济适用房圆你购房梦》）

据统计，当时北京年收入6万元以下的中低收入家庭占家庭总数的70％，这些家庭的住房问题能否解决好，关系到房改能否成功。1999年9月，北京首批经济适用房浮出水面。这些房源只有7项开发成本，利润限于3％以下，并且使用的是政府划拨土地，不用交或少交土地出让金，房价要比商品房低30％至40％。比如东北五环边的天通苑小区均价每平方米2650元，北五环外的回龙观小区均价每平方米2600元，西四环边的今日家园均价每平方米4450元。很多项目供不应求。（1999年9月11日《北京日报》5版，《房改方案拉动消费 经济适用房热销》）

经济适用房极大地满足了中低收入者的购房需求。一位购买天通苑小区的市民说：“我和爱人都在安定门外一所学校当教师，是无房户，一直在外面租房。现在孩子大了，要买房。离市区近的商品房都太贵了，根本买不起；太远的，上下班又实在不方便，两头为难。后来听说天通苑是经济适用房，享受政府的优惠政策，房价比较低。到现场一看，欧式大花园、喷泉、雕塑，真是漂亮。而且离市区也不算很远，交通挺方便，我们买了80多平方米的一套两居室，总价20多万元，作了10年的公积金贷款，首付不到3万元，每月还款2000元左右，这可比租房强多了。”（2000年1月18日《北京日报》12版，《天通苑为什么卖得火》）

从1998年到2006年，北京一共批准了52个经济适用房项目，19.2万户家庭购买了经济适用房。2014年，北京正式推出面向中端家庭的自住型商品房。自住房的价格原则上是同等地段、同等品质商品房的七折，因此，这种“七折房”成为一大批刚刚投身工作的上班族首选。

在租赁性保障房方面，从2001年首批“廉租房”正式面向困难家庭配租，到2014年廉租房、公租房并轨，北京公租房共惠及16万家庭。通过这些改革举措，到2018年，北京城镇人均住房面积比1978年提高了约4倍。（2020年8月20日《北京日报》10版，《安得广厦千万间》）

加快建立租购并举的住房体系

国际化大都市的住房问题是个世界级难题。面对国内商品房价格不断上涨的形势，2016年，中央经济工作会上提出：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2017年，确立了建设租购并举的住房体系的新模式。

2017年3月，被称为“史上最严政策”的“北京3·17新政”出台：包括认房又认贷，加大限购力度等。在接下来的短短18天里，北京又接连出台10个细化政策。这些措施堵住了快速转手的缺口，一定程度上抑制了房价快速上涨。

之后，北京市在加大普通住宅用地供应的同时，还加大了保障房供应和补贴力度，5年建设筹集共有产权、公租房各类政策性住房达到41.4万套，租购并举的住房保障制度逐步完善。2020年，工作不到5年的居民许方申购了通州一处共有产权房，一套小三居全价270万元，完全在他的支付能力之内。（2021年9月17日《北京日报》9版，《解决“急难愁盼” 提升群众幸福感》）

在市场租赁住房方面，为了增加供给，提供多层次的房源，维护租赁双方的合法权益，2022年9月，承载了各方期待的《北京市住房租赁条例》开始执行，《条例》明确规定，要多渠道增加租赁住房供给，特别提出鼓励集体建设用地上租赁住房的建设和农村宅基地上闲置住房依法出租。这对于租赁住房来说是个历史性的突破，能更好地解决青年人、新市民的住房问题。（2022年8月23日《北京日报》3版，《推动住房租赁行业规范健康发展维护群众切身利益》）

近两年，北京市继续加大保障房的供应力度，仅2023年就实现建设筹集保障性租赁住房约8.15万套（间），竣工各类保障性住房约9.27万套（间）。（2024年1月11日《北京日报》7版，《去年保障性住房竣工9.27万套》）为破解应届大学毕业生安居难题，本市推出了多个保障性租赁住房青年公寓项目。此外，城市运行服务保障人员也成为保障性租赁住房的供应重点。

一系列改革措施有效地加快了北京建立、完善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的长效机制，健全的购租并举的住房制度初步成型。未来，以政府为主提供基本保障，以市场为主满足多层次需求，通过多种方式实现“居者有其屋”的中国特色住房模式，将让北京百姓住得更宽敞、更舒适。  

资料来源：京报集团图文数据库